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本质、特点与内在紧张

拜登政府继续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者”并扩展了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其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拜登政府一方面通过国内投资和联盟战略来增强自身实力,并由此确保制度胜出;另一方面又以制度和价值观话语来推进国内议程,重振联盟和伙伴关系,实施地缘、经济和科技打压以遏制竞争对手。中国的“体系内崛起”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相互依存的加强决定了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必然存在内在紧张,并突出地表现在单极维持与多极趋势、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等的矛盾与冲突。同时,这种内生的张力也丰富了我们理解中美关系内涵、观察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视角。     

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强调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宣扬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运用竞争、对抗、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处理对华关系。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注重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构建复合型阵营为依托,以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围绕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极端竞争"布局谋势。在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也展现出对华竞争意识。美国两党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方面的共识更趋突出,通过推动《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等举措配合拜登政府。随着拜登政府全面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新的复杂考验。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其鲜明的特点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作为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为了保证其战略目标的实现，适时调整其亚太战略。无论是布什政府的“扇形结构”，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新太平洋共同体”，都是要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主导权。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作为美国亚太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华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一系列变化，“制裁接触”和“全面接触”分别为其两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影响了中美关系，但是，中美关系作为冷战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仍将继续向前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与美国对华战略

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持矛盾心态,是其对华战略定位犹豫徘徊的直接原因,并将继续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由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可遏阻,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戒备将有增无减,同时也会更加重视加强对华合作。     

地位焦虑：印尼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逻辑

自独立以来,印尼积极寻求自身地位的提升,日渐形成了由“独立自主地位”“区域领导地位”和“中等强国地位”构成的“国家—地区—世界”三位一体的地位诉求体系。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印尼对自身地位的巩固和寻求更为敏感。为此,印尼不仅承袭“在两个礁石之间划船”的传统外交取向,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且试图带领东盟国家在印太地区开辟“第三条道路”。在印尼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与反应中,地位政治扮演着关键角色,它是印尼秉持“自由积极”外交取向和中美战略竞争下“不选边”站队的深层逻辑：在物质层面与中美同时保持密切关系能提升印尼的经济和军事地位,在社会层面保持自主性可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地位的认可。     

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战略竞争的逻辑

人工智能的多场景适应和军事化应用不仅让其成为了影响国家安全和国际权力均势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成为了中美两国科技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经过长期的竞争之后,中美两国现已在"安全规则体系""技术联盟""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技术产业链与供应链"等诸多重要领域形成了"分层金字塔"式的战略竞争体系。这种竞争体系蕴含着技术竞争与政治权力争夺的双重逻辑,其本质是国家利益竞争,是"技术—政治"逻辑互动的结果。因此,中国应当辩证地看待大国科技竞争的作用,既要通过整合国内外科技资源优势来提升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综合实力,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同时又要通过不断加强多边合作来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标准规则的制定工作,不断增大话语权和影响力。     

试论美国对华的对冲战略

美国对华实施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一方面深化融合政策,承认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正式成员,进而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与美国一起维护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则采取新的大国结盟战略,强化亚洲安全合作,进行一系列军事调整,对中国进行现实型的军事威慑与围堵.美国力图以此对华促变,化解中国崛起对美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金融危机中的美同亚太地区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新定位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奥巴马上台后中关关系大起大落,两个《中美联合声明》对中美关系作出新定位,但是奥巴马政府又在积极实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亚太地区。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从“接触加遏制”向“合作加牵滞”调整的新取向,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是,中国迅速和平崛起,亚太地区力量平衡状况出现重大变化,美国需要做出必要的回应。美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不能简单解读为战略围堵中国。但要落实中美两国“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需要两国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依然存在战略互信基础脆弱的局限。     

美国对华战略演变与中国和平发展

美国的对华战略目标是美国经济利益、战略利益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产物，中美关系的发展正是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目标中的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台湾问题的实质是中美关系问题，也是未来可能导致中美对抗和冲突的问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努力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但决不允许事关中国根本利益的台湾问题走向反面。     

