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信诈骗犯罪案件特点及侦防对策研究

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我国侵财型犯罪中增速最快的犯罪类型之一。犯罪的主要方式有:虚假告知被害人的手机、座机电话欠费或者以银行卡涉案实施诈骗;网上发布虚假中奖信息;利用网络声讯电话语音冒充熟人编造谎话;网络发布低息贷款或办理贷款等。此类案件具有犯罪工具高科技化、手段智能化、作案过程非接触化、作案目标不特定性、资金流向复杂性、依托网络技术为实施犯罪提供支持、呈现有组织犯罪公司化、专业化管理等特点。该类案件还有抓捕全案犯罪分子难和固定搜集犯罪证据难两大难点。因此,公安机关应当抓好案件接警前后的前期侦查环节,侦查员积极做好案中侦办取证环节;积极拓宽宣传阵地,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充分发挥银行金融系统和网络电信部门的主观能动性,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取证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迅猛增长,给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公民的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专业性、智能性、隐蔽性强等特点,给侦查取证工作带来困难。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取证存在的问题:沿用传统的侦查渠道,忽略对信息流的追踪;案件线索收集难;侦查协作难;以及非法取证等问题。对此,必须综合应用现代网络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广辟侦查取证途径:即以手机通信信息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以银行账户信息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以搜索引擎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以视频监控信息为途径,进行侦查取证。     

电信诈骗犯罪侦查难点及对策研究

电信诈骗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蔓延的一种新型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危害我国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电信诈骗犯罪具有不同于其他犯罪的特点,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工作存在难点,必须针对侦查瓶颈,研究相应的侦查对策。     

论电信诈骗案件的侦查难点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手机、互联网等通信工具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电信诈骗犯罪呈持续高发态势,给人民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当前,电信诈骗案件呈现出犯罪集团化、作案手段更趋隐蔽化等新趋势,公安机关打击中存在定性难、取证难、追逃难、追缴涉案资金难等侦查难点。     

信息论视野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侦防之资金流导向

信息论作为一种普遍的科学方法论,是侦查学基础理论之一。信息论往往被用于认识侦查、认识犯罪这类形而上的宏大命题中,而很少被应用于具体案件场景去指导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具有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群众被骗损失挽回难等特点。在信息论视野下,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是涉案资金信息在电子支付信息系统内的传输流程,其传输模型由信源(入口,即被骗群众账户)、传输通道(资金节点和转移路径组成的网状结构)和信宿(出口,即诈骗人员账户或ATM机)三部分构成。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侦防之资金流导向就是基于对以上信息传输模型的认识和把握,有针对性地开展信息收集汇总、分析研判、反馈处置的综合工作,即通过控制资金入口、溯源传输通道、落地资金出口三方面工作,以实现及时预警劝阻、冻结返还赃款、查明案情、抓获犯罪嫌疑人、破获案件之侦查目的,完成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有效打击防范。     

第三方支付平台在电信诈骗犯罪侦查领域正负价值分析

近年来,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产生和发展为电信诈骗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一定正面价值的同时,也为侦查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第三方支付平台内部缺乏监管,信息管理存在漏洞,与公安机关之间协作流程过于烦琐,对侦查工作造成了阻碍。因此第三方支付平台须完善数据保护制度,加强用户实名制审核监管,强化用户资金的安全保障,完善与公安机关的协作体系建设,使第三方支付平台成为公安机关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有力武器。     

“双链”侦查——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模式

当前电信诈骗犯罪迅速发展、蔓延,已经成为危害我国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电信诈骗属于跨区域非接触性犯罪,具有组织严密、手段多样、打击困难等特点。尽管如此,由于任何电信诈骗犯罪都离不开资金链和通讯链两个基础,因此侦查机关可以使用“双链侦查”的模式,打击电信诈骗犯罪。     

当前我国电信诈骗犯罪防控的困境与对策

当前,诈骗犯罪仍然猖獗,其花样多、手段更新快、犯罪金额大,主体低龄化、非法获利高、侦破难度大、作案范围宽,危害严重。防控工作还存在一些困境。应通过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民防骗意识;提高防范意识,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健全法律法规,有效遏制电信诈骗犯罪;加强分工协作,形成整体治理合作结构;应用技术措施,防范与打击电信诈骗等对策进行应对。     

我国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与侦查策略思考

电信诈骗犯罪是当前我国境内高发的一类诈骗犯罪,具有犯罪主体高度有组织化、犯罪形式多样、使用高科技犯罪工具作案和极强的反侦查手段等特点,对其侦查存在若干难点。在侦查策略上,应当采取建立全国性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协作平台,成立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专业队伍,加强国际和区际合作,抓捕跨境犯罪嫌疑人等方法,才可能有效控制此类犯罪的蔓延和发展。     

