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驱动下的数字政府成熟度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是数字技术嵌入政府治理,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动态过程。至于什么是成熟的数字政府,各界认识尚未统一。现有评估多是“完成式”的事后检验,缺乏“将来式”的目标指引,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需要简单通用的参照系。基于区块链信任的“制度—效能”转化框架,较好地分析了制度执行中的信任问题,以此为指导构建制度优势、运行机制、技术支撑和数据治理为主的数字政府成熟度分析框架。根据其中四要素的生成逻辑,以D市大数据指挥中心场景化应用为例,探讨分层级、分阶段设定目标来消除现有困境的实践路径,可以以执行有力、机制有效、技术可靠与效能可见为方向,多措并举、循序渐进提升各级数字政府成熟度。     

迈向智治：数字乡村信息平台技术赋能的整体性治理进路

数字乡村信息平台的技术赋能,彰显了技术治理和工具治理的双重耦合效应。整体性智治将数据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结构中,重塑了数字信息传递的流程。数字乡村技术赋能的政府改革是一场集技术驱动、数据平台和农户协同参与的信息革命。数字乡村信息的平台化运作,导致了技术治理的形式化、政绩化和行政化等多重限度。从技术赋能的整体流程来看,数字信息平台由立体协同的治理结构所构成,要围绕赋能主体、赋能平台和赋能领域,建构具有整合式创新的整体性智治框架。具体要立足于农户的数字化能力,激发工作人员的自我效能感。围绕“线下”迈向“线上”的数字化赋能布局,搭建“技术供给+农户体验”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实现乡村数字化发展的特色化赋能。     

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与发展面向——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改革为例

以组织结构扁平化改革推进高效率行政组织体系建立,是适应数字政府建设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关键。文章基于扁平化组织理论,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的扁平化改革实践为例,考察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研究发现,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基层治理“扁平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县域治理体系,推进了县域治理结构、体制、机制、价值等全方位变革,突破了传统科层制政府的局限,具有赋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促进政府组织模式转型的双重作用。尽管龙港市全面取消了乡镇（街道）层级,但依然存在扁平化改革不彻底、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制度配套不完善等问题。深化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需要坚持数字赋能、多元共治、为民服务与行政赋权等目标导向。     

巡察工作效能发挥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

巡察制度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监督向基层纵深推进的重要举措,作为延伸监督触角、净化政治生态的有力抓手,巡察工作意义重大。但巡察监督还处在摸索前进之中,当前的巡察实践在制度构建、组织体系、工作机制、成果运用等方面仍存在缺失或不足,制约了巡察工作的开展,影响了巡察工作的实效。应当通过完善责任体制、加强制度和组织建设、努力拓展新思维、健全成果运用机制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巡察工作实效,促进新时期巡察工作的发展和完善。     

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价值意蕴、潜在风险与规避策略

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实践的深度应用，为协商民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在协商议题设置、协商主体选择、协商程序展开以及协商结果形成等维度释放出了巨大的价值意蕴。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同时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风险，如爆炸式的议题增长、去中心化导致精英俘获、崇尚数字从而产生算法黑箱以及追求最大公约数从而对少部分人利益的忽视等。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既要充分释放技术效能，也要合理规避其潜在风险，需要在议题规范、主体参与、协商程序机制以及共识决策反馈等方面做出动态调整。由此，更好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联体与联动：作为社会治理制度的在线调解创新

在线调解是将信息和通信技术与调解制度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在线调解不仅创新地将各类调解制度联体起来,实现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的要求,而且开拓性地将调解制度与相关的社会治理制度联动起来,成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性平台。比较分析"莆田调解"和"浙化平台"两个在线调解平台后发现,二者在各自功能定位的基础上,依托各自牵头组织的优势,分别采用了制度联体和制度联动两种方式,实现了社会治理制度共建共享共治,提升了在线调解的制度效能,推动了矛盾化解在基层,促进了社会稳定和谐。     

