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模式的根本分野及演进逻辑

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可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模式。政治权能结构和制度化水平决定了传统与现代政治信任的根本分野为信任结构中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权重。传统人格信任向现代制度信任演进的基本逻辑是: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政治逻辑的形成和国家制度成长;演进的基本轨迹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逐步成长,并最终实现人格信任的制度化。这在根本上是凭借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特别是制度化不信任体系建设来实现的,主要表现为提高政治预期、降低政治风险两种机理。搞清楚政治信任模式的分野与演进逻辑,对中国转型社会政治信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制度优势转化为减贫效能——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逻辑

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彰显了中国政治和制度优势。政治体系的相关制度要素通过影响减贫政策定位、演进、执行和扩展等环节而转化为减贫效能。在政策定位环节,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决定了摆脱贫困是国家治理的优先议程,规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理念。在政策演进环节,实事求是的决策原则要求因地制宜制定减贫政策,民主集中的决策体制确保了减贫政策科学精准,而改革创新的治理优势推动了减贫政策与时俱进。在政策执行环节,中国发挥党政治理结构优势,通过党的政治领导和协同联动,形成了以各级党委和政府为中心,多边主体参与其中的政策执行结构,确保了减贫政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和内外联动。在政策扩展环节,为解决扶贫人员和资源短缺问题,中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推动减贫政策扩展到全社会。从政治体系视角阐明中国减贫的制度逻辑,为理解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提供了新思路。     

政策议题建构现代化的驱动逻辑与实现路径

政策议题建构作为公共政策的首要环节,在网络技术、社会转型、民主参与和公共政策相互嵌置的情境中,其价值理念、运作机制、行为模式、发展态势等维度逐渐趋向现代性。在问题、技术、理念和利益多维驱动下,政治权威、正式制度结构和非正式制度过程等政治机会结构因素发生变迁,导致政策议题建构权力分配格局变化,最终开启了政策议题建构现代化之窗。政策议题建构现代化的实现基于政府主动适应和公民理性参与的双向驱动逻辑,要以充分信息和低度强制的"中心—边缘协商民主"为模式设计,从价值体系、制度规范、行为模式和发展取向等不同维度实施全面、持续和本质的现代化变革。     

动态问责压力情境下基层干部的避责策略选择——基于S镇“百日攻坚”行动的考察

基层干部在问责压力下采取不同避责策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较少从动态压力情境审视基层干部避责行为,也忽视了基层干部在问责过程中的责任感知与自主性。为探究动态问责压力情境下基层干部多元避责行动的原因,通过对S镇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的案例分析,提炼了“动态情境-责任感知-策略响应”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动态问责压力情境和责任感知过程的不确定性,共同形塑基层干部多样的避责策略,表现为异质性的避责逻辑。基层干部避责研究应超越结果导向的研究局限,走向基于动态情境的研究。本研究拓展了避责行为的研究视角,为完善创新问责机制和治理避责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     

习近平“两山”论的四重逻辑

"两山"论是习近平对我国生态实践进行文化反思的理论结晶,蕴含生成、构造、价值、实践四重逻辑。生成逻辑有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昭示文化适应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及其演进规律;构造逻辑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横向结构基于文化适应的日常生活面向,纵向结构囊括社区、地域、国家、国际的多层次共同体;价值逻辑体现在源于中国本土地方性知识,但在人与自然、全面小康与美丽中国、中国话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彰显多维普同性价值;实践逻辑围绕生态文化的宣传与重塑、生态制度的系统化建设、生态治理行动的绿色开展等层面推进,体现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历史与发展逻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即下放经济领域自主权、地方探索创新、全面开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管服改革战略实施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阶段。在演进过程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呈现不同维度的逻辑特征,包括政治逻辑、动力逻辑、技术工具逻辑,既体现了已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经验,也反映了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使国家治理效能新提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同时全方位转向依法治国和法律驱动改革的法治化逻辑,从注重数量到注重权力结构质变的运行逻辑,从经济效率导向转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逻辑。     

中国特色党政关系建构的制度逻辑

在政党建设、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一体推进的逻辑进路中,党政关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结构,历经初步探索、框架建构、横向整合、体系深化等发展阶段。在实践变迁中,党政关系呈现出多元机制有机联动的制度机理,具体表现为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导向、党政职能分工的组织逻辑、党政治理法治化的过程特征、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提升的目标依归。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从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政治文化体系整合、党政治理结构创新等方面,推动党政关系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发展。     

