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罪

2010年8月5旧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人民法院今年上半年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基本情况，并公布了5起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典型案例。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任重道远

2011年全国两会代表三提案打拐：对买卖双方都要严惩，建立失踪儿童基因库，对乞讨儿童给予救助等等。但长期以来，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屡打不止。有关部门为解救失踪妇女儿童，付出的人力、物力及艰辛无法估算。还有许多父母在苦苦寻找自己失踪的孩子及亲人。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几个问题

拐卖妇女、儿童罪是一种严重的危害社会的犯罪,其保护客体是被拐取人的人身自由和本来的生活场所的安全。构成本罪,被害妇女的同意可以阻却违法,但儿童的同意则不能阻却违法。构成本罪也不要求有场所的转移。本罪是典型的目的犯,构成犯罪既遂时,并不要求实现特定目的。本罪是继续犯,在犯罪行为的继续中,有成立共犯的余地。从犯罪本质上讲,绑架罪、拐骗儿童罪与本罪的罪质都是一样的,三者构成了对人身自由和本来的生活场所安全法益的完整的保护体系。     

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为加大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贯彻落实《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就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提出如下意见：     

拐卖妇女、儿童罪中的被害人意志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但是在刑法理论界对于该罪被害人的意志对犯罪成立的影响,或者说拐卖妇女、儿童罪是否必须以违背被害人的意志为本罪客观要件要素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文从分析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客体入手,对几种学说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被害人意志应当分类细化讨论,进而对是否成罪进行判断。     

对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形态的探讨

对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形态的探讨何义勇犯罪的既遂形态，指故意犯罪在何种情况下为该犯罪行为的完成和终结，从而具备刑事法律规定的完整的犯罪构成。简单说，就是某种犯罪为刑事法律所明确的达到既遂的标准。刑法理论上，通常将犯罪的既遂形态分作三类：（１）以法定的犯...     

浅析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同犯罪问题

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呈高发态势,该类犯罪活动严重背离了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的宪法要求,既影响着基本的社会伦常,也破坏了社会安定。特别是集团或者团伙作案,以及跨国境的拐卖案件,性质都及其恶劣,有着十分重大的社会危害性,而实践中该罪总是表现为多人的团伙作案,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同犯罪问题进行详细地研究。     

如何理解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

编辑同志: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卖、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对此应如何理解,司法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     

拐卖妇女、儿童罪立法存在明显疏漏

《刑法》第240条的规定和今年3月,高法、高检、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通知,为准确、及时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提供了较完备的法律依据。但该罪立法仍存在明显疏漏。 一、未将“出卖”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 在实践中,不少犯罪分子为获得非法利益,参与     

论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的判断标准

在我国,尽管司法实践中的审判案例并没有以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卖出作为认定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的判断标准,但是,从刑法理论上来看,基于1997年《刑法》第240条的规定,以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卖出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形态的判断标准是具有合理性的。这一方面是由拐卖妇女、儿童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和客体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又与对本罪单独犯罪和共同犯罪在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上保持统一的要求相适应。以本罪属于行为犯和目的犯为由而否定以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卖出作为本罪既遂形态判断标准的观点并不成立。此外,以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卖出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的判断标准,也不会影响司法实践中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严厉打击。     

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情况

一九七八年以来,聊城地区共流入外地妇女、儿童九千九百二十九名,其中,年龄最小的十三岁,最大的五十四岁。她们来自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山西等二十四个省市,以四川、云南为最多,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流入的妇女分布在全区各县、社。有的生产大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三起典型案例

吕锦城故意杀人、拐卖儿童、黄高生拐卖儿童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吕锦城，男．汉族，1985年7月17日出生．农民。被告人黄高生．男，汉族．1965年9月5日出生．农民。1988年4月6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1991年1月7日刑满释放。     

关于调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罪名表述的思考

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以及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组成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罪名体系.其中四个罪名的表述因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亟待调整.“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应分别修改为“贩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贩卖的妇女、儿童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和“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应分别调整为“不解救被贩卖妇女、儿童罪”和“阻碍解救被贩卖妇女、儿童罪”.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三起典型案例

案例1 邵长胜拐卖妇女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邵长胜,男,汉族,1986年8月12日出生,农民。 2008年10月29日晚．被告人邵长胜为牟利,伙同卢阿龙（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卢仙杰（另案处理）在浙江省温州市火车站将前来准备会见魏彬（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的网友刘某某（女．被害人）诱骗至浙江省永嘉县岩头镇溪南村南蝉亭边的农田。     

罪与罚

1994年11月下旬的一天，襄阳县第一律师事务所办公室，杨明江津师正在忙着整理文卷。突然一名30岁左右的农家妇女推开办公室的门走了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在杨明江的面前，泪水涟涟地说：“杨律师，请您刀下救人哪，扬仕顺虽然有罪，但罪不致死啊！”杨明江认出此女是前不久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判处死刑的出资雇用他人伤害他人一案中主犯杨仕顺的妻子。他连忙把她扯了想来：“起来起来，不要这样，有话慢慢说。”扬仕顺妻子憔悴的脸上挂满了泪水，对杨明江说；“杨律师，杨仕颁罪不致死，我们要上诉。我们一审委托您太晚了，我们请…     

拐卖妇女、儿童罪六种加重情形的司法认定

拐卖妇女罪中“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的行为只能发生在拐卖妇女的过程中。成立“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要求行为人明知收买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后会迫使其卖淫。对于以出卖为目的,强行从儿童监护人或看管人的怀抱中或推着的童车、自行车上抢走儿童的行为,应认定为构成以暴力方法实施的绑架型拐卖儿童罪。绑架型拐卖妇女儿童罪是复合行为犯,其中绑架行为是手段行为,出卖行为是目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将发生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形一律依照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情形处理。从境外将妇女、儿童卖往中国大陆境内的,不属于“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当前广东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广东一些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屡禁不绝,愈演愈烈.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一种十分野蛮的犯罪活动,它严重侵害了妇女儿童最基本的人身权利,极大地危害了社会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本文通过分析其犯罪特点及原因,进一步提出相应对策.     

公安部A级逃犯熊建桥落网拐卖妇女儿童30余人

日前,(四川)岳池县榆察院将熊建桥团伙拐卖妇女、儿童案,向岳池县法院提起公诉. 岳池县检察院起诉科检察官说,这是他从事检察工作20多年来遇到的最大一起拐卖案,光案卷材料就有50余本,垒起来足有3米高,他与同事花了半个多月才审查完该案.     

伪钞罪与罚

他出生在边境偏僻小镇,从未受过高等教育,却凭一己之力在简陋的仓库里制造出以假乱真的超级伪钞,一跃成为史上最大伪钞犯罪者。超级伪钞大量流通引发政府部门高度紧张,金融市场动荡,百姓惶恐不安,但面对多国警方的大力追查,他却仍然逍遥法外,不露丝毫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