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无比优势,但制度优势还有待于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实现现代化,当务之急是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此,应当加强和改善党对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大意义,坚决贯彻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确保治理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应当充分发挥人民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中的主体作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立法和决定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发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作用;应当改革和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优化行政决策体制机制,强化行政执行体制机制,加强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应当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行政监管督察体制机制,加强决策监督、执行监管督察、效能监管督察,实现监督督察的制度化、程序化;应当正确处理和理顺各种治理关系,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应当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不断提高其治理能力。     

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的数字治理平台因何失灵：“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和各地数字治理实践的增加为数字治理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尤其是面对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时,部分数字治理平台出现失灵的现象,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治理平台的作用成为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根据TOE框架并结合韧性理论,以S市A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与探索为例,对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失灵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受制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如技术能力、主体参与、社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表现出韧性的缺失和不足,进而以此为“抓手”构建出数字治理平台在治理实践和应急管理中“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框架。最后,本文结合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建设中的实践探索,提出以数据输入整合、组织动态重塑、多元主体补位为重点的发展思路和方案以赋能韧性治理,为完善和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提供切实的建议。     

数据赋能:数字政府治理的运作机理与创新路径

智能化时代的来临,需要发挥数据赋能效用,构建数字政府治理体系。当前,在政府与时俱进的改革意识与创新理念、强大高效的资源整合与实施能力、相辅相成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实践,以及全面普及的网络文化与民主氛围影响下,数字政府呈现出基础设施云化、全触点数字化、业务在线化、数据运营化的治理特点,其转型逻辑反映了扁平沟通的互动理念、政务数据的协同共享、精准服务的优化供给以及科学决策的有效输出。数字政府治理尽管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但是当前依然面临着部门需求响应慢、数据孤岛现象多、服务协同性差、业务一致性弱的问题。全方位深化政府数字化转型,未来需要实现从信息化普及到智能化应用的理念创新、从数据孤岛到数据流通共享的数据创新、从职能驱动到社会需求驱动的服务创新,以及从单向决策到共商共建共享的决策创新,最终提升数字政府的治理绩效。     

党内法规治理效能提升的逻辑与进路

党内法规治理效能作为党内法规体系效用的综合反映和整体呈现，本质上体现为党内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程度。新时代提升党内法规治理效能，是不断推进依规治党的内在要求、现实需要与必然指向，需要从制度治理效能提升的普遍性规律中探寻党内法规治理效能提升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就治理过程而言，风险挑战主要体现为内容黏合度不足影响规范性、主体能力不足影响约束性、执行力不足影响实效性等。通过对党内法规治理效能提升进行逻辑分析与问题检视，可分别从质量赋能、主体赋能、场域赋能、执行赋能、数字赋能层面探索其现实进路，以充分实现党内法规体系的系统集成，增强主体遵规执规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凝聚党规之治的集体认同与共识，并以数字化推进党内法规治理现代化，充分彰显其内在优势。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动因、内涵与路径

数字时代呼唤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治理新形态。技术变革的驱动力、治理生态的不确定性、治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治理需求的多样性共同驱动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要及时回应数字时代需求,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重视制度变革的基石作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实现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与高效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需构建全功能集成、全网络融合、全周期管理、全要素连接的数智治理体系,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数字赋能水域生态治理——基于河长制的实践路径

河长制是中国解决复杂河流治理问题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全面推行河长制,使其更好地嵌入于河流治理的结构和过程,是推进河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分析数字技术何以为河长制的有效落实赋能,对提升水环境治理效能、促进我国水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构建数字赋能水域生态治理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协调机制、整合机制、信任机制,并基于三大机制阐明数字何以为河长制赋能。提出建立数据支撑平台,开辟河流治理新局,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调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完善整合机制,构建共容利益、健全信任机制等四大实践路径。     

基层群众自治问题研究

基层群众自治是基层群众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制度和实践，对基层民主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发展意义重大。必须从法律政策、理论研究和实践运行等层面，实事求是地分析基层群众自治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断推进基层群众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断提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协作互嵌：基层治理改革中的条块关系重塑——以深圳市宝安区“治理重心下移”改革为例

