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中交通安全的刑法规制——以新过失论为视角

交通过失犯罪是风险社会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交通过失犯的本质是对结果回避义务的违反。违反注意义务分为违反外部的注意义务和违反内部的注意义务,违反外部注意义务是违反内部注意义务的前提。信赖原则的意义在于限制和缩小过失犯的成立范围,最大限度的扩大行为人的活动效率。对结果回避义务、注意义务、信赖原则的正确理解,能够很好的限制我国目前对交通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     

论过失犯实行行为的不作为犯解释

过失犯的本质是注意义务违反,是指结果回避义务没有履行的法期待的落空。积极侵害法益行为的作为背后是对规范义务的不作为,过失犯的实行行为既可以解释为作为,也可以解释为不作为的竞合时,立足于行为无价值,应当优先解释为不作为。法期待的是国民积极履行义务,在过失犯中引入不作为犯的假定的因果关系的判断,有利于限制处罚范围,引导一般预防和确保权责明确,实现过失犯从事实到规范的方法论和知识学转型。     

论过失不真正不作为犯构成要件一体化

由于理论上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和过失犯是在开放的构成要件下,加之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认定没有顺序性的考察方式,因此,司法实践中在遇到过失不真正不作为犯时认定负担过重。表现为在实践中,有时只认定过失犯,有时只认定不真正不作为犯。为了解决此问题,将过失犯和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构成要件进行合并同类,如将作为义务和客观的注意义务合并,客观作为能力与客观注意能力合并等,以图建立统一的过失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犯罪构成体系,减少司法认定的负担。     

特定道德义务应是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

将特定的道德义务作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行的。这样不仅能处罚那些违反特定的重大道德义务的行为,而且能通过对违反特定道德义务的行为犯罪化达到提高公民道德水平的目的。     

义务犯的正犯原理

义务犯是一种有别于支配犯的独立正犯形态。义务犯之义务是一种专属于义务主体的积极义务,该义务未必是来自于刑法之外的先刑法义务。一方面,义务犯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一是能够克服传统理论对身份犯处理的误区,并赋予身份性构成要件以特殊的地位;二是弥补传统支配犯理论在处理不作为犯上的不足,并为解决不作为犯中的理论难题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义务犯走向过度保护法益的消极面,也要对义务犯的适用空间进行合理限缩。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分析——兼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判断

对"见死不救"行为的处理,必须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角度来考虑。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必须立足于实质的作为义务论的立场,从行为人和被害法益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加以考虑。只有在不作为人和结果之间具有紧密的防止结果发生的关系,即不作为人将面向结果的因果发展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实、具体地支配了因果经过的场合,才能说行为人具有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义务,其不防止结果的不作为和故意引起结果发生的作为之间等价。     

中日不真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根据之比较

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根据是不作为行为构成犯罪的必备条件,对其正确认识有利于定罪。应完善中国不作为犯立法,设立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等条款,使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根据在实质层面侵害法益基础上有立法根据。     

过失犯罪注意义务的特点及确定机制研究

对过失犯的处罚的核心问题是对其注意义务的确定，规范性与开放性是注意义务的基本特点，注意义务的确定机制包括对其类型化与具体化的判断。     

试论作为义务的认识错误

不作为犯以行为人违反作为义务为构成犯罪的必备条件。而作为义务的地位及其与故意的关系则直接关系到不作为犯中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识内容及其法律评价。而行为人对作为义务发生认识错误时,如何正确评价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不仅关乎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成立问题,同时也影响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轻重。     

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新论

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是认定不作为犯罪成立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作为义务的来源,在刑法理论上存在着从形式的作为义务理论到实质的作为义务理论再到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作为义务理论的演变过程。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应当仅限于刑事法律义务,其产生根据有两个,即规范根据与事实根据。     

论赠与人的责任

赠与合同是现实生活中常见合同的一种,《合同法》专章进行了规定。赠与人的责任可归纳为瑕疵责任(包括故意不告知受赠人瑕疵、保证无瑕疲、附义务的赠与)、缔约责任和违约责任等三种,其承担责任的条件、责任方式、赔偿范围等各不相同。     

职务犯罪初探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谋取不法利益所进行的各种犯罪活动。预防职务犯罪,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防止权力被滥用和私用。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大胆实践,逐步形成立体的预防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机构,落实制度,构建网络,充实预防力量。     

经济学家的理性与责任——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杨瑞龙教授

杨瑞龙,1957年5月生,江苏昆山市人。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丹麦奥登塞大学访问进修。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瑞龙在制度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与企业改制、非均衡经济理论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被《中国市场》评为“影响中国市场的25位经济学家”之一。借11月26日杨教授到我院做学术报告之机,笔者就新制度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等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笔者:杨教授,您好。非常欢迎您来到西安。今天能就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问题向您请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董事的勤勉义务研究

董事勤勉义务的规定关系到董事的责任承担和公司的经营发展,董事的勤勉义务包括勤业义务、关注义务、适业义务,违反了这些义务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上应注意主客观标准相统一,我国现阶段应适当提高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要求,但应该重视董事勤勉义务中的主观因素的考察。我国应完善现行公司法中董事勤勉义务的规定和适用。     

论职务犯罪的情景预防

情景预防是通过控制环境,进而增加犯罪难度、减少犯罪回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在西方发达法治国家较为流行,尤其是在普通刑事犯罪预防领域。情景预防的策略和方法完全可以应用于职务犯罪预防领域,而且能够弥补社会预防和司法预防的不足,促进当前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论我国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及其权利保障

值班律师制度作为一项旨在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重要制度,在我国立法过程中,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经历了从模糊化处理到确立为法律帮助者的发展过程。基于联合国公约的要求以及现代意义上辩护的内涵,应将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理解为辩护行为,但值班律师并不等同于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为了使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应赋予值班律师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还应采取措施提高值班律师的经济补助,并允许值班律师转化为辩护律师。     

论职务犯罪与相关犯罪的区别

职务是构成职务犯罪的前提和基础,对其内涵的理解是界定职务犯罪概念的关键。职务犯罪的复杂性使其极易与许多相关的犯罪混淆。本文从职务犯罪概念的界定入手,分别探讨了职务犯罪与经济犯罪、白领犯罪、法人犯罪的联系和区别,目的是为了对职务犯罪准确定性,准确量刑。     

职务犯罪的若干问题

职务犯罪和腐败现象紧密相连。预防和遏制职务犯罪 ,一方面 ,要在立法时把反腐倡廉作为有机组成部分加以考虑 ,另一方面 ,要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 ,严惩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的司法预防

职务犯罪是当前全国乃至全世界所普遍关注的犯罪之一。打击职务犯罪并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是 2 1世纪党和国家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司法预防是职务犯罪预防的核心。目前我国职务犯罪司法预防基本上是成功的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我们采取有力措施 ,加强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打击力度 ,从而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     

略论企业公民责任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企业公民责任正越来越受到管理实践和管理研究领域的高度重视。企业公民责任是企业在追求利润的经营过程中,考虑对与其相关的其他利益群体和社会利益的企业义务,它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企业丑闻的出现而历经数个阶段,被认为是21世纪管理学发展的新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