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在美国反垄断诉讼中的挑战与应对:基于对相关判决的质疑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一系列反垄断诉讼发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美国在经贸关系中博弈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之下,其中涉及了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国际礼让原则、外国法查明、外国政府对本国法律解释的效力等一系列焦点问题。在相关案件的判决中,美国法院就上述问题的观点和论述存在诸多漏洞和偏颇之处,包括限缩适用"国际礼让原则"中"真实冲突"的条件、外国法查明中客观性的缺失等。而未来随着中国企业日益成为美国反托拉斯重点关注对象,中国企业会面临更多挑战,需从美国国内法、国际法、中国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以及企业自身行为的合规性等方面积极应对。     

从司法实践视角浅析涉外民事关系中外国法查明制度——以2013“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最高院司法解释(一)”为视角

外国法查明制度随着我国各领域的国际化发展而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存在基础,对外国法查明制度法律化的趋势日益凸显。2011年、2013年颁布实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一)中都涉及了对外国法查明制度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规的不完善、制度构建的不周延以及我国司法实践的社会性问题导致的外国法查明制度与实践的错位成为取得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诉法突破的关键性问题。本文将以司法实践为视角,以2013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为基础,对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进行研究、探析。     

《谢尔曼法》域外适用中“礼让”的变迁与启示——由我国“维生素C案”引发的思考

《谢尔曼法》域外适用问题一直是各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自2005年以来,我国维C生产企业在美国遭受反垄断诉讼,历经2006年和2008年两次庭审裁决,美国纽约东区法院均否决我方所提出的以"礼让"作为主要抗辩理由的诉讼请求,目前该案仍在继续。透过对《谢尔曼法》域外适用中"礼让"现象与规则的考察,对我国"维生素C案"的下一步应诉提出了诉讼战略与我国政府外围行动两个方面的构想。同时,在应对其他国家或地区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宏观进路上,设计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运行的大体思路。     

网络中立管制的法律困境及其出路——以美国实践为视角

网络中立管制的本质是要求互联网平等对待网络内容和访问者,其核心是“透明性”、“禁止屏蔽”、“禁止不当歧视”.网络中立管制面临着两难困境:政府如果听任网络运营商、服务商的流量限制、付费优先权等差别对待行为,就会损害互联网的创新、平等、非歧视以及言论自由环境.但是如果严格监管,也可能损害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和消费者整体利益.美国围绕《维护互联网开放性指令》的合法性争议,集中体现了网络中立管制面临的法律困境.2014年威瑞森案及其后续发展表明,美国针对该困境的解决对策是:在经济层面采取“原则管制,例外不管制”模式,在非经济层面采取“言论提供者的言论自由优先于言论传输者”模式.我国也有必要引入网络中立管制管理差别对待现象,将网络中立管制的若干规则引入互联网立法,建立健全对违反网络中立行为的长效执法监管机制,限制运营商、网络服务商的信息言论审查权,强化平等透明的网络服务机制.     

论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管制及其限度--以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的法律管制为例

针对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出现的种种弊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主要设置了三种法律管制措施——交易对象管制、交易方法管制和交易程序管制。实际上,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的弊端主要来自于管理层与国有产权人、其他产权竞买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法律管制也主要应当以防范管理层利用信息不对称谋取自身利益为限度。由于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程序的管制措施已经足以防范上述弊端,法律管制也应当主要以交易程序管制为限度。     

政策融合视野下中国能源行业管制与竞争的法律建构——以石油行业为中心

能源政策发展至今,逐渐形成了以安全和效率为核心的现代体系。当前中国能源行业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能源供应体系建设仍存在重大挑战。能源政策的调整,需要深化对竞争政策的认识。在认识能源政策与竞争政策之目标融合的基础上,确立合理的能源政策与竞争政策双层协调机制,有利于保障能源战略和竞争政策的实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效率,完善能源管制体制,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促进能源产业效率,提升消费者的整体福利。     

出租车数量管制的行政法分析——以北京市出租车行业为例

北京市自1993年起对出租车进行数量管制,据相关文件以及特许方式的分析,数量管制的措施是不合法的,也不符合比例原则。然而,有关数量管制的不合法文件却未得到有效清理,且我国《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于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使得交管局在处理申请出租车经营许可时,其管制行为依然有"法"可依,即便该管制行为严重限制了公民的经济自由。鉴此,应该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逐步放开数量管制,对出租车行业实行严格的资质准入,以实现出租车行业的发展。     

论灾害救援的国际法问题——以国际救援队的法律地位为中心

自然灾害发生后,只有在灾害发生国同意且发出请求的情况下,其他国家或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救援队伍及其人员方可入境实施救援,现行国际法尚未将＂保护的责任＂适用于自然灾害。在灾害国际救助领域,现行国际法已经涵盖国际灾害救援队伍及其人员入境、特权与豁免、索赔与诉讼等。我国需要借鉴国际法,建立国际灾害救援规则。     

法律实施绩效提高的精神动因——以劳动法律制度为中心

我们正面临着社会治理工具——法律——失灵的威胁,法律失灵的终极体现在于法律实施低效、无效。尽力寻求法律实施低效、无效的原因并找寻出提高法律实施绩效的方案是当今迫切的理论与立法问题。人是法律实施的媒介,人之精神贫困是孕育法律实施低效、无效的土壤。脱离美德精神的法律在利益引导上的局限、脱离美德精神的法律实施困境等足以证明人之精神力量是法律实施绩效提高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因。结合劳动法律实施,可以认知法律在利益引导上的缺陷,厘清法律实施中美德精神缺失的现状并找寻改变它的路径。在确保强制与美德精神,即内在强制与外在强制结合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在法律实施中的功用。     

