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能力：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的分析（上）

苏联的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导致了俄罗斯国家权力的流失。在30年的转型进程中，俄罗斯始终在推行国家重构策略，追求建设一个“强国家”。俄罗斯国家的重构策略可以从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在政治制度方面，俄罗斯国家主动塑造了一个以联邦主体首脑为绝对核心的地方政治体系。在当代俄罗斯地方政治中，“州长”合并了苏联时期多个政治机构的权力与职能，“州政府”则成为州长权力体系的延展和辅助。为避免对“州长”的过度依赖，俄罗斯国家进行了复杂的制度设计保证对“州长”的权力进行分化与制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在联邦主体层面设计了一个多层次的竞争结构，使纵向从联邦到地方层级，横向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领域的众多精英都能参与对“州长”职位的竞争。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还通过上级与下属机关等正式机构，以及直管机构、派驻机构、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四类非正式机构实现了对“州长”权力的拆分。最终，俄罗斯国家塑造了一个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治理模式。通过对治理工具的掌控，联邦政府就能灵活调整联邦主体首脑所拥有的权限和影响力，并对其长期持续性地施加压力。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特征实际上正体现了俄罗斯地方政治制度的...     

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效果与反思

建构国家认同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亟待解决和谨慎处理的重大问题，其核心任务在于妥善处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有效整合国家认同的内涵。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积极探索建构国家认同的可行路径，从建构“俄罗斯民族共同体”到“俄罗斯世界”的变迁，逐渐形成了以“千年俄罗斯”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理念。在俄罗斯政府自上而下的努力下，俄罗斯全国各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公民认同感显著增强。俄罗斯挖掘国家认同的历史文化基因、更新国家认同的定义等做法，为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诸多经验和教训。     

帝国继承国身份与俄罗斯外交

苏联脱胎于沙皇俄国,俄罗斯则来源于"苏维埃帝国"。"帝国"继承国的特殊国家身份从两方面影响了俄罗斯外交:一方面,苏联给俄罗斯留下了丰厚遗产,也留给了俄罗斯比普通大国更多的外交"包袱",使其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另一方面,苏联留下的丰厚遗产使西方不能忽视俄罗斯的影响与雄心,继续沿用看待苏联的眼光审视俄罗斯外交。分析俄罗斯外交,既要分析作为国际体系"单元"的俄罗斯自身特性,也要分析不同时代国际体系的性质和体系性质变化导致的俄罗斯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还要考察俄罗斯自身和外部世界对俄罗斯国家身份认知这一重要因素。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物质结构体现出一种历史惯性的力量,对俄罗斯外交有很大制约。未来俄罗斯会对西方采取进攻性的防守姿态,争取有利条件下的妥协。俄罗斯外交的"双头鹰"战略未来会更加平衡。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权力结构以及中俄彼此认知,决定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是可期的。     

俄罗斯国家身份定位与认知视角下的俄美关系困境

苏联解体近二十年来,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波动,而每次波动都伴随着俄罗斯对自己国家身份定位的变化.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没能融入西方,普京与美国在反恐行动中的合作也没能使其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俄罗斯东西方身份定位的不断摇摆和对大国身份一味地过度追求,对其国家利益建构和对外战略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俄美关系良性互动的形成.同时,美国对俄罗斯身份定位的认同与否,也影响着俄美关系.     

俄罗斯《外国代理人法》及其法律和政治实践

《外国代理人法》是俄罗斯于2010年代正式出台的联邦法,在法律、政治和社会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俄罗斯《外国代理人法》为文本,分析其出台背景及内容,并关注其在执行过程中的法律和政治实践。在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治理意义上,《外国代理人法》成为一种限制外国势力干预俄内政和外国资本资助俄反对派的政治工具。该法的出台与实施,在社会舆论中也形成了对"外国代理人"负面形象的认知,使得被贴上"外国代理人"标签的非营利组织及个人难以在俄开展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外国代理人法》及其法律和政治实践,是我们观察俄罗斯政治运作逻辑、治理方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俄罗斯对西方认知的典型案例。     

当代俄罗斯外交研究的方法论刍议——基于主体、观念、结构与周期的考察

本文从主体、观念、结构与周期的视角,来观察当代俄罗斯的外交现象。外交主体及观念视角的讨论,深入分析了俄罗斯外交角色的复杂含义,旨在探讨西方叙事模式、单线时间观念、以"民主-专制"简单化地将世界一分为二等标准的局限,从而展现俄罗斯外交主体的独特身份。结构角度的研究阐释了俄罗斯在世界文明、国际体系中的成长、发展过程,包括其文明结构的内在属性与外部特征,以及在大国多边关系中的地位、动态性结构功能等。周期性视角下的研究则通过"短-中-长时段"分析,追寻俄罗斯对外关系中反复出现的逻辑特征。本文把对俄罗斯外交的研究置于全球转型,尤其是俄罗斯与其他国家间的互动过程中进行。力求基于事实与理论的分析,通过反思,为这一领域的学术范畴与理论工具的构建与运用,提供若干建设性的参照与铺垫。     