建构流域跨界水环境污染协作治理机制

我国水环境污染形势严峻,跨界污染是流域水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之一。地方保护主义、府际间横向分割、治理行动协调难、府际间协作治理执行依据不明确等是影响流域跨界水污染协作治理的主要原因。建立流域跨界水污染的防治机制、协调机制、行政问责机制,完善跨界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是提高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成效的重要保障。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研究 ——基于九龙江流域政策文本(1999—2021)分析

省域流域治理的有效性依赖各级政府间的相互协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1999—2021年59份与九龙江流域治理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利用Nvivo 12挖掘出1608个参考点,构建出管制型、市场型、技术促进型、多元参与型、协同型等五种政策工具,并建立起基于时期变迁、工具结构、府际协同、治理效能四要素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九龙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历经议题启动、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法治构建四个阶段;在初期,地方政府均偏好选择管制型工具;随着治理制度和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协同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府际协同得以深入推进和不断增强.基于此,省域流域治理需要综合考量政策过程阶段性和政府结构层次性所带来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精准采纳政策工具,以进一步加强府际协同和提升治理效能.     

“河长制”：一个中国政府流域治理跨部门协同的样本研究

流域治理的跨域特征所带来的问题超过了涉水部门单个主体的能力,从而带来了流域治理的协同失灵和碎片化问题。对“河长制”的观察表明,“河长制”跨部门协同可以较好地解决协同机制中责任机制的“权威缺漏”问题,短期内成效明显。通过横向层面和纵向层面的协调机制,大大提高了协同效率。这是一种新型的混合型权威依托的等级制协同模式。但是,以权威为依托的等级制纵向协同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将会面临着“能力困境”、“组织逻辑困境”和“责任困境”的挑战。最后采用菲利普斯分析框架分析了影响“河长制”跨部门协同效率的因素。     

民主治理导引的逻辑悖论及其实践化解

从服务到管理,从管理到治理是社会的进步。如果此论断成立,那么就必须对治理进行逻辑推导。理论的彻底性在于逻辑的彻底性。逻辑推导彻底,才能把理论问题说清楚。如果逻辑推导不畅,不但是逻辑出了问题,而且是实践出了问题。逻辑与事实具有非一致性,逻辑清楚并不等于事实清楚。逻辑推导是解决理论问题的第一步。只有把理论说清楚,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在实践过程中才不至于迷失基本的方向。把理论搞清楚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民主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民主治理具有横向逻辑和纵向逻辑。民主治理具有与人口规模、时间、精力成反比的横向逻辑悖论,具有与权力结构层级成反比的纵向逻辑悖论,进而导致二者在逻辑交叉上缺少主体性。在逻辑上认识到民主治理的限度,在实践上规制民主治理的规模,是化解民主治理逻辑悖论的最优选择。     

行政升格如何调适府际关系——历史演进、学理类型与作用机制

将组织或个体从既定行政级别突破常规编制的提升是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独特的现象，在此被界定为行政升格。行政升格是解决地方政府组织或个体发展空间受限、资源支持不足、财政收支矛盾的重要路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实践和政策工具。本文首先从不同维度下行政升格的发展现状出发，提炼其外显性特征与内隐性秩序，并基于其差异化改革趋向和政策扩散过程将其概念化为三种类型：自下而上—试点激励型、上下交织—扩散调适型、自上而下—扩散约束型。进而探究其调适府际关系的独特作用机制：即宏观上缓解府际关系结构性张力；中观上以空间同侪效应激励横向地方竞争、改善纵向府际协同机制；微观上弥合纵向政府间信息不对称，形成相互嵌构的府际关系调适网络。在此基础上管窥国家治理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适用性、渐进性、务实性和目标导向性逻辑。研究结论在理论层面展现出中国政府治理借助行政升格这一政策工具的灵活配置，超越韦伯式官僚制的固化，促进府际关系的生机和活力，蕴含独特的中国政治智慧，并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国际化传播与理论化提炼提供新的素材和分析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责任——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视角

政党责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明确了为人民谋幸福、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为民族谋复兴的政党责任。为人民谋幸福是政党责任的逻辑起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政党责任的集中体现,为民族谋复兴是政党责任的价值旨归,三者共同构成了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责任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夯实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责任需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达成共识,依靠“国家—政党—人民”的政治结构、“领导—合作—民主”的政治过程以及“执政—参政—协商”的运行机制推进党际合作与治理。推动政党责任转化为实践效能,需要遵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政党现代化的现代化逻辑,彰显新型政党制度推动国家发展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政党责任。     

流域生态补偿协同共担机制的运作逻辑——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新安江流域上下游因“谁补偿谁受偿”和“补偿标准”之争引发冲突,为了实现流域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流域上下游必须从零和博弈走向协同共担。构建流域生态补偿协同共担框架,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为例,提出流域生态补偿协同共担的实现需要纵向上下级政府联动、横向上下游政府联动以及社会参与的多方联动相结合。在流域生态补偿协同共担机制的运作逻辑中,制度安排为上下级联动提供法制保障,主体功能区位势差异为上下游联动提供必要条件,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多元共担合力。未来需要在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体系、主体功能区优势互补、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进行完善和优化。     