探索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

随着拜登政府执政进入第二年,中美战略博弈更加激烈。拜登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思路更明确,行动更聚焦,手段更凶狠。中国保持战略定力,顽强应对美方的遏制打压,坚定反击美方的各种挑衅,加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引导与塑造。双边关系总体上消极互动态势突出,对抗性和不确定性上升。在此背景下,迫切的任务是确定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在何种程度上“脱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抗。明确这个边界将为管理日趋棘手的中美关系提供有益的框架,赋予具体问题的处理以分寸感,并增加整体关系的可预测性。对中美博弈边界的探索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对事件与危机的处理总结经验,二是通过政策和战略对话获得启示。这一过程将极大地考验双方的政治魄力、远见与智慧。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嬗变(1979-2020)

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一段非常不平凡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战略协调、非敌非友、利益攸关及战略竞争四个阶段。中美关系不同阶段的性质塑造了不同的美国对华经济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差距开始明显缩小。在此背景下,美国两党就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展开了辩论,基本上一致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奉行的对华接触容纳战略并没有将中国嵌入到美国领导下的霸权体系之中,中国反而利用美国提供的战略机遇迅速成长为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宣告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失败。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不仅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及"修正主义者",而且还开始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迈入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已经将中国的战略角色定位为其霸权秩序的"战略挑战者",其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规制中国的经济竞争,旨在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对华经济战略重心的转变将会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及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也会对世界秩序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从美国"冷战"对华决策行为看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新世纪之初,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一次"中美关系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讨论会.本文是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个综述.     

美国对华常规威慑战略的调整

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军事现代化极大地侵蚀了美国在全球军事上的绝对主导地位,并导致美国对华常规威慑的可信度受到挑战。随着中国常规威慑能力上升,美国战略界鼓吹调整对华常规威慑的理念和战略,提出了“一体化威慑”概念,重视对中国施加拒止性威慑,使中国相信不会在军事行动中实现目标,以达到威慑中国的意图。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试图从加强国防科技建设、提升拒止性威慑能力和巩固亚太盟友关系三个方面着手,强化对中国的威慑效用。中美常规威慑能力的此消彼长和常规威慑战略的攻守态势转换,深刻影响着两国战略竞争的形态,也对世界和地区的安全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中美常规威慑能力的变化,不仅推动美国统筹考虑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也推动着中国重新思考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关系,并迫使美国调整军控政策,对全球军控体系产生了长远影响。     

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走势

一般认为,在"脱钩"、"竞争性共存"以及"新冷战"这三个被广泛使用的认知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的表述中,"脱钩"最接近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意图和本质。尽管竞争性对华战略具备一定的两党共识基础,但各方对于其内涵仍存在不同的理解。此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则加剧了这一认知的分化。尽管知华派人士以及民主党建制派精英呼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但共和党对华鹰派却极力推动疫情的"污名化"以及政治化。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对中国严重缺乏战略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特朗普政府转移矛盾,回避问责的主要手段。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战略施压的节奏。美国除了通过"舆论战"和信息战的方式对华施压之外,择机出台推动中美经济"脱钩"的具体举措并继续在科技、司法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保持对华施压态势将是大概率事件。中国应保持同美国接触的开放态度,对于美国的持续施压尤其是可能的中美经济"硬脱钩"做好应对预案。     

美国政治极化与对华政策的极端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两党的斗争异常激烈,政治极化程度之深为近几十年来所罕见,有学者甚至称其为超级极化。面对政治极化及其背后的深层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巩固执政权威、两党政客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都将对华强硬作为优先事项。美国部分学术界精英等提出为了凝聚人心和强化国家认同,呼吁与中国开展新冷战。这股强大的力量与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趋于尖锐一起,共同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极端化。但与中国对抗无法缓解美国激烈的党争,难以改善其国内的不平等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长期挑战。美国要走出政治极化,需要共和党或民主党通过选民重组获得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优势,从而长期主导政治议程。未来美国的党争还会非常激烈,但不管其国内政治如何演进,美国对华强硬的趋势都很难改变。     

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但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重要区别,如更加注重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更多利用盟友体系和多边机制,强调"巧竞争",不排除与中国的必要合作等。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将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一个竞争性越来越突出的双边关系善加引导和塑造。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加合作型、竞争主导型和竞争-冲突型三种互动模式,两国应着力避免竞争-冲突型关系模式,争取竞争加合作型关系模式,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