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形势、路径与国际视野

伴随区域国别学纳入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区域国别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2022年12月《国际观察》编辑部组织召开“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形势、路径与国际视野”讨论会,形成了一组笔谈,分别从外国语言文学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交叉关系、区域国别学研究方法、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以及美日俄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建设经验等角度展开论述,为区域国别学构建的立足、立意与区域案例做出初步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认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应探索跨通融导向的学科建设,改善非通用语种师资结构,对标国家需求加强人才培养,改革评价机制实现良性循环;“中国故事”作为知识生产和话语操作场域,介入区域国别话语体系,建构中国知识共同体,助推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中国式沉浸;区域国别学在学科建设层面存在学术积淀、学术理论、学术定位、学者禀赋、学生追求、学术成果、学风、学位点（学位授权点）、学会支撑、学术评价（体系）这十大要素;中国的特色区域国别学需要围绕理论体系、语言训练、田野调查、研究覆盖面等方面开展建设。在国际经验比较方面,专家认为,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实力雄厚,并基于战略、学术和资本的三重...     

区域国别研究的名与实：基于2013—2022年CSSCI期刊新加坡国别研究文献的考察

现有研究多从宏观角度进行论述,少有结合具体国别从微观层面展示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文章通过分析2013—2022年CSSCI期刊上发表的新加坡国别研究论文发现：区域国别研究的内涵虽然尚未明确,但并不影响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和教育学领域;除了国家的引导,影响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内在因素包括国家实力、双边关系、所用语言、地缘政治四个方面;目前区域国别研究者的身份认同较为模糊,某些区域和国别尚未形成清晰的学术共同体。为促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发挥更大作用,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各区域国别研究基地的作用;其次要从语言能力和科研能力两个方面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培养;再次要注意加强理论联系实际,为政府部门决策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和帮助。区域国别学已被设置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在学科的支撑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将迎来更好的发展。     

调查研究与因果解释：区域国别学研究方法刍议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以民族国家为主,并带有地域属性和政策研究色彩。区域国别学自2022年被纳入一级交叉学科以来,国内学界日益重视其学科建设与方法研究。区域国别研究方法旨在综合运用人文与社科方法,一方面,它强调人文学科中的调查研究,重视用田野调查、历史考证等方式来收集证据;另一方面,它也重视社会科学中的因果解释,运用过程追踪、案例比较、定性比较分析以及定量分析等方式来尝试解释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随着数据丰富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模拟等前沿方法也逐渐应用于区域国别研究。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 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具有恒久性、普利 性、人本性的特征, 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 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能够反 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 能够形成中国国际 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人类命运共同体：区域和国别视域下中国与老挝实践的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它可以从多层面去构建,从区域和国别的角度去探索是一条有效的路径。近年来,中国与老挝从执政党和国家顶层高度不断推进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并取得明显成效。中老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商共建国家间命运共同体的典型范例,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和重大的实践价值,为深化和拓展国家间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     

跨国的视野体系的建构--刘宏博士《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述评

本文着力从跨国主义和体系结构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一书,认为该书具有十分鲜明的理论创新.     

美国“印太”联盟体系转型：措施、特征与限度

随着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印太”地区成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竞争的焦点,美国在这一地区构建的“毂辐”联盟体系开始向网络化联盟体系加速转型。“毂辐”联盟体系所发挥的制衡威胁、能力聚合与政治联谊效应难以支撑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而联盟网络化反映了未来“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基本取向。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在军事、经贸、科技、网络安全、情报与环境领域推行了一系列复杂措施共同推动联盟体系的转型,并具有威胁制衡、集群效应、议程多元、节点防御与区域联动五大特征。未来美国将继续推动联盟体系的网络化转型,但面临着美国自身的内外交困、美国盟伴对地区合作机制的疑虑和“印太”地区国家多重考虑等限制因素,以致其领导的“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如欲打造为对抗中国的“印太版北约”行之维艰。     