论流域政府间横向协调机制——流域水资源消费负外部性治理的视阈

当前,流域水资源消费负外部性问题愈益尖锐,现实症结应在于流域政府纷纷实施了地方保护的策略选择,体现为一种政府外部性,其衍生的根由则在于流域政府权力产权界定不清导致了相互间正交易成本的出现.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相关启示,须建构流域政府间横向协调机制,从而规范流域政府各自权力产权,降低因相互摩擦所引发的交易成本,由此即可以减少或消除此种政府外部性,最终求解流域水资源消费负外部性问题.由于反复博弈模型和制度主义的援证,公民退出选择与呼吁力量的驱动以及流域公共利益观念凸显和官员的理性自觉,流域政府间横向协调机制之建构成为可能.而其主要类型的界分则同样可以受新制度经济学启发并吻合治理的行动逻辑,进而区分为科层机制、市场机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三种,它们相互存在替代性但更应实现有机的结合.     

我国区域合作治理困境与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选择

区域合作治理机制是为解决地方政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ICA)问题而采取的制度安排。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交易成本。我国当前的区域合作治理以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协作为主要形式,存在着横向政府协调缺乏约束力、纵向政府过度介入与介入不足并存、社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等问题,区域合作面临诸多困境,交易成本高昂。本文提出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的概念,认为在区域合作治理中要正确发挥纵向政府的作用,将上级政府的纵向嵌入与地方政府的横向协调相结合,以降低交易成本。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选择受到区域合作性质、区域合作风险、区域差异特征以及地方政府自主权等因素的影响。嵌入方式包括政治动员、法律和行政命令、战略规划、制度激励、项目评估、省部际联席会议等。应根据区域合作的不同类型,综合分析上述因素,合理选择纵向关系嵌入的时机、程度与方式。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为我国府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对推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有效合作,更好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有益。     

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研究——以小东江治理为例

跨区域的河流污染问题不仅引发公用地灾难,还制约上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还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但是,传统以地域为边界的管理方式在治理这类跨区域河流污染问题上捉襟见肘.因此,需要常态的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机制,以保证跨区域河流污染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而工程技术层面的流域治理机制必须建立在有效的治理机制上才能充分发挥效用,建立统一的流域管理机构对于小流域治理则制度成本过高、可操作性也不强.因此,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是有效治理跨市(县)河流污染的必然选择.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粤西地区的小东江(跨茂名市和湛江市)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广东省和相关市政府在作为治理主体时都存在内生性不足,碎片化的治理结构因而最终陷入了治理困境.因此,政府间环境协作是小东江污染治理的必然要求,而这必须建立上级政府监管权威、健全公众参与和流域内地方政府间民主协作的多元治理机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策议程设置的嬗变:政治逻辑及其阐释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经典议题,政策议程设置最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中权力的真实运作,从政策议程设置视角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新的和有待拓展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逐步构建了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议程设置架构和机制,中国政策议程设置在合法性上回应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原则,并在国家治理能力实践中探索和完善了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理解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议程设置的政治逻辑,探索和构建中国治理话语体系,是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尚待推进的知识议题。     

缘由、启示、展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的耦合分析

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与认知科学融会贯通的角度审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具有联系密切的学理渊源和学科脉络,行为经济学的发展逻辑、演进脉络、学理贡献很可能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调整、议题深化、方法更新提供深刻启示。行为经济学在理性、选择、制度等三个议题上的新见解,有助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有限理性的经验应用、感性选择的行为指引、伦理取向的制度关怀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在行为经济学影响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其未来发展中能够进一步缓和结构与能动的内在张力,主动吸纳行为经济学及其背后认知科学的前沿成果,深入推进政治领域尤其是政策议题的现实研究,并以认知为纽带促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在整合与认知转向。     

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历史进程、演进逻辑与动力机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密不可分,科学认知其历史进程、演进逻辑和动力机制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可以将我国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演变划分为艰难起步、快速发展和深度融合等三个历史阶段。制度的稳定政策场域、自适应机制和思维定式使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渐进发展产生了强烈的路径依赖。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地位的确立、绿色技术激励体系的构建、绿色技术体制改革的深化、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等,是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变迁的关键节点。在动力机制方面,政治、经济和社会构成制度变迁的基础动力;学习效应、协同效应和适应性预期构成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微观行动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构成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未来,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将通过加深市场化、增强国际化、深化智能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