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异化与腐败

我国社会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官本位”和“金本位”并存,公共权力异化导致严重的腐败。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过渡,威胁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权力异化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与现实根源,我们要从源头上防止和消除权力腐败。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合宪性检视简

中国宪法不仅将“两个积极性”条款作为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般原则,同时也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任务”、单一制国家结构以及权力分工等规范,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确立了规则、界限和方法。宪法确立的“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任务要求最大限度释放地方财政,以激发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而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限定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限度,要求财政分权必须保证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的控制和监管。同时,横向分权与纵向财政分权互相牵制,体现为复杂的权力博弈形态。这要求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进行制度化规制,并最终导向公民权利的实现。     

人大在改革中如何加强立法工作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和对国家重大问题决策的权力。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并对如何建立市场经济,如何进行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作了具体的部署。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人大如何加强立法工作呢? 一、立法步伐要加快 没有法律规范的经济将是一种无序的经济。现在的经济生活太需要法律规范了。目前立法步伐虽然加快了。但法律滞后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观。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一些同志对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至今还认识不足,总觉得法律碍手碍脚,或者从局部利益出发,只要在立法过程中感到某个条款、提法于己不     

我国地方政府权力来源之分析

地方政府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民众有着直接、广泛、密切的联系，对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重视地方政府权力的正确行使，保证地方政府有效治理地方事务，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我国地方政府权力的真正来源是什么以及如何正确行使我国的地方政府权力，可以通过分析我国早期地方政府体制的确立、不同时期地方政府的权力及其来源演变、以及我国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来源来揭示。     

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是我国宪政的基础

国家与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立为政府权力的行使划定不可逾越的界限,构成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冲破了几千年来我国“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造成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立,为我们进行政治制度的创新,建立宪政民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社会主文初级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表征、本质和基本架构——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

我国是在社会与国家高度同一的历史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没有经历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与国家分化的历史时期，而“所有权、自由、平等”的社会机制和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正是这种分离所造就的，因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表征为社会与国家现实的分离。但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从所有权上消除了二者冲突和对立的社会根源——资本支配劳动，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也减轻了其现代化过程中的“分娩的痛苦”。同时，这个“从根本上消除”意味着社会与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这样，社会与国家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合作的和谐关系，它需要同时建设现代化的社会和现代化的国家，以便在“现代化”这个更高层次上为社会将国家权力重新收回创造条件。     

比较国家建构:近代西欧的历程与中国语境的阐释

国家建构是指国家能力的增强和权力扩张的过程,它所描述的是近代西欧各国在中世纪的政治基础上建立主权独立的中央集权式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战争和地缘政治压力的驱使下,西欧各国的中央政权开始向基层社会进行渗透,加强控制,逐步剥夺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以实现中央政权对地方社会的直接统治。而将近代西欧国家建构的历程与中国相比照,则无法逐一对应。中国自秦汉开始就建构起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国家政权虽然没有很强的社会管理和控制能力,但却拥有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和强制干预的能力。与西欧相比,除未形成"民族"认同外,中国早于西欧千余年就已建立起类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辛亥革命后的政治进程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国家的重构。因此,对于当今中国的国家建构而言,其核心任务是通过由"民族国家"建设向"民主国家"建设的转向,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达到"权威"与"民主"的制度均衡。     

“内生腐败”及其成因

中国历史上的官场“内生腐败”现象是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系统性、联动性的内生拓展型权力腐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原来的“全能主义”中央威权政治逐渐式微，全民政治动员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淡出，一些地方政权中滋生出“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正在向群体化、集团化、规模化、半公开化扩散的趋势发展，最终将形成一个能左右当地官场政治生态、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地方性权力实体”。这种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地方政治退化现象被称为中国武的“地方政权苏丹化”，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互相脱节。     

论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格局变迁

改革开放冲破了传统体制下的单极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政府权力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转移,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地方政府既向市场、企业、社会转移了相当部分的权力,同时又拥有部分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没有逾越行政分权所致的弊端。地方政府最终只有将经济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社会管理权和自治权重新回归企业、市场和社会,才是地方政府权力格局优化的长期目标和最优选择。     

中国元首外交的兴起——一种国内政治的考察

中国元首外交是中国特色“首脑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元首外交在数量上渐显活跃、在形式上渐显多样、在内容和性质上渐具实质性意义。国内领导体制的变革对中国元首外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高领导体制的转型,使中国国家主席成为集执政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于一身的真正的“国家元首”。国内政治的“外溢作用”强化了国家主席的权力地位,拓展了元首外交的实践空间,进而使中国元首外交的兴起成为可能。     