全国首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综述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成为时代需要,全球学成为新兴交叉学科,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研究的时代任务。在此大背景下,2013年6月20日,全国首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法治创新。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     

“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东亚”学术研讨综述

东亚国际体系是否以及如何转型？中国和东亚各国正在形成何种互动关系？东亚共同体的前景如何？为了弄清这些足以影响当今世界秩序的重大问题,2011年10月22—23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了主题为“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东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国际体系变迁、理性国家建设与恐怖主义浪潮的兴衰

四波恐怖主义浪潮构成现代恐怖主义历史的基本轮廓,但以伊斯兰极端主义为核心的第四波恐怖主义浪潮未有短期结束的迹象。剖析恐怖主义浪潮产生、延续和结束的兴衰规律,成为理解和预测第四波浪潮走向的依据。对于浪潮兴衰的解释需要结合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的双重视角。国内恐怖主义的兴起是理性国家建设受挫带来的一种副产品,具有反对既有国家形态并追求新的国家建设模式的明确特征。恐怖主义浪潮则是一段时间内全球多国理性国家建设受挫,激进分子以极端暴力对抗多国类似的政治安排,意图实现相似政治目标的集体暴力实践。国际体系变迁带来权力格局和观念结构的变化,通过重塑主导性的国家形态、检验浪潮政治理念的可行性等,最终弱化浪潮中恐怖主义运动的动员能力,将全球发展阶段各异的恐怖活动纳入统一的衰退进程。在第四波浪潮中,大中东地区多国仍面临国家建设的多重挑战,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国际“圣战”动力减弱但寻求本土化目标的能量并未衰竭。当下国际体系仍在变迁之中,对第四波浪潮衰退的影响还未充分显现,第四波浪潮恐将持续。     

第三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暨“新兴经济体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11月9日—11日,第三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暨"新兴经济体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计10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盛会。本届论坛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新兴经济体研究会联合主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与我国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研讨会在京召开

在中国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也取得阶段性胜利。4月15日,由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与我国生物安全体系建设专题研讨会在国际关系学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国际关系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共同参加本次会议。     

在国际学术平台与思想高地上建构国家话语权——再论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的特殊时代意义

21世纪的中国需要在更广泛的人类知识、思想、学术与观念领域作出自己的原创性贡献。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是中华民族在当今国际学术平台与思想高地上追求中国的话语权、表达中华民族对于未来世界的发展理念与政策主张,进而为21世纪的人类贡献出更有价值的思想智慧的必要努力。这一学科建构的意义,应当上升到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理解与把握,并在此境界上去探寻自己的学术路径、理论形态与知识工具。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3个层面的有机结合,承续中国学术传统、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合作实践3个维度的融汇贯通,或许将为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拓展出敞朗清新的学术境界与精神气度。     

朝鲜半岛区域公共产品:超越朝核与“萨德”的综合考量

朝鲜第四次和第五次核试验搅动了东北亚局势,美韩借此蓄谋部署"萨德",严重增加了区域紧张,导致了区域失衡。朝核与"萨德"根源在于朝鲜半岛区域公共产品的缺失,这一缺失主要源于朝鲜半岛政治经济结构的两大矛盾:"安美经中"的二元结构分裂与竞争;"南融北斥"的南北结构失衡。构建朝鲜半岛区域公共产品,概有三个努力方向:力推美朝与南北关系正常化,构建中美朝韩四国外长会晤机制、中美朝韩四国首脑峰会;力推朝鲜半岛无核化,签署和平协议,构建中美朝韩共同治理和平委员会;力推半岛南北平衡发展,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促成中朝自贸区。进而在此基础上,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制约性整合平台,即中美朝韩四国共管的朝鲜半岛区域合作组织——"跨半岛联合体"。"跨半岛联合体"不仅面临区域公共产品构建的共有困境,同时面临东北亚秩序的特有困局,若要破解这些困境,中美需将"新型大国关系"机制化、推动双边同盟体系转型和构筑"共同外部威胁"意识,同时借鉴东盟与上海合作组织等模式,组建一套完备的"跨半岛联合体"体系,以共建、共享朝鲜半岛安全、和平与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背景下提升我国西南地区区域经济竞争力问题探究——基于对波特“钻石模型”改进后的广西分析为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结合广西实际并借鉴相关评价模型对波特钻石模型加以改进,运用改进后的模型对西南地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区域经济竞争力主要来源于急需培育发展高级生产要素、专业性生产要素以及政府的强力推进等因素。因而,提升区域经济的竞争力要按照改进后的钻石模型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各种积极因素,着眼产业要素提升的驱动力、强化内生要素发展的推动力、增强外在要素发展的带动力,从根本上实现转型发展和创新发展。     