俄罗斯网络空间治理 ——以互联网政治为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互联网成为人们互动的特殊空间,民众表达社会情绪、产生多元舆论的新场所,对传统政治形成新挑战。2011年以来,俄罗斯互联网快速发展,互联网政治给俄罗斯传统政治带来的挑战致使俄罗斯网络空间治理的形势愈加严峻;2018年12月俄罗斯在刻赤海峡与乌克兰发生冲突后被要挟断网,该事件使俄罗斯深刻地认识到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在此背景下,为有效应对国内外互联网安全出现的挑战,俄罗斯政府采取战略战术相结合的思路,从顶层设计入手,借助完善法律法规、管理机制等多种手段,构建出较为完备的互联网空间治理体系。俄罗斯互联网空间的治理手段主次鲜明、有管有控,其在互联网治理理念以及管理方式上具有独到之处,值得深入研究,具有借鉴意义。未来,俄罗斯将继续从立法、技术和国际合作三个层面解决治理困境,有效规避互联网政治对国家安全带来的消极影响。     

宿命与超越——地缘政治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面临着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的困扰。在共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在同周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动态互动中形成内部的统一;在历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克服传统的"路径依赖",重构历史观念。俄罗斯国家认同危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它所赖以维系的国家意识形态被抽离,但是地缘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一方面,地理观念作为国家认同的知识传统和基础,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记忆不可分离,基于地理的领土扩张是俄罗斯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特征。另一方面,苏联解体所导致的地缘政治巨变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后苏联空间的不断侵蚀,导致地缘综合征在俄罗斯社会的蔓延,从而促进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出现了大量的地缘政治话语,反映了它在国家、地区和世界三个层面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追求。俄罗斯在国家层面所致力确认的身份,是一个通过传统价值凝聚起来、具有独特性的完全的主权国家;在地区身份的塑造上,俄罗斯不再追求以前的"主宰性"角色,而是试图确立自己的"主导性"地位,将后苏联空间纳入其势力范围;在全球身份的追求中,俄罗斯希望成为大国协调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它并不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而是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认与尊重。作为加强认同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动员工具,地缘政治具有对抗性与零和博弈的特点,其负面效果显而易见。从传统的观念和当代的现实来看,俄罗斯无法摆脱"地理的诅咒",迷失在地缘政治中也许是俄罗斯的宿命。     

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

苏联解体以来,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巩固往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集合式路径——“去宗主国(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其中“去宗主国化”为核心,“在地化”和“国际化”均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而“在地化”与“国际化”则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在同一个政治场域(或在单个国家或在国家集合)内围绕具体议题密切互动,逐步培养出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以历史书写为例,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的族史/国史重构的主线是加大对于主体民族辉煌历史及其英雄人物的塑造的“在地化”路径;其背后则是更突出的是“去俄罗化”取向,以清除昔日统治者的历史书写的记忆;加大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史的书写和教学的“国际化”导向同样是为消解“苏联人”的身份认同,进而确立中亚国家身为独立行为体的事实.以政治空间的变迁为例,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的建设以及中亚其他城市空间的变化都是各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其内的符号变迁塑造新的身份认同的手段.新的国家价值等被嫁接到新的空间内,阐明了与旧制度的断裂关系,以保证新的政治性质和新的国家图景得以实现.在教育领域,中亚国家的话语与政策迅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教育到趋于新教育体系的转移,国际教育的拓展成为清除旧体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它们更加注重本土资源的外部依赖所在.伊斯兰复兴和国家重生在中亚国家成为相互交织的同步进程.对它们而言,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去俄罗斯化"与"国际化"的前驱,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整体而言,苏联解体后,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或某些集团选定的集体符号,进而被其用来主导地理世界上某些具体的地域,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由单个国家组成的集体行为体.目前,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塑造伴随着三种一体化进程:一是曾经共属一个单一制国家或殖民帝国的新独立国家倡议的、初始阶段即已拥有较高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的维系式一体化;二是当下俄罗斯正在推动的捆绑式一体化;三是初显轮廓、前景远不确定的以欧盟为样本的聚合式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维系式一体化先验地暗含着退化性;捆绑式一体化则容易引发国家/民族构建与一体化本身间的矛盾,从主权让渡的自觉性视角看可能因主导大国的强制力而包含着一定的退步性;聚合式一体化因其照顾到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强调一体化演化的自然特征而具有进步性.这三种范式彼此共存,并且频繁地相互影响,直接造就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之,在原有的苏联身份终结之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通过时间(历史书写)、空间(城市和符号建设)和人(宗教与教育)的三重重构等方式,推动以"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及"国际化"互为表里的国家身份再造进程.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地区认同,但民族/国家认同与此构成的张力使得它们形成了碎片化的集体身份.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能力：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的分析（下）

