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治理：价值变革、治理风险及其应对

数字社会构造的虚实相融新社会图景描绘了人类数字时代的价值变革趋势,体现为虚实互构、虚实共生、社会赋能。深度介入时代特质的数字社会治理,也面对一系列治理风险,如数字世界的原发性和脱域性风险、虚实交融中的工具性和外延性风险、现实世界的替代性和挤压性风险。为此,应创造性地确立以人本、包容的价值规范为主的治理理念,建立以优化算法、提升算力和丰富场景为主的技术治理体系,形成以体制机制、数字生态规则体系为主的制度路径,真正建构公众参与基础上的多元主体治理协同型数字社会治理格局。     

论智能社会国家意识的培育北大核心

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正迈入全新的技术经济社会即“智能社会”。准确把握智能社会国家意识的基本内涵,既是夯实国家认同的理论基础,也是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的应有之义。智能社会社会成员科学完整的国家意识应当是由国家认知、国家认同和国家意志等主要部分组成的有机统一体。由于智能技术带来的各种干扰因素,智能社会国家意识的培育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困境,主要表现为智能技术干扰国家历史记忆、分散政府权力、稀释国家期待等。基于此,应从正确引领社会成员的国家历史记忆、提高国家治理智能化水平、夯实社会成员共同奋斗目标和共同信仰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着力,加强和优化智能社会国家意识的培育,建立人民发展与国家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数字智能社会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伦理困境及应对方略

数字智能社会是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赋能作用下,物理实在和虚拟存在高度结合的社会形态。人的认识、实践、交往能力在数字智能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但同时也衍生出意志被限制、隐私被侵犯、劳动被忽略、治理被裹挟和责任弱化、信任消解、幸福缺失等主体性发展的伦理风险样态。为此,在主体能力维度上,要全力摆脱技术理性沼泽、加强隐私保护技术、限定技术治理边界;在主体交往维度上,要着力展现潜在本真自我、培养个人自律意识、注重人文关怀,进而形成规避数字智能社会中主体性伦理风险的合力,最终实现数字技术服务人类、数字智能社会造福人类的理想图景。     

数字技术支撑社会治理的逻辑机理、潜在风险及纾解路径

科技支撑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AI)、扩展现实(XR)等关键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提供了技术引擎和场景优势,掀起了一场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实践进展和互动关系,隐含着“技术鸿沟”“信息茧房”“信息孤岛”的治理风险,给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新的挑战。进入数字时代,持续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创新,需要在主体层面营造数字治理共同体;在价值层面共创社会公共价值;在制度层面统筹顶层设计改革;在机制层面赋能数字治理创新。     

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探论

区域社会数字治理以数字信息为支撑,全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区域社会治理方式深度融合,使数字化转型这个“最大变量”成为驱动区域社会治理的“最大增量”。在区域社会协同治理中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动态分析,能够重构区域社会治理范式,促进线下线上融合的协同治理创新,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治理机制的创新、制度机制的协同,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对跨域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在探讨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和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可从进一步优化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规范体系、夯实区域社会协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等方面探寻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进路。     

数据异化与规制：智能社会的焦虑与适应性治理

在大数据、AI、物联网等高新科技飞速发展的推促下,智能社会时代已悄然而至。然而智能科技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其诸如终结个人隐私、挑战社会伦理道德、诱使主体自我异化、工具理性泛滥、新兴科技适应性焦虑弥漫以及撕裂社会等负面影响也随之浮现。在深刻剖析智能科技对社会负面影响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构建以人为本的科技伦理准则、法制保障、风险控制、人文精神治理、技术教育及归化等适应性规制策略以消弭智能社会的焦虑与裂痕,从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已成为目前亟须解决的现实课题。     

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建设与敏捷治理变革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高风险阶段且面临多重叠加风险。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5G通信技术为标志的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推动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走向新的发展阶段。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建设,既需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治理效能,又需要规避技术风险复杂性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叠加效应。针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敏捷治理完全可以应用到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的建设中来,这需要考虑五个维度上的变革:适应性治理理念、风险响应的社区多元共治体系、风险预测与防控的城市与社区联动机制、助推式的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社区层面的首席信息官制度。在智慧社区的推进环节,需要城市与社区的顶层设计,需要充分考虑风险感知、决策分析、组织协同、合作治理、社区动员与科技赋能等多个关键环节及其衔接,以综合打造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敏捷治理体系。     