论管制征收的认定标准——以德国、美国学说及判例为中心

国家某项措施对公民财产权构成的限制,究竟属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还是管制征收,甚为重要,因为这关乎国家是否需要为此提供某种补偿。通过对德国和美国相关学说与司法判例的考察,二者的区分标准主要分为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形式标准以平等原则为基础,强调是否存在"特别牺牲";实质标准在形式标准的基础之上,区分管制措施对财产权限制的不同程度。一般而言,在相对人构成特别牺牲的条件下,唯有政府侵占相对人财产或者导致相对人财产价值完全丧失才会被法院判定为管制征收。     

首张反垄断罚单的法律解读——以纵向垄断协议的法律规制为视角

纵向垄断协议是与横向垄断协议相对应的概念．又称垂直限制协议、垂直协议、纵向限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在同一产业中处于不同经济层次．无直接竞争关系但有买卖关系的经营者，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达成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如制造商与销售商订立的协议，批发商与零售商之间订立的协议。     

法律冲安时的适用标准——以刘家海诉交警部门案为例

法律毕竞是人为制定的规则,法律之间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司法,作为规则之治的终结者,自然需要对冲突的法律进行选择适用.尽管立法法已经出台,但现实的司法判决表明,法律冲突时的适用标准依然存在问题.刘家海诉交警部门案就是一例.通过将该案的争论焦点渐次展开可以发现,立法法中貌似明确的适用标准起码可以进行三个方面的补充:一是原则考量的引入,二是"立法权"替代"立法机关"进行解释,三是社会效果考量的必要.     

甘肃“对赌协议案”判决之评析——以法律方法的运用为视角

疑难案件是各种法律方法尤其是非常规法律方法运用的主要场域.甘肃“对赌协议案”作为新型疑难案件,兼具事实定性困难和冲突型法律选择困难.对赌协议条款属新型无名合同条款,欲解决其定性难题须综合运用多种合同解释方法.该案中涉及的民间法与国家法、民间法与其他社会规范间的冲突是两种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法律冲突,其冲突的消解无法借助于效力识别方法,只能仰仗于利益衡量方法.运用利益衡量方法消解以上冲突的具体规则是:(1)合同等民间法优于国家法或其他社会规范的任意性规定;(2)国家法或其他社会规范的强行性规定优于合同等民间法;(3)合同等民间法的有效推定规则.正确并妥当地解释该案涉及的国家法和其他社会规范的相关强行性规定的含义是运用利益衡量方法消解以上冲突的前提和基础.     

浅谈外商对华非法撤资的法律规制——以重点规制韩国对华非法撤资为视角

美国经济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世界各国包括我国都在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经济发展,应对经济危机。但进入2009年以后,我国部分地区却密集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外商非法撤资的情况。非法撤资对当地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同时造成了企业职工、中方合作者、企业供货商等相关权益人的巨大利益损害。本文通过界定非法撤资的含义,介绍非法撤资的现状,进而讨论了对非法撤资的法律规制途径。     

对法律事实建构论的初步阐释——以主体间性为分析进路的思考

诉讼法学界关于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是针对法律事实的认定标准所产生的分歧,但是,争论并没有跳出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形式与实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要探究法律事实的形成,必须重新考察诉讼活动的性质,进而实现分析进路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换。法律事实建构论的提出就是这种分析进路转换之后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对法律事实建构论的限度保持必要的警醒。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律制度研究——以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控制为中心

本文分析了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提出了完善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的措施以及针对商业银行现状的相应的配套制度和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知识产权法为中心的思考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会议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于2004年8月加入该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维护中华文明之必须,也是我们所应当承担的国际法上的义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是人类既有精神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以精神成果为保护对象的知识产权法的关系如何,我国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怎样,知识产权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是本文着力探讨的问题.笔者也希望可以借助这种探讨促进理论界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整体性思考.     

人工智能对法律的挑战——以法律推理与裁量模型为研究中心

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的袭来,未来已来已为大多数人所周知。然而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终究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在最能体现人类独特性与辩证思维的裁判领域人工智能能否占据其一席之地,科技将会如何与法律更好地结合影响世界,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从法律推理角度看,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无论在语义识别还是在缺省推理的实践操作中都还难以胜任裁判的任务;从算法的构建来看,人工智能判案不但存在信息源是否正确的困扰,也存在人为方面的可控性风险。     

反垄断请求的可仲裁性问题研究——以美国为视角

本文以美国为视角,对反垄断请求的可仲裁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概述了美国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讨论了《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以及美国的有关立法和司法实践,论及了《谢尔曼法》和AmericanSafety等案件,并对美国法院审理三菱汽车公司一案的判决予以重点研究,分析了该案判决对国际商事仲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法律原则适用与程序制度保障——以民事法为中心的分析

法律原则因为没有明确、具体的事实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而无法像法律规则那样为当事人提供行为准则,为法官提供裁判根据。适用法律原则处理个案纠纷就是法官以自己所“造”之法进行司法裁判,其适用困境的实质在于,以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律规则为中心运行的司法制度(尤其是司法程序)难以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有效的正当性论证。在实体法、法律适用技术的范围内,以构建适用条件、适用规则,完善适用方法等方式来破解此困境,作用极为有限。重构司法程序制度,使当事人、社会能够以恰当的方式参与到具体的裁判过程以制约法官的裁量权,或许是解决此难题的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