俄罗斯国家的重构策略可以从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精英体制方面，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精英规模大幅缩减，组织化精英体制也日益崩解。俄罗斯国家逐渐陷入官僚来源匮乏的困境。俄罗斯国家主动塑造了俄式“旋转门”机制，大量从企业、军队、强力部门引进精英填补官僚缺口。这一策略的实质是将管理培训外置，直接用体制外精英业已形成的管理经验来代替政府长时间的培养流程。但俄式“旋转门”策略的大规模采用改变了政府官僚原本的晋升路径和职业轨迹，出现主观因素超过客观标准的现象，形成了精英选任与治理能力相脱节的官僚结构，导致了中层官僚既力不从心、又无人可用的后果。这反映了俄罗斯地方精英体制的基本逻辑：控制、集中，而非治理、放权。从政治制度和精英体制的角度观察，俄罗斯的国家重构与央地关系陷入了一种内耗困境：旨在强化国家能力的诸多策略最终反而导致了国家能力的削弱。国家越加强控制，成本越提高，效果却越不显著。长此以往，可能对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构成重重障碍。     

世纪之交俄罗斯大学生的观念嬗变

俄罗斯自1990年代初期开始的经济、政治、文化迅速转轨,引发了社会各群体思想观念的巨大震荡。1990年代后的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群体,许多观念特别是在市场观、就业观、民族国家观和道德观等方面,在传统和现实社会的交互作用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往往是陷于各种矛盾和冲突的观念之中而摇摆不定。     

论俄罗斯的宪法改革

宪法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俄罗斯的宪法改革及由此引发的政治运行机制的调整变化,是在俄罗斯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内生演化的结果。从宪法改革的时代背景看,此次宪法改革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当代俄罗斯领导人对于宪法改革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认识明确,宪法改革的基本原则一以贯之。普京政权提前布局,稳步推进,最终确保宪法改革平稳落地,俄罗斯社会总体保持稳定。从宪法改革的基本内容看,涉及俄罗斯国家政权的组织体系、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安全体系的调整。此次宪法改革是对普京20年执政经验的总结,是将普京行之有效的治国举措以法律语言的形式,进行理论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结果,标志着俄罗斯宪法从叶利钦时代过渡到普京时代。新冠肺炎疫情是宪法改革的刺激性影响因素,政治聚集效应明显。宪法改革引发俄罗斯内政外交的联动性明显,并将对俄罗斯的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政治的西方”与“政治的东方”——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冷战,创建和塑造了一个“政治的西方”,同时它也成为1945年建立的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宪章体系中最重要的次级秩序之一。1991年冷战结束时,人们认为与之相关的机制、实践和机构（尤其是北约）也会解散,从而产生积极和平的新实践。然而,“政治的西方”却以胜利者自居,其实践和意识形态也变得日益激进和具有扩张性,声称自己具有某种普遍性,从而导致冷战所特有的消极和平卷土重来,引起了2014年“第二次冷战”和后来的乌克兰热战。但是,“政治的西方”只是特定时间条件下的西方。另有一个根源于古代的“文化的西方”,今天依然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和科学属于这个西方。俄罗斯当然是“文化的西方”的一份子,并且在过去的一千年里为之贡献良多。还有一个形成于过去500年间的“文明的西方”。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但也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繁荣。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往往有些暧昧,既不断发现自己在现代化模式上落后于西方,又一直在自己的价值观上模棱两可。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全情投入了“文化的西方”,却与“文明的西方”渐行渐远,与“政治的西方”彻底敌对。俄罗斯引领了大欧亚的构建,也为“政治的东方...     