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意义、内涵与挑战

2018年以来,中美经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中美关系质变的背景下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成为事关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的关键。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经济逻辑体现为三个"难以为继",即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全球经济失衡的总体格局难以为继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应当看到三个不变,即中美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属性没有变、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没有变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中大国协调的必要性没有变。因此,在诸多领域的中美协调与合作仍将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石。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宗旨在于以双边经贸利益的共生性和包容性对冲两国地缘政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这一"新范式"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竞争合作、分歧管控以及深化融合。特朗普政府的"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对"新范式"的确立构成了挑战。对中国而言,尊重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经济逻辑、解决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提高"一带一路"倡议的透明度与可预期性至关重要。     

印度“东进政策”的发展演变、区域影响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提出“东向政策”,旨在搭乘东南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快车,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以此摆脱经济和外交困境。莫迪政府上台后,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进政策”,旨在围绕海洋安全和互联互通议题,扩大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海洋影响力,实现“有声有色”的“印度梦”,这是印度海洋战略的域外延伸,并标志着“东向政策”从低位政治领域向着高位政治领域的迈进。“东进政策”以拓展印度的战略空间和实现印度大国梦为目标,以制定海洋安全战略及拓展海洋安全合作为手段,积极拓展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蓬勃上升的发展态势。东盟历来奉行“大国平衡”战略,随着域外势力介入,其在遵循“平衡战略”的同时,也提升了印度在其伙伴名单中的亲疏层级。对中国而言亟须采取加强与东盟经贸关系的措施,发挥经济的“压舱石”作用,积极推动南海问题的对话与妥善解决,增强中印共识与战略互信,改善中美关系等,以应对印度“东进政策”产生的影响。     

论“一带一路”框架下互联互通与实现亚欧发展共同体的建设

本文提出了亚欧发展共同体的概念,认为全球化时代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貌似最低端,实际上最接地气,最有人气,最有现实和理论意义,是实现亚欧发展共同体的关键。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核心领域和优先方向,是亚欧金砖大国(中国—俄罗斯—印度)践行亚欧合作的抓手,也是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对接合作的切入口,是实现亚欧共同发展的手段和保障。互联互通也是处于实践过程中的习近平发展模式的基础、依据和重要内容。中国是亚欧大国,一带一路以亚欧区域为核心,中国经济和技术实力为亚欧互联互通建设提供了强大支撑。当前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在向亚太方向转移,亚欧大陆将成为全球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崛起的中国应对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有更多担当。     

人文合作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俄罗斯、中亚为案例的研究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既是中国继续发展所需的动力,也是促进整个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构想。作为沿线国家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反应具有理解支持与疑虑担忧共存的特点。它们肯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积极意义,但也对建设目标、实施方式以及实现后果等提出了疑虑。这些疑虑固然具有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来自于主观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缺乏对中国及其政策的全面客观理解。缺乏理解和信任,即使有利益的驱动或制度的制约,也不能保证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合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因此,通过加强人文合作来增进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理解和信任、实现“民心相通”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