“东方奇观”背后的文化消费政治

张艺谋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导演的“北京8分钟”的文艺表演,展现出东方奇观的影像文化背后蕴涵的文化消费政治。这说明了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话语机制的东方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渗透,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殖民语境下自我文化阐释的焦虑。     

刘师培民族主义思想探新（1903—1907）

“民族”一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近代传入东方后，日本、中国的知名人士都依据自己的传统，并借鉴别国的理论，创造了“自我”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刘师培的民族主义思想即是一例：中国文化至上主义的夷夏观、西方及日本的集于一体。这表明，在传统与近代之间，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微”传播语境下文化自信的建构维度

“微”传播是当下较为活跃的传播模式之一。为适应文化自信建设的需要,在对“微”传播进行语境定位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利用“微”传播模式,建构文化自信建设的三个维度,即:古为今用,重视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重视传播革命文化;顺应潮流,重视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在此维度上勾勒出文化自信“微”传播的战略方式:一是坚定和增强文化自信,打破以往的传统模式;二是坚定和增强文化自信,激活创新性思维;三是坚定和增强文化自信,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世界文化一道形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     

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路径探析——基于制度绩效与理论建设的双重维度考察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构经历了话语依附——话语反思——话语自觉——话语自我论证——建构国际话语权的发展脉络。当前,在“西话主导,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下,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构面临西方舆论宣传机器的选择性报道与信息屏蔽、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的简单平移或嫁接等困境,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完善并细化增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配套制度,搭建传播平台和媒介,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     

电子游戏、地缘政治与美国的世界秩序图景——基于美国“军事娱乐复合体”的实证分析

电子游戏是一种新兴的大众文化产品，具有独特的参与性、互动性等媒介特征以及显著的意识形态属性。不同国家的电子游戏折射出不同的战略文化和外交传统。流行于美国的第一人称射击（FPS）游戏，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体现了美国黩武主义的外交传统和冲突型的战略文化，是当前美国“军事娱乐复合体”生产的最重要的大众文化产品，在美国国内及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20年来，美国主流FPS游戏持续输出同质化的意识形态与战略文化，将虚拟的世界秩序建立在“好”与“坏”、“强”与“弱”、“文明”与“野蛮”、“社会内部”与“社会外部”之间的对立之上。美国FPS游戏塑造了地缘政治“邪恶他者”与“仁慈帝国”之间相互对立、处于永恒战斗状态的世界观，建构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基于“道德等级”的世界秩序。美国FPS游戏宣扬美国霸权，以技术例外主义的物质性权力塑造不受约束的政治例外主义，并通过精心设计的游戏叙事、机制，建构美国霸权的合法性权力。以FPS游戏为代表的美国新兴大众文化产业对内影响美国公众的认知、对外传播美式价值观，已经成为现阶段美国最重要的一种软实力工具。     

“视觉殖民”：好莱坞电影意识形态运作逻辑批判及应对

感官刺激、意象建构、具身带入是美国好莱坞电影“视觉殖民”意识形态的三种典型运作逻辑。在电影“视觉框架”下,文化的商品属性掩盖了美国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为对观众心理与精神的控制,呈现出眼见为实的“视觉殖民”现象。在意识形态与电影剧情叙述的张力之间,美国意识形态得到了好莱坞电影技术的辩证维护,并借由好莱坞成熟的技术和推销模式,实现了潜移默化地向观众推销的目的。因此,深刻揭露和批判好莱坞电影意识形态的运作逻辑,有助于认清美国文化霸权的本质,切实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刘师培民族主义思想探析(1903-1907)

"民族"一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近代传入东方后,日本、中国的知名人士都依据自己的传统,并借鉴别国的理论,创造了"自我"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刘师培的民族主义思想即是一例:中国文化至上主义的夷夏观、西方及日本的集于一体.这表明,在传统与近代之间,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思潮及其影响研究

西方文化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为重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流派。自诞生以来一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左派思潮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其重视挖掘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理论的研究成果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文化研究中所折射出的泛文化主义问题、民粹主义问题也值得人们反思和再研究。     

中国政党制度类型话语的建构路径——从“一般类型”到“新型”的逻辑展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其在类型层面深受源自西方的、以“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为基本框架的“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的掣肘。这要求中国在与“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的博弈中建构符合本国实际的政党制度类型话语。建构中国政党制度类型话语既应充分认识到“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的以政党数量为划分标准的思维定势、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的笼统分类、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的二元对立等局限性;也应看到“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内含的追求民主政治、重视制度因素、警惕和防止权力腐败等价值;更应在遵循“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建构历史与现实的轨迹、注重“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基础的事实引证及学理支撑、挖掘“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内蕴的政治智慧、加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译介和传播等方面突破“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从而建构具有解释力、说服力、传播力的中国政党制度类型话语。     

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普世化价值

当代中国要真正实现“大国崛起”,不仅要以经济崛起作为支撑,更需要以文化崛起作为持续发展力,需要自身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如何重新为世界所认识,有赖于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发现东方。并以“文化输出”这一具体实践,将中国文化的新世纪阐释传达给世界。因此,应通过提升个体的文化修为,促使民族文化逐渐走向自觉自信,使中国文化“再中国化”之后获得新能量和普世性,在与西方优秀文化差异性互补中,成为真正的大国文化。     