治理重心下移、做实做强基层是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重塑条块关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关键。当下,条块权责结构失衡,治理资源配置失衡,以及条块协同不够与张力不足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阻滞性因素。为此,基层治理改革亟需从处理好重心下移与条块分工、资源配置与权责分配、职责分工与整体协同三大关系入手,通过条块结构互嵌、资源互嵌与过程互嵌改革,依托于条管块统、条抓块管等治理形式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协作,提升基层治理的整体质效。深圳市宝安区在充分考虑基层治理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基础上,对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进行差异化、系统性调整,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协作互嵌,其改革经验和未尽事宜为我国基层治理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分析样本。     

技术适配城市：数字转型中的主体压迫与伦理困境

数字技术与公共治理的深度融合既经历了从数字地球到数字国家再到智慧城市的实践推进,也面临着数字压迫下的主体性危机和伦理困境。数字化转型的历史出场与人类社会的伦理纲常彼此勾连,主体性的保卫在数字压迫下无奈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暴发的"数据邻避"现象使得城市数字治理不得不思考便捷生活同个人隐私、技术导向和以人为本等复杂关系间的调和与平衡。数字技术具有发展上的不确定性和应用上的异化可能,因此,必须警惕数字化转型滑向算法独裁的潜在风险。在技术适配城市的过程中,城市成为数字技术价值体现的最佳场域,数字化转型又为提升城市能级,促进整体跃迁提供了重要的技术跳板,二者间形成了彼此依存的紧密连接。然而,无论是西方智慧城市探索,还是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实践,教训和经验都提醒着一个重要事实:必须尊重人的主体性价值,在观念、制度、规范变换中引导科技向善和城市数字治理现代化的协同推进。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实困境实践创新与可行路径

基层党建能否有效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以及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目前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未能很好融入,存在社区党建主体与社区治理权威互不统一、社区党建资源与社区治理资源缺乏整合以及社区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需求相互脱节等现实困境。从基层党建创新实践来看,以提升组织能力为核心的区域化党建、以汇聚治理资源为核心的平台化党建和以强化治理效能为核心的技术化党建代表了当下以及今后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基层党建要有效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关键是要重塑社区治理权威、聚合社区治理资源以及做好社区治理服务。     

制度、技术和理念: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何以有效——以浙江省N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为例

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弥合了城乡数字鸿沟,激发了乡村社会内在活力。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搭建“制度—技术—理念”的分析框架,剖析浙江省N区数字赋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案例。在制度供给方面,N区通过成立监管机构、搭建数字平台、完善奖补考核等手段,形成长效机制;在技术支撑方面,实现装备智能物联、数据互联共享、引入AI识别技术,推进平台更新迭代;在理念塑造方面,通过组建宣传队伍、打造宣传品牌、实施积分制管理、提升民众数字素养,营造文化氛围。N区的实践经验折射出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治理逻辑。即在制度变革层面,治理模式由碎片化转向整体协同;在技术保障层面,由技术匮乏转向统一标准;在理念转化层面,治理理念由模糊治理转向精细治理。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三维透视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保障。而数字技术与治理的结合，能够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善治提供强大驱动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具有数据整合、联动协作、敏捷便利、全景敞视等四方面优势。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而言，诸优势内蕴实现乡村治理资源的供需衔接、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简约复归三重作用机理，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与乡村地方实践知识的协调，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行政替代自治、技术异化等问题，实现数字助推治理有效，必须从技术适配、机制保障、理念驱动等三个路径整体推进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才能发挥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向效用，实现中国式治理现代化。     

整体智治: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机制 ——基于杭州市S镇的考察

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结构性和功能性双重困境,整体性治理、多元协同治理、政策网络等解决思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困境,但同时还存在诸多不足。大数据时代,将数字治理技术与整体性理念相结合进行基层治理创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新型路径。杭州市S镇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促进结构重组,充分融合基层现有一切可及的资源,并通过平台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对原有治理功能进行重塑,形成既具有整体性又兼具智慧性的整体智治治理模式,解决了基层治理困境,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整体智治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功能替代机制、资源融合机制以及多元互动机制等。基层数字化治理改革中,需要通过建设统一平台,促进数据互通;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同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增强基层协商;完善治理网络,吸纳多元参与,以整体智治机制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