合同诈骗犯罪案件追赃挽损的问题与对策——以杭州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物质条件的不断充实,合同诈骗犯罪日趋猖獗,涉案金额不断增多,各种新型犯罪手段不断浮出水面。这不仅严重扰乱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也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此类案件被害群众的根本诉求大多是挽回自身的经济损失。因此,公安机关在侦办此类案件的过程中,不仅要查明案情,抓获犯罪嫌疑人,侦破案件,还要重视追赃挽损工作的开展并将其贯穿于整个侦办过程。     

日本刑法中侵占盗窃赃物或销赃所获价款的行为与侵占罪

行为人受盗窃犯人之托保管或牙保赃物,而行为人却侵占该赃物或销赃获取价款,对此,一般认为属于刑法中的不法原因给付物、委托保管物的情况,但判例与学说对此的评价并不一致,既有单纯侵占罪说,也有赃物罪说,更有占有脱离物侵占罪说。其实,该赃物或赃款属于并不移转所有权的委托保管物的特殊情形,理应构成单纯侵占罪,并与赃物罪处于并合罪关系。     

电信诈骗犯罪侦查的瓶颈及其突破

电信诈骗犯罪侦查瓶颈主要存在于现场勘查、并案侦查、侦查协作等环节。电信诈骗犯罪现场勘查的地位及其内容等与其他犯罪现场勘查有所不同,应注重电子数据的发现、固定和提取,将现场勘查与即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密切结合;电信诈骗犯罪并案侦查存在并案不积极和并案依据较少的问题,应通过信息化建设将电信诈骗犯罪并案侦查纳入规范化轨道;在侦查协作方面,除了公安机关内部的常规协作外,更多的是要加强侦查部门与外部机构的协作,即公安机关与银行的协作以及国际警务合作。     

论电信诈骗犯罪的发展及成因

随着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近年来利用固定电话、手机、网络等通信工具实施的非接触式的诈骗犯罪在我国各地迅速蔓延,呈爆发式增长,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分析电信诈骗犯罪的起源及发展,发现电信诈骗犯罪发展之迅速、手段翻新之快的原因,能够为打击预防电信诈骗犯罪做好基础性工作,进而可以做出有针对性的打击防范此类犯罪的对策.     

跨境电信诈骗案件侦查取证问题研究

跨境犯罪是当前重特大电信诈骗的趋势和特点,它呈现出作案人与被害人、行为地与结果地相分离的情况,给案侦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以信息流和资金流为主要取证渠道的双向侦查应当成为侦查重点。要准确把握人证、物证、书证、视频资料、电子证据等形态的基本特性,从信息流查证、资金流查证、网络痕迹查证及服务器监控等方面获取和固定犯罪证据,同时要根据境外窝点的特征精确认定窝点现场,并依据一定的操作规程有效取证。     

论赃物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妥善处理赃物与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犯罪形态的复杂性,对赃物的认定也具有多样性。但由于在法律层面没有规定赃物的善意取得,我国在不同时期的规定与司法解释,导致司法实践做法的混乱。从维护交易安全、私权限制公权以及公平正义原则角度出发,我国应建立赃物完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非法集资案件中“退赃退赔”的司法困境与制度完善

非法集资案件中的退赃退赔,不是一个简单的量刑情节问题,其事实认定和实际效果,直接关系到被告人、集资参与人和利害关系人等多方财产权的利益衡平保护和矛盾纠纷化解。应完善集资参与人、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的程序规定,通过规范诉讼结构,保障查明涉案财物权属事实,准确认定用于退赃退赔的财物范围;在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情况下,明确一般涉案人员承担与其罪责相适应的退赃退赔责任范围;修正退赔顺位的执行规定,明确被执行人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对除赃款赃物外的其他财物民事债权人享有同等顺位按比例等差分配的权利。     

赃款赃物处理几个问题的探讨

无主赃款赃物,赃物认领争议,以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立案后、案件审结前死亡的,其非法所得如何处理,是司法实践中对赃款赃物处理时的几个特殊问题。无主赃款赃物应该收归国有,上缴国库。对于赃物认领争议,要在确定真正所有权人的基础上将赃物返还给真正的所有权人。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立案后、案件审结前死亡的,其非法所得应予以追缴,但应完善相关程序。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管辖制度的反思与调整

为了解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与传统侦查管辖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刑事司法在横向上发展出“多地共管”“人案关联”的“大侦查管辖”格局,在纵向上建立起侦查管辖决定审判管辖(包括起诉管辖)的“侦查管辖中心”模式。但大侦查管辖格局导致不同地域公安机关的横向管辖冲突,侦查管辖中心模式又引发公检法机关的纵向管辖争议。考虑到公安机关条块分割的侦查体制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治理的现实困境,大侦查管辖仍是刑事司法当前相对合理的选择,但应优化地域管辖与指定管辖制度,减少不同地方公安机关之间的横向管辖冲突;同时,刑事司法需要把“以侦查管辖为中心”调整为“以侦查管辖为导向”,承认侦查管辖的指引功能,但应完善公检法机关的纵向管辖争议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