泰戈尔与“东方学”

作为学科的“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20世纪初在东西文化对话中,东方的知识精英审视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立场的“东方学”。泰戈尔是东方“东方学”的奠基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成为西方真正认识东方的文化象征。他是在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中,具有整体东方意识的思想家和诗人。他对“东方学”的许多课题都有自己的思考,对东方文化的精神实质、现实中东方文化的建设策略、东西方的关系等论题都有具体、系统的探讨与建构。他创办的“国际大学”,成为东方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了大批东方传统的继承者和研究者。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路径

长期以来"修昔底德陷阱"被视作国际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中关于新兴大国崛起必然挑战现存大国地位的经典论述是否站得住脚?总结分析历史上新兴大国雅典和守成大国斯巴达争霸的根本原因可知,"修昔底德陷阱"是出于美国对霸权地位衰落的隐忧和西方自我建构的需要。顺应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运用规范性力量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和共同发展,通过承担责任倡导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以中国智慧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兴大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方案。     

“躺平主义”的形成机理与破解路径

“躺平主义”是一种借助网络媒体的发酵和传播逐渐演化成的社会症候和群体精神危机。多元化生存压力是“躺平主义”产生的环境因素，国外“丧文化”的渗入是外来文化因素。经过传播技术变革的传导和催化作用，“躺平主义”心理产生。破解“躺平主义”，需要精准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优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路径，重塑青年群体的劳动价值观和奋斗精神。     

国际关系主流学者跌入了“科学主义陷阱”

许亮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陷阱”》（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中指出：国际关系理论自从其诞生起，就处于争论和分裂之中。从始于20世纪20年代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道德观之争，到50年代兴起的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方法论之争，再到70年代开始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合作观之争，以至90年代后显现的“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之间的本体论之争，     

共情、融合与互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和核心话语,深入剖析其对外传播路径的特点、规律有助于破解中国和平崛起的舆论困境。在传播内容上,要挖掘共情基础,设置共同话题,以现代和平发展思想、东方传统思想、他者文化故事求共识;在传播渠道上,要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国内媒体与境外媒体、官方媒体和民间媒体的融合互通;在传播效用上,要拓展评价谱系,注意信息反馈,增强互动意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研究为例,有利于跨越不同的文化和认知结构,创新政治传播路径,更好地传播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     

西方“以恶抑恶”的制度伦理及其正义价值取向

作为西方经济文化形态的制度伦理以人性本恶为出发点,演绎出以法正义为核心,“以恶抑恶”、“以恶增善”的制度伦理,它内涵着契约和法治精神的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公平转让和各得其所的“分构”性正义价值取向。西方政治文明的历史传统为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提供了思想资料。在弘扬本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汲取西方“以恶抑恶”制度伦理法正义诉求的合理内核是当前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屌丝文化”的社会心理审视

“屌丝文化”反映出社会变革转型期的时代特征和精神气质，透视了社会心理结构的变迁。“屌丝”称谓放大为自我审视的精神符码，其传播具有庶民叙事的特征，网络亚文化由下而上的”话语革命”方式表达话语权的获取与崛起。屌丝文化是自嘲中的解构与身份认同中的建构。它意味着草根阶层或弱势群体更多的获得了诠释自己生活的角度与权利。屌丝文化所反映的集体焦虑，折射了社会内在的深层次问题。其代表的自嘲韵味是解构文化中的快感和胜利，这和阿Q精神有着内在传承性，网上的愤青往往是现实生活中的屏丝。“虐骂”和“求虐”心理是屌丝文化中集体喷射的快感。     

从康德的“三大批判”看文化价值观五种力的建构

文化价值观是人们关于文化的利害、善恶、美丑等问题的总看法和总观点，反映文化对人的意义。文化价值观的成型需要建构五种力，即辨别力、选择力、运用力、传播力和创造力。在对康德的“三大批判”进行诠释基础上，认为辨别力、选择力的建构依赖于人的哲学思维方法，运用力、传播力的建构离不开人的社会实践，不以功利性为最终目的，创造力建构的源泉是广大人民群众。     

全球视野下“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

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的竞争力中占据核心地位。每个国家、族群在传承文化的同时,更需要善于推介自我文化,以赢得其他文化的认同。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内涵要义,包括文化传承的自觉与自信、文化软实力提升与国家形象建树、消除偏见误读与话语权建构。实践中,文化推介上的渠道方式过于单一、自身文化存在断层、文化推介人才缺失等原因,造成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困境与瓶颈。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多维度思考“什么走出去”“谁引导走出去”等问题。     

关于“三元互克说”之中间民族共同体

三元互克说是季卫东教授在其《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中提出来的概念,旨在说明主权、霸权、人权之间的相互博弈,及其在全球化进程所起的作用。其中对中间共同体的论述虽然稍嫌简略,但很有启发性。本文籍这一启发,对人权与主权之间的中间民族共同体进行论述,揭示学术界对东西方有关人权、主权的观念差异,指出以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和三元互克说作者所持二分法的东西方有关集体(团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看法的局限性;并得出初步结论:民族国家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正处在成为中间共同体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