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基层政务服务数据的治理

大数据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府、企业、民众都在大数据浪潮中享受其带来的裨益,但是大数据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在基层政务服务中数据碎片化现象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基层政务服务的数据烟囱化、数据丛林化和数据鸿沟化。促进基层政务服务数据从碎片化向整体性转化的数字治理工具主要有三种,即块数据、区块链和主权区块链。治理基层政务服务数据碎片化的具体路径在于:以基层政务服务数据系统化来治理数据烟囱,以基层政务服务数据集成化来治理数据丛林,以基层政务服务数据信息化来治理数据鸿沟,从而实现基层政务服务数据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的治理。     

从“救济”到“治理手段”？——当前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分析：以河南F县C镇为例

作为国家推行的一项福利政策,农村低保要实现对农村贫困人群的救助。然而,在现实中,低保政策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以户为单位到以人为单位的扭曲和变通,以至低保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基层政权的一种治理手段,从而背离了政策的本意。事实上,低保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既是监管力度不够及制度建设不到位所导致,更与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的治理困境密切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基层政权的治理状况既是保障低保政策能否顺畅执行的根本,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基本治理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     

“新官不理旧事”：基层科层制的人格化现象再思考——H镇征地安置的案例研究

经典科层制理论将科层制的非人格化视为原则性预设和重要美德,这一预设在理论和经验层面上均激发了大量的讨论。“新官不理旧事”是科层制人格化的具体表现。H镇的案例表明,面对前任官员强力推进的征地安置工作,继任官员采取了“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和“能压就压”的回避拖延策略,最终导致了基层科层任务的“烂尾”。“权力的基层脱域”能为H镇“新官不理旧事”的发生逻辑提供一定的解释。“权力的基层脱域”由组织目标的个体化、执行程序的情境化和组织问责的模糊化三个要素共同促成,正是以上三个要素使得经典科层制的三大假设遭受挑战,基层科层制的人格化就此发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对基层治理体系及其运作过程的深入考察和反思尤为必要。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有限性”及超越：基于适配困境的考察

迈向数字秩序的基层治理,如何应对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的秩序与规则转变,如何进行多主体参与的确权与履责重塑,以超越数字赋能的“有限性”,是基层治理面临的又一难题与挑战。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中“价值有限性”“结构有限性”以及“功能有限性”的理论性解读,深入剖析实践中基于“目标价值—业务标准—技术应用”的三维适配分析框架,发现技术驱动与赋能延伸在“人与数”“管与治”“整与碎”方面造成了多方供需失衡与规则失配,导致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向“数字负担”演化。应通过理念上重构数字生态价值规范、制度上构建标准化体系、业务上完善系统保障对接、技术上优化基础数据回流共享机制的多维协同耦合策略,不断完善“价值”与“技术”同频的基层数字治理。     

“制度趋同”：基层治理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其发生逻辑——基于“村情通”创新扩散的案例研究

基层是直面社会问题的治理单元,我国近年来诞生了诸多基层治理的草根创新。探究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内在逻辑,有助于厘清创新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寻找可行的扩散方案,促成草根创新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效能。本文梳理了创新扩散的相关研究,在“组织同形”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制度趋同”这一概念,并结合浙江省龙游县“村情通”的扩散案例,阐释了基层治理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类型及其发生逻辑。研究发现,我国基层治理的草根创新扩散有模仿性机制、强制性机制和规范性机制三种路径类型。但模仿性机制易受制于组织关系网络、创新属性及潜在学习者目标多元化的影响,出现扩散“困局”;上级政府强制力的介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破局”,上级的组织势能和资源配置权使得村委成员的行动情境发生变化,促使其采纳创新,推动创新得以扩散;上级政府的介入还有助于在创新扩散场域内激发“锦标赛”氛围和技术规范压力,推动草根创新的规范性扩散。“制度趋同”分析框架为理解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同时,本文也拓展了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适用范围。     

