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产阶层社会风险及其社会治安治理

随着我国中产阶层规模和比例的不断上升,有效化解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中产阶层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形态、经济条件和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中产阶层显著不同的是,我国中产阶层还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不稳定性"和"内部分化"问题突出,容易引发社会风险。该风险主要来源于中产阶层经济利益的不安全感、制度规范的动荡感和日常生活的焦虑感。从社会治安治理的角度看,化解中产阶层的社会风险需要健全中产阶层经济利益风险发现、反馈和预防体系,推进法律实践的制度规范建设,完善中产阶层思想意识的风险动态监测体系,提升适应中产阶层需求的治安服务工作质量,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吸纳中产阶层的纽带作用。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及其规避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带来了治理技术的安全隐患、治理主体的替代危机、治理行为的价值缺失和治理责任的模糊不清等风险。人工智能的技术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赋能治理与侵犯权利的双重效应以及兼具治理工具与治理对象的自反是其风险根源。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规避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综合性公共政策框架。概而言之,要以数据与算法治理为基础,加强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源治理;以优化与完善社会政策为保障,彰显技术治理行为的价值理性;以风险评估与社会实验为手段,开展人工智能风险的监测预警;以社会合作与共治为架构,推进人工智能风险的协同治理。     

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机制论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     

新时期社会风险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参与路径研究——基于江苏社会风险的视角

近年来在社会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的社会组织在环保、医疗、宗教、慈善、教育等领域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江苏省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社会风险的探讨,剖析了新时期我国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的紧迫现状并依据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独特优势,提出了优化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现实路径。     

风险社会视域下数字治理的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

数字化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活等方面已经显示出强大力量。在风险社会视角下,数字治理能够改进科层化治理体系不足,重构风险治理空间边界,整合风险治理资源,对于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智能化、风险治理精准化、风险决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数字治理也面临着数字鸿沟、信息安全、权力垄断、伦理风险等问题,数字治理给风险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对此,需要采取有力措施优化数字治理路径,完善法律法规和伦理制度建设,促进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融合,通过多元治理主体协作共治,规范数字权力运行,不断提升数字治理法治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当代环境问题及其治理

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而风险社会中的环境问题也具有与传统的环境问题不一样的特征.因此,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理解风险社会中环境问题的特征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设计婴儿”技术实施的风险及其伦理治理

设计婴儿是借助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对婴儿按照人类的意愿和目标进行的具体设计。设计婴儿让不孕不育人群实现生育自己子女希望的同时,也隐含了巨大的社会风险。伦理治理是设计婴儿风险控制的基础措施。生物科技时代如何在保障科研自由的同时,防止设计婴儿技术的滥用从而危害人类健康和人类未来发展,这就需要不断探索设计婴儿技术伦理治理的有效途径。有效地实现伦理治理需要通过对基因技术开展前瞻性的预防和后视性的评估,以增强科学家个体和群体的道德敬畏感,实现对科学共同体的内部约束和治理。同时,还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制度设计控制人的行为和后果,实现对设计婴儿技术的外在管理和制约。     

我国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政策思考

社会稳定风险是工程项目建设的内在属性,并且遵循着"技术生产—制度诱发—主观建构"的生成与演化过程.项目建设的施工安全、邻避效应开启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治理,然而社会稳定风险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同时还包含着风险程度与级别的差异化呈现,以及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行动策略加剧了社会稳定风险的生产与演化.根据达伦多夫的理论阐释,将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程度归结为"低强度—低烈度、高强度—低烈度、低强度—高烈度、高强度—高烈度"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主体分歧的弥合,以及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诱发变量的分解与阻隔.同时,我国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及政策导向有着鲜明的本土意涵,风险治理需要立足于工程项目技术风险及其"相处"问题,明确本土风险治理的制度环境,促进公众有效的风险沟通与权益表达正常化、规范化,才能实现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规避与常态化治理.     

