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的空间正义及其制度实现

在新发展阶段,"城乡中国"将会成功转型为"城市中国",理解中国城市治理将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最佳窗口。城市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目标实现。空间正义理论与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有着内在耦合,空间正义必然地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伦理诉求。通过对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的城市空间权利、城市空间贫困、城市空间更新等问题的批判,未来城市基层空间治理需要遵循"人民性"的政治逻辑、"城市性"的治理逻辑以及"个体性"的技术逻辑,从"治理共同体""协商式治理"与"精细化服务"三个层面进行制度构建,形成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基层治理框架。     

寻求空间正义：区域协同治理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机制

区域协同治理是区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障。从一定意义上讲,区域协同治理的目的是追求区域空间正义。空间正义为区域协同治理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空间正义自身的价值诉求,是区域协同治理的必然要求。目前区域治理中还普遍存在空间分割、空间失衡、空间侵夺和空间悲剧等非正义问题。实现区域空间正义,需要强化识别认同机制,完善生产运行机制,以及构建支持保障机制和评价考核机制。     

人类命运共同体空间治理的正义逻辑及其实现

传统全球治理是价值增值及其空间扩张的制度性产物,在空间治理实践中以治理之名行统治之实,引发了空间经济剥削、空间政治等级化、空间安全治理失序、空间生态治理危机等问题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批判性革新传统空间治理逻辑,以自洽性和独创性的空间治理知识图景,倡导多元化治理主体、主体间性治理思维、实质公正的治理制度、空间需要的治理指向等。完善空间分配机制、防止空间政治权力规训、树立空间生态意识、培育新型空间价值等,是人类空间治理正义实现的现实路径。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治理问题

城镇化是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大家的意见差别很大,就像鲁迅先生讲不同的人看红楼梦有不同的解读。笔者是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城镇化。下面说三个问题:一是城镇治理的概念和特点;二是中国城镇化过程各种问题背后的治理机制扭曲;三是如何消除扭曲改进治理。     

西安城市空间生态正义的现实困境及可行性探讨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考察与评估当下中国城市空间规划的重要策略,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逻辑前提和战略支点,更是西安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行动指南。改革开放40年,古城西安各领域发展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西安城市空间规划与生态文明建设间的对接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协调与平衡。具体表现为,资本逻辑至上的空间发展模式和城市空间利益失衡等问题掣肘了西安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发展。有鉴于此,以空间生态正义思想作为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引领范式,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的导控作用,统筹兼顾市场主体的生态责任,提升文化产业的价值导向,应成为探索西安生态文明发展创新的可行性举措。     

空间正义视域下绿色城市更新的实践困境与应对路径

在“双碳”政策与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绿色城市迫切要求转变城市更新的高能耗发展模式,探索更新路径。基于空间正义理论,在绿色城市更新过程中存在对部分个人利益的忽视,使得空间正义的实现面临困境,其实质是城市更新在空间生产中未能有效平衡和兼顾各方主体需求从而造成空间利益分配失衡。具体而言,空间正义的实现问题包括忽视对部分主体的正当权益保障、对弱势群体保护不足、导致“绿色绅士化”现象等。未来绿色城市更新应明确共同治理模式,完善更新启动、内容与结果的制度保障,从而最大限度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义之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理论成果,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与正义精神。正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存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正义主题和制度与美德两大载体,也内在地包含着民族国家正义和国际正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义之维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追求和实现正义理想和正义事业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与正义精神。正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存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正义主题和制度与美德两大载体，同时，也内在地包含着民族国家正义和国际正义。     

新型城镇化与规划治理的现代化

文章探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规划治理的现代化问题。城市规划是伴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而产生的,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因素,也是城市有效治理的基础性手段。中国正经历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将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对象和基本单位,因此更需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思考中国城镇规划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路径和重点。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制度正义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突出表现为建构一种制度体系来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核心战略,目标在于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制度正义侧重的就是这个问题,即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建构何种国家治理模式,而这个问题可能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基于中国目前在转型期国家治理中所面临的问题,很多方面体现为制度不正义问题,亟待在国家治理视域下考虑制度正义的建构,其实质问题还是在于如何设计和完善制度,让正义理想成为制度设计的可欲目标。建构制度正义必然涉及四个方面的因素:制度正义价值,制度内容的正义性,制度施行的正义,制度评价的正义。     