民族自治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方位及政府推动其发展的作用与问题

民营经济发展是民族自治地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过程中的自然选择。政府推动民族自治地方民营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有关部门对民营企业认识上的落后观念；完善对民族自治地方民营企业法规政策贯彻落实的变通机制；制定有利于实际发展的政策法规，使民族自治地方的民营企业发展得到扶持和帮助；应优先解决“三乱”和与国有企业相同待遇问题，消除所有制歧视。     

浅论我国政治法治化简

在确立“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法治”进一步强调“依法治权”，即要求法律具有制约国家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两个方面的功能。这就要求国家的政治生态要从权力主导向宪法主导转变，强调政治的法律化和法治化，要用宪法规制国家权力，并努力使其超越权力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同时，逐步实现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的法律调节，实现政治问题的法律化解决。     

法治和民主的几个问题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社会的进步与落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息息相关,无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无论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还是社会主义文化崛起,其基础乃是完善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有法可依,侧重于立法环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工作机构,面对31个省和2千多个县,13亿人口,全国人大法委会首先面临一个地方情况千差万别,大系统与子系统错综复杂的局面,所以就国家立…     

吻合、变异、离叛——晚清绅士与国家权力的演变初探

晚清时期，绅士的社会角色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发生嬗变，绅士阶层由国家正式权力体系外的社会力量逐渐转变为地方行政体制内的权力实体，绅权的扩张使绅士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异，由最初的紧密合作、互为支持的良性状态逐渐转变为冲突对抗的紧张状态，导致地方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晚清国家权力与地方绅士之间的权力涨落，折射了晚清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     

论国家结构与两岸统一

国家结构是国家的中央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整体与局部之间的组成关系。国家结构形式主要可以分为单一制国家和复合制国家。根据历史民族情感、国际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制的国家,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两岸的统一不能援用“两德模式”、“两朝模式”,只能采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无讼”的理念及其现代诠释

“无讼”的观念在传统中国为伦理思想、国家权力和社会结构所支撑，而从其目的论上讲则在于追求社会和谐与中道，但这种追求不可能在根本上消除诉讼；“无讼”与中道精神相契合，但要达到“无讼”的境界实非易事，而必须仰赖于实践智慧；“无讼”表明了中国人主体自我意识和权利观念的匮乏，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今天中国人主体自我意识和权利观念的增强，就可以忽略“无讼”的现代价值，今日之中国依然需要珍视“无讼”这一传统法治资源。     

论人大权力与人民权力——关于人大制度的法理思考

“最高国家权力”与“国家最高权力”是有区别的概念.依我国现行宪法,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全民)才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是高于全国人大、也高于执政党和其他任何国家机构的权力主体.全民权力的“最高性”,在民主国家直接体现为全民直选权和全民公决权.在我国体现为全国人大由人民(全民)间接选举产生,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民权力亦即整个社会主体的权力,高于各种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因而也可以说是最高的社会权力.     

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中国地方治理发展的新趋势

综合考察当今中国各地的地方治理，我们会发现一种新的趋势正在出现：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向基层社会延伸，并在地方治理中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基层社会自主性逐步加强，基层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逐步加强并规范。这一新的趋势表明，基层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协同发展的关系正在形成，良好的中国地方治理，既需要有力高效的政府，也需要一个较强自主性的社会力量。     

对中央-地方力量格局的再探讨——基于权力手段与权力类型的分析

中央-地方关系历来是研究中国政治的焦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研究都从“分权”的视角出发，认为分权导致了中央权力弱化，并将再集权作为加强中央控制力的必然选择。但是，不论是在分权或是再集权下，地方主义导致中央政策无法顺利执行的现象都是长期存在的，这就需要对中央权力弱化的原因做进一步挖掘。本文运用罗伯特·达尔的权力理论，指出“集权-分权”视角的缺陷在于将“权力基础”错误地当作买际权力，而要深入研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同时，本文还结合迈克尔·曼关于强制性权力和建制性权力的界定，以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对于国家能力的影响．认为“中央-地方关系”研究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以及这些“权力手段”会带来什么类型的权力。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展望

“权力转移”理论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为研究视角,认为权力转移是引起大国冲突的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其实,在国际体系中,大国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的规律,因而权力转移也是一个客观的现象,它能否引起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新崛起的国家在一定的国际体系中所选择的国际战略密切相关。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争取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以“中国道路”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崛起”并不必然伴生“中国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