论俄罗斯的政权安全

当前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核心事件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俄罗斯发展前景及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普京时代乃至俄罗斯历史上一个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选择。因俄乌冲突的持续，俄罗斯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但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还是安全，俄罗斯都在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和挑战。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对抗的尖锐化和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为俄罗斯寻求政局稳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考验。政权安全问题成为俄罗斯内政的重中之重，是俄罗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俄罗斯为确保自身的政权安全构建了三大体系：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体系；以文化主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防范非政府组织（NGO）为核心的社会管控体系。这样的政权安全建设基本维护了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法国民族国家和民族观念论析

法兰西民族国家是长期历史演变的产物。大革命传统和共和主义理念奠定了当代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基石。在民族观念方面,法国与德国的分歧与历史文化差异有关,但也是欧洲大陆两大国政治博弈的产物。在法国,共和同化政策被视为进步和文明的表现。法国在社会文化模式和移民政策方面历来强调"大一统"和"共和原则",这主要是由于法国在世界上长期拥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强国地位所决定的。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以及移民问题引发的社会危机,法国的民族国家观念、社会文化模式和民族认同受到了严重挑战。法国人不得不对法国的社会文化模式、法兰西民族认同,以及法兰西的前途进行重新思考。     

陌生的邻居——后苏联时期俄国民族主义潮流下的中俄关系

自彼得大帝改革以降,历代沙皇就强行且快速引进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以期强盛俄国.此举刺激了俄罗斯帝国上流社会励精图治,却给社会下层和知识界以巨大压力,孕育出深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然而,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是17世纪以后大规模扩张而迅速形成的,这导致其疆域内族裔构成多元和宗教成分复杂.为了有效治理这样的国家,俄罗斯民族主义又被帝国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俄国民族主义”.而俄罗斯帝国在融合一部分现代欧洲文明因素之后变得更为强盛,在疆界上和中国发生越来越多的争端,在文化归属、价值观认同、精神追求等方面也和中国之间产生复杂的碰撞,俄罗斯民族主义随即成为帝俄时代和苏联时期理解中国问题、处理中俄关系的重要根据之一.在后苏联俄国重建历程中,这种民族主义是其重要推动力之一,同样延及到俄中关系领域:俄罗斯民族主义之于当代俄国对中国的认知、态度、情感、评价等,远不是临时的情绪表达,而是有着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的自觉行为,包括大众媒介关于中国形象塑造、知识界关于汉学研究、政界关于俄中双边关系的理解和处理等.这些行为既不能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限定,又在文化结构和精神深处导致俄国人折损中国所期待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效力.     

2021年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及中俄安全合作

2021年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公布了当前俄罗斯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国家安全的未来规划。《2021年安全战略》与之前的2009年版、2015年版相比有较大改变,体现了俄罗斯政府对国内外新形势与国家安全风险和挑战的准确把握。该安全战略呈现出涵盖面广、“综合性”强、“战略内倾”突出、“去西方化”明显等特征。自俄罗斯独立后,中俄两国就开始了安全合作,双方在政治、军事与国防、经济和能源、文化信息与科技以及地区反恐和全球战略稳定等领域的安全合作不断深化,合作呈现出安全理念和安全战略理论上共通性强、在国家和地区及全球安全领域实践中配合默契、双方安全合作方式与途径差异明显、地区安全战略和全球安全理念存在国家利益差别等特征。今后双方将在理论创新、实践深化、区域与全球层面加强配合、推动全球安全秩序更合理及推动构建安全命运共同体方面继续深化合作。     

俄罗斯国家定位:从帝国到面向欧亚的民族国家

冷战后的俄罗斯丧失了帝国但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国家定位。关于俄罗斯国家定位,从内部看是如何处理帝国后遗症与走向正常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外部看是关于走向西方与面向欧亚之间的矛盾。在经历国内政治、经济的艰难转型以及对外的外交博弈,帝国之后的俄罗斯其国家定位必然是建设在面向欧亚基础上的正常的民族国家。     

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摩尔多瓦——兼议“德左”的走向

复杂的时空变迁和外部力量的政治博弈之下,摩尔多瓦在独立以后长期面临民族认同和国家身份定位、“德左”和加告兹地区分离主义、国家治理能力弱等问题。受俄乌冲突影响,“德左”以及摩尔多瓦的经济社会形势雪上加霜。西方基于摩尔多瓦地缘战略地位上升大幅增加战略投入,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也加强与摩尔多瓦的合作,促使摩政府采取激进的政策,加速推进罗马尼亚化和去俄化,加快与欧盟和北约合作的步伐,导致摩政府与“德左”当局的关系以及摩俄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摩尔多瓦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博弈的又一个“前哨”。俄罗斯、西方、乌克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德左”各有利益诉求,摩尔多瓦以及“德左”的走向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预计短期内在俄乌对峙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在“德左”及摩俄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长期看这种风险呈现上升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