柏拉图的正义观对我国道德治理的启示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西方第一个系统论述正义的哲学家,他对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行总结概括,在其对话体著作《理想国》中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城邦,并通过对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的论述,阐明自己的正义观。柏拉图在人类思想史上较早地提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方案,特别是哲学王治国的道德治理思想。因此,柏拉图的正义观必然对我国当前开展的道德治理活动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协同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传统单一、封闭的社会治理体制弊端日显,已无法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探索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商沟通、依法治理、多措并举的协同治理体制就成为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论性别正义实现的空间和时间维度

西方女性主义发轫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在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波女性主义浪潮。其中,对性别正义的关注开启于19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之后,这也是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活跃时期,但是至今,层出不穷的女性主义流派并没有形成对性别正义的统一理解,对正义目标的主张和正义理想的设计也不尽一致。因此,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对其实现路径进行疏理和分析,能够从总体上对性别正义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对于准确理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也有着重要意义。     

新型城镇化要求下的小城镇建设治理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城与镇的共同发展,小城镇的建设在此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还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将小城镇的治理纳入到国家治理的范畴,通过国家权力与社会集团、社会资本间的互动,缓解和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从而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必然之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治理转型:缘起、动力与路径

城市治理的必要性在于维持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在潜伏着各种危险的现代社会,特别对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管理来说,除了要维护经济系统、资源系统和人口系统的日常有序运转之外,在城市更新和扩张过程中产生的科学管理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公平正义问题都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命题。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进程中,城市治理的转型必须坚持服务、合作和治理的基本原则。从过程上以标准化推动全程化管理,在功能上以数字化实现系统化,在结构方面以制度化促进多元化,是加快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基本路径。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文化生活贫困问题及其治理对策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文化活动内容贫乏、文化生活平庸低俗、文化消费水平低下、文化活动组织化程度很低和文化交往具有封闭性等问题令人担忧;造成农民工文化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有娱乐文化设施缺乏、收入普遍较低、劳动时间偏长、体力支出过大、存在心理障碍等;因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并努力改善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促使城市文明和谐发展.     

政治空间萎缩、“行政—服务”替代与村庄治理再造——基于基层治理空间的分析视角

基层治理有效的前提在于选择合适的基层组织形态,基础在于厘清基层治理空间属性、特征及其发展形态。基于基层治理空间的分析视角,通过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基层治理实践的田野调研表明:当前基层组织治理实践中,政治类工作减少,行政类工作和服务类事项增多,行政—服务替代机制发达,自治组织行政化和政治组织服务化趋势明显,基层组织去政治化突出,由此完成了基层治理空间再造。基层治理究竟向何处去?面对治理任务密集进村所产生的组织需求,对于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而言,治理资源稀缺是其刚性约束,正规治理不是中西部农村治理模式的未来。简约高效的组织形态依旧是值得大胆探索和深入研究的治理议题。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机制构建

乡村治理是指基于政治治理的视角,对国家在乡政村治方面的机制研究,是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系统工程,不仅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基于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实际,研究新时期构建乡村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新时期乡村治理机制。     

空间转型与治理迭代——兼论中国式城市化的理念、政策和行动

顺应城市化基本规律,中国式城市化先后经历了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数字空间的三次转型。从外部扩张到内城更新,从城市治理到区域联动,从社区治理到数字孪生,中国城市理论支持了中国式城市化的政策选择。城市空间的三次转型既推进了中国城市政策的持续演进,也带来城市治理工具的迭代。同时,由于规模治理的秩序性约束,中国客观存在的身份差异与区域差异决定了中国式城市化必然有一个渐进过程,有一个空间互动和制度嵌套的过程。但是总体上看,从区域治理、社会治理到数字治理,从土地城市化到人口城市化,中国式城市化逐渐形成了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形成了政策演进的权利主线,走出了人口大国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