运动模式下的基层标准化治理困局与突破--基于三维制度逻辑的多案例研究

带有运动模式特质的标准化治理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也遭遇了基层实践困境,表现为痕迹主义与有效监督并行、形式主义与标准管理共生。把握基层标准化的尺度,将实现基层行政的系统性平衡作为改革探索的重点,研究建立“科层控制、专业化管理和社会协同”三维制度平衡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作为解局与破局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运动模式下的标准化治理困局缘于科层控制逻辑下基层产生的邀功与避责的心态,标准化治理在运动模式下的实践中经常呈现为“悬浮”状态;而专业化管理逻辑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平衡,使天平一端倾向于科层逻辑,最终导致基层标准化治理的困境;社会协同逻辑作用发挥需要相关主体及时参与到反馈机制中,但实际与前两者脱离。当前需要从制度逻辑平衡的角度出发,自下而上地构建起基层标准化框架,真正解决基层标准化治理困境。     

协商民主: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模式——基于上海H社区的个案分析

上海H社区的个案分析表明,协商民主能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的协商、沟通机制,而且还能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善治。但是,在思考城市基层治理与协商民主实践之间的关联时,必须要看到,城市基层治理所需要的是协商民主而不仅仅是协商的手段或方法,即必须使协商民主成为一种民主模式,进而使之成为政府与公民合作时不能忽视的一种机制。     

权威引领与行动赋能：城市跨界治理的整合机制——基于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案例考察

跨界事务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领域。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权威引领—行动赋能”分析框架,区分了城市跨界事务治理的四种整合机制,分别为组织嵌入、跨界动员、议事协调、激励问责。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整合机制具有差异化的应用场景。对于跨界事务来讲,构建权威引领的整合治理体系,在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增进交流,不仅可以平衡多方利益诉求,还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提升跨界事务的治理效能。城市基层治理需要吸纳多方主体参与,区分不同情景,建立适当的整合机制,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以时间换空间：基层治理政策创新的“时空适配”机制——对成都市“信托制”物业治理的考察

时间是政策创新的重要因素和资源,既有研究重在考察政策创新的共时性因素,疏于考察“政策主张转化为政策执行”的时序过程。令人感兴趣的是,一项时间上较新的政策,为何能够超越现有空间的限制被成功导入？本文以成都市信托制物业治理政策实践为例,引入“时间-空间”线索,对基层治理政策创新的机制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在条件相对受限的现实空间,地方政府采取“时间先行的行动策略”,为新政策的导入扩散锻造条件。这种“因时造势、依势利导、以利蓄能”的“时空适配机制”,是新政策成功导入的关键。政策主体的“组织统合、前置营造”统一了价值认同,“还权增利”重塑了现有空间的利益结构,“试点示范”则降低了政策执行的成本。“时空适配机制”超越政策创新线性演进的思维,强调政策主体“以时间换空间”的主动作为,形成了政策创新的新解释。     

标准化治理何以推进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基于广东省“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案例研究

从电子政务发展到数字政府,从单部门政府服务变为整体政府服务,从“物理空间”碎片化政府部门向“数字空间”整体政府过渡过程中,数字政府建设标准设定存在适用性较低、标准冗余等问题,导致部分数字业务服务质量不佳、内部审批行政效率低下等诸多困境,制约了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如何通过标准化治理促进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数据、业务、制度、技术协同建设,从而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是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广东省“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单案例研究,剖析“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标准化治理过程,解析标准化治理推动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理论逻辑。研究发现：标准化治理贯穿数字政府建设的全过程,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支撑之一;数字政府标准化治理的基础是权责清单建设和数据要素高效利用,核心是业务流程重构,其治理结果是技术赋能和推动数字政府制度重构;标准化治理推动了治理主体的高效协同,促进了数字政府中的整体性治理目标的实现。     

基层治理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以中国期刊网篇名为“基层治理”的文献为考察对象

基层治理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中国期刊网篇名含"基层治理"的文献为考察对象,对基层治理的研究内容、研究视域、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相关问题的具体分析,不难发现,当前我国的基层治理存在着研究内容严重倾斜、研究视域过于狭窄、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研究结论雷同重复等问题,因此,未来研究应着力完善内容、视域、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还应对基层治理中的行政分权、府际关系、地方自治等关乎当前基层治理中政治秩序的重要议题进行推敲、分析。     