治理理论与社会基层的治道变革

治理理论是影响当今世界各国治道变革的主流理论,其主要观点是:自下而上的参与,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与制衡,社会资本是治理的润滑剂和道德基础,强势民主,顾客导向,市场化政府等等。其对我国基层社会治道变革的启示是: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公共责任机制,建立政府指导支持下的社区自治体制与机制,开展社区教育、培育公共精神,建立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社会化机制,增强政府的回应性等等。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逻辑转换探究——群众路线与社会治道变革

从十八大的社会管理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的转换别有深意。比较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及其实践,不难发现个中原由。社会治理强调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力量良性互动。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实践显示出了它的合理性。我国深化改革以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要求放开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有必要转变转为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需要发挥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这契合我党的群众路线理念。     

论社会治理的社会心态基础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离不开良好的社会心态作为支撑。社会心态是社会治理的隐性前提。良好社会心态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合法性支持,提升了民众的包容力,是社会治理的稳定器。良好社会心态可以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创新水平的提升,对社会治理具有推动作用。具体而言,信任为社会治理建构秩序,公平为社会治理提供合法性,正义为社会治理提供道德支撑。信任、公平和正义构成了社会治理的社会心态基础。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角下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论析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系统部署。社会主要矛盾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的指挥棒,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风向标。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更高。为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特点,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努力将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有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康发展。     

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20世纪后期,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从80年代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们分别是参与治理、社会自治和合作治理。参与治理是在民主行政的理想追求中出现的,社会自治是在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中展现出来的,而合作治理则是社会自治力量成长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前两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扬弃。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为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     

挑战与应对：人工智能背景下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政府对新兴技术的运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并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中,重塑了社会的面貌。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也使得对智能技术的应用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构建数字智能的治理体系是实现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必要手段。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为当代社会带来诸多危机与隐患,资本扩张、行业冲突、技术异化以及数据安全都成为了政府进行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应用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系列治理矛盾,政府需要寻化解矛盾的路径,构建强大的公权力技术体系优化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社会治理。     

以社会组织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析论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确定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社会组织协同社会治理能力的必要性日益凸显。社会组织是国家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治理职能,但目前无论从外部发展环境还是从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状况来看,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都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为此,要从合作机制、支持体系、运行机制、保障体系、监管体系等五个方面继续深化改革,以社会组织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三维透视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保障。而数字技术与治理的结合,能够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善治提供强大驱动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具有数据整合、联动协作、敏捷便利、全景敞视等四方面优势。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而言,诸优势内蕴实现乡村治理资源的供需衔接、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简约复归三重作用机理,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与乡村地方实践知识的协调,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行政替代自治、技术异化等问题,实现数字助推治理有效,必须从技术适配、机制保障、理念驱动等三个路径整体推进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才能发挥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向效用,实现中国式治理现代化。     

对我国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的探讨

本文从社会治理角度分析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优势与缺陷,提出了我国食品安全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基于此得出优化我国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的四个建议:一是充分发挥消费者组织的作用;二是重视发挥食品行业协会的作用;三是大力培育第三方检测、认证等其他第三部门力量;四是注重利用新闻媒体的监督引导作用。     

论时间资源稀缺化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随着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时间资源也变得越来越成为稀缺品。事实上,在工业社会中,我们经历一个持续的时间资源稀缺化的过程,自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把自然时间转化成社会时间,实现了时间的资源化,也就开始了对时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并使人类进入时间资源开发和时间资源稀缺化的轮番升级之中。20世纪后期,时间资源稀缺化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并对社会治理构成挑战。虽然社会生活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正在与时间资源的稀缺化进行艰苦的斗争,但社会治理并未在这方面开展有意义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现在所运用的社会治理模式仍然是缺失了时间之维的,并未对时间资源稀缺化的现实做出响应。     

论社会治理中的网络民意表达

网络民意表达作为社会治理的新形式,在当今社会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其生长空间虚拟、表达方式便捷、时效性强、成本低廉等特点,一方面为公民提供了广阔的言论空间,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二元互动;另一方面网络民意表达也存在着网络民意参与社会治理的无序性、民意表达不平等性和"沉默螺旋"效应等问题。因此,政府要积极主动转变观念,提升民意满意度;提高公民素质建设,跨越"数字鸿沟";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网络道德及文化建设,推进网络民意的有序参与,促使网络民意表达参与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协同共治、平等协商的过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囿于政策、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多重阻滞性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合作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障碍。要破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功能输出的难题,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参与能力及协同共治机制的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绩效治理导向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基于研究范式由绩效管理向绩效治理转变以及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绩效治理的导向。通过坚持公共治理的导向,建立和完善基于公共价值的社会治理绩效评价机制,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和发展公民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及鼓励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确实构建起协调运转的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能力和绩效才能得到提升,保障社会和谐、有序的"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才能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