论风险社会中的治理变革

人类正处在风险社会中,这是人类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在风险社会中去谋求社会治理的变革应当拥有面向后工业社会的视野,也就是说,需要对工业社会中所形成的治理体系及其结构进行全面反思。一方面,通过政府及其治理的变革去应对当下的风险社会;另一方面,建构起后工业社会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其中,首先突出的是合作的理念和行动。但是,由于受到工业社会的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在需要合作应对风险的条件下,西方国家却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沿用旧的方式去处理国际关系和应对危机,这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     

现代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其出路

现代性是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基本原则,它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治理结构,本文借鉴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试图探讨找到现代性社会治理困境的出路、建立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治理观的可能。     

社会治理视角下舆情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深度调查报道、政府权威发布的传播效能相对下降,碎片化、情绪化、音视频等渲染式信息则很容易成为社交舆论场主流,造成舆论被“带节奏”、民众固化“社会成见”、在社会面形成“塔西佗陷阱”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风险挑战。因此,应建立风险研判体系,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完善防控协同机制并做好决策与执行的衔接,落实责任机制并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从而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风险社会语境下公民参与式治理探究

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单一的官僚制政府治理带来不可避免的公共管理危机。公民参与式治理是有效应对政府治理失灵风险的一种治理工具,其实质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共治,也称之为复合治理。其基本价值是:参与式治理可以规避政府失效,达致和谐的政府治理;有利于实现宪政民主,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实现社会善治。实现参与式治理的路径是:新型的转化性领导的出现、确立政府公务员的代表性公民角色、培育公民参与伦理、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     

社会治理：元宇宙的风险及规制

元宇宙不同于传统的现实空间,是基于区块链、数据等技术而打造的相对独立于现实空间的虚拟空间。元宇宙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运作,催生了新的社会风险,可能对经济、技术、法律、社会产生负面效应。因此有必要重视元宇宙的风险治理,以顺应社会结构变迁的需要,从转变法律治理方式的紧迫性出发建构体系化的治理机制。通过加强元宇宙身份认证模式,建立元宇宙监管模式、依法治理用户行为,及加强元宇宙底层技术的治理来有效防控其风险。     

邓小平的风险思想及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启示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风险与挑战。邓小平同志对风险做了一系列十分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全面系统的风险思想。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重温邓小平风险思想,吸收其思想精华,探讨当前我国社会风险与社会形态、时代背景、文化心理、社会结构与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对于克服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风险、保证国家安全、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把改革引向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安全生产网络状治理模式初探

当前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由现代性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双重风险社会＂的挑战。安全生产风险已成我国当前最主要、最突出的风险。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化安全生产治理模式陷入了＂治理失败＂的困境。为了走出这一困境,必须进行安全生产治理模式的创新,建立起安全生产各利益相关者和风险分担者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互动合作的网络状安全生产治理新模式。     

风险社会下的"大学生就业安全"治理分析

基于风险社会视界,凸显治理以应对大学生就业难所致大学生就业安全风险,政府相关制度供给与创新尤显重要,比如消除大学生进入政府部门就业的制度瓶颈;创新市场干预机制,提升营利部门吸纳大学生就业的能力;促进第三部门更快发展,开拓大学生就业新渠道.     

风险社会下的公共治理策略变革与发展

风险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生活,乌尔里希·贝克重新定义了风险的概念,并且开始对风险社会进行反思。风险社会的运行与工业社会下的责任分担逻辑、官僚政治、技术理性格格不入,这些矛盾暴露了现有公共治理结构、策略以及社会认知模式和理性基础的不合时宜,同时,风险社会内部也在培育变革与发展的驱动力。克服风险并谋求治理变革与社会发展,将有赖于重塑风险社会理性基础,通过发展导向下的、系统性的、主动的治理变革,全面改进风险社会下的公共治理结构与发展策略。     

基层社会矛盾的风险放大机制与政府治理的优化

改革带来桐乡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文章拟通过风险的社会放大模式的运用,解释“为什么有些相对较小的风险或风险事件,通常会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并对社会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辅以桐乡市环境问题、经济纠纷等方面的典型案例来具体分析初始阶段的风险事件不断放大并最终演化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事件的逻辑推进过程,并提出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矛盾应该重点关注的几个维度。     

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对策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用词转换,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标志着执政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但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传统社会管理格局所形成的治理困境继续阻碍着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因此,需要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社会治理的法律体系建设,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依法治理。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探析

群体性事件多发本身是社会风险凸显的一种表现形式。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来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是提高风险意识,培植正确认知;摈弃传统应对模式,注重矛盾化解;提升治理能力,凸显合力效应;创新社会管理,强化治理责任;加强预警机制建设,彰显媒介消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