“接诉即办”：朝向高质量为民服务的基层治理创新

“接诉即办”改革是以群众诉求为驱动的超大城市治理实践,也是探寻基层治理问题解决路径的有效方式。“接诉即办”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高质量为民服务,本质上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从实践来看,“接诉即办”在诉求办理、绩效考评、主动治理和多元协同等方面面临现实困境。基于此,为达成高质量为民服务的基本价值目标,优化“接诉即办”改革需要疏堵结合达成“减量提质”新目标、回归绩效考核的基本价值追求、“向前一步”探索主动治理新路径以及整合利用内外联动合作关系。     

基层治理中党建助推实现公众参与路径探析——基于权力“回归”视角的案例考察

党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公众参与是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建的引领功能,化解基层治理中公众参与形式化问题并推动公众参与的实现,理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权力回归视角下,通过对三个全国创新治理案例的比较发现,权力的回归通过还权于民和赋能于民两个环节,党的引领、政府推动和公众意识培育三个方式实现公众参与,而党建则贯穿于整个过程,并通过党的主导、党的引领、党的动员三种路径落实权力回归于民,政府与公众协调互动以及公众责任和参与意识动员,从而实现基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整体智治: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机制 ——基于杭州市S镇的考察

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结构性和功能性双重困境,整体性治理、多元协同治理、政策网络等解决思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困境,但同时还存在诸多不足。大数据时代,将数字治理技术与整体性理念相结合进行基层治理创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新型路径。杭州市S镇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促进结构重组,充分融合基层现有一切可及的资源,并通过平台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对原有治理功能进行重塑,形成既具有整体性又兼具智慧性的整体智治治理模式,解决了基层治理困境,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整体智治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功能替代机制、资源融合机制以及多元互动机制等。基层数字化治理改革中,需要通过建设统一平台,促进数据互通;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同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增强基层协商;完善治理网络,吸纳多元参与,以整体智治机制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从“嵌入吸纳制”到“服务引领制”:中国共产党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转型与路径选择

"嵌入吸纳制"解释模式能够揭示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及政党—社会关系形态,但却无法为"流动挑战凝滞"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作为对"嵌入吸纳制"的承认、超越和提升,"服务引领制"强调执政党更多地以服务为核心,以满足基层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在服务中引领基层社会健康发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绩效。推进"服务引领制"的大方向是坚持精英—大众整合、服务吸引和存量管理。具体到当代中国,应当沿着政党去官僚化和党员群体管理两大基本路径前进。对于谋求长期执政的执政党来说,"服务引领制"体现了长期执政空间的另一种建构形式,即以"服务引领制"建构长期执政空间,并昭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议题的确立。     

从“横向重组”到“纵向分权”:经济发达镇创新地方治理体系的路径——基于容桂“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案例研究

"简政强镇"事权改革不仅是经济发达镇解决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张力的有效出路,而且是优化地方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容桂街道借助"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契机,通过"横向重组"和"纵向分权"两个维度,实现了地方治理体系的创新。通过"横向重组",容桂街道已初步搭建起党政合署办公、决咨委决策与监督及公共服务体系良性运作的新架构;通过"纵向放权",容桂街道以"简政放权"为契机,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并让其参与社会管理事务,搭建起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的基本格局。容桂街道创新地方治理体系实践不仅为实现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地方治理转型奠定了基础,也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地方性样本。     

党政吸纳、分类沟通与基层信息不对称的纾解——基于广西B镇“美丽上墙”的案例分析

基层信息不对称何以纾解？既往研究鲜有跳出科层制而基于中国实践场景将乡村社会要素纳入视野。基于广西B镇“美丽上墙”的案例考察,构建“结构-资源-行动”理论分析框架,探究中国情景下科层组织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纾解的原因。研究发现,科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的结构张力对信息沟通提出较高要求,科层行政的信息汲取效力却在乡村社会出现沟通边界。作为基层行动者,乡镇借助于执政党群众路线及科层运作模式,有效整合了正式与非正式资源,通过“循环往复”的汲取机制和“以不变应万变”的反馈机制,进而提高科层组织吸纳民意信息的数量和质量。由此,在科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乡镇组织与县级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纾解基层信息不对称的“党政吸纳”模式。在运作过程,“党政吸纳”呈现“官民有别”、“上下有序”的分类性沟通,既能充分吸纳民意信息,又兼顾了科层制内部的常规性沟通模式。本文基于中国场景下的案例分析,探究科层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纾解的新视角,尝试与科层制理论、跳板理论及扁平化组织理论进行对话,为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信息沟通问题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