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无为而治”执政理念的廉政观审视

道家的无为而治可以看作是一种深层次的廉政理念。与其他学派的廉政理念不同的是,其廉政目标的实现靠的不是各种各样的监督或惩治,而是旨在通过转变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即实行无为而治）来保障廉政的实现。无为而治体现了“自然”这一道家哲学的最高价值,其所要实现的“无不治”的最佳治国效果要明显地高于廉政的目标,因而廉政乃是无为而治的题中本有之义。     

“天演哲学”之易理意蕴发微

在中国古代影响久远的《周易》哲学,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家严复的“天演哲学”同样具有重要的乃至奠基性的意义。《周易》强调“变”的绝对性,为严复接受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作了理论准备;在易学的传统中形成的若干“默认点”如“物极必反”、以“未济”为“亨”等,支持了“天演哲学”的非目的论路径;《周易》由术（卜筮）而道（理性）的历史造成的相容主义诠释传统,体现在“天演哲学”中,则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与发挥竞争意志可以改变国运两者并行不悖的理论。严复的个案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近代思想家如何通过“新知附益旧学”的方式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张岱年“新气学”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

本文认同将张岱年哲学称为“新气学”。但并非旨在论证这一称谓对于揭示张岱年哲学性质的合理性,而只是论及张岱年先生因认同辩证唯物论而始终推崇“气学”以及其推崇“气学”的目的。其目的就是创造自己的新哲学--新气学。“新气学”的“新”有三：创造性地综合、将“气”诠为现代哲学范畴的物质、在传统“气本论”的基础上架构了一个现代哲学范畴的唯物论体系。较之现代新儒家的形上学,“新气学”对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理本”论、“心本”论之“气本”论的现代哲学发展路向。     

中国古代“知”的性质与学问

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知”的性质,及其与学问关系的论述,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重大特点。其中关于“知”的性质,以及求“知”的方法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先天之“知”与后天之“知”的关系之认识,列代思想家都有极其深刻的论述,而其主要特点,则不仅在于认识论方面的,更是在于伦理方面的。     

“可道”与“不可道”——老庄“道”论探析

在先秦道家看来,“道”没有明确的形体,超乎世俗认知,非人类的“视”、“听”、“抟”、“言”等所能认识和把握,因而指出“道”不可道。然而,老庄并没有放弃对“道”的阐发,而是采用了特殊的方式来帮助世人理解“道”本身。即以道与万物之关系为言说的起点;以天道、地道、圣人之道为言说的参照;以似、若、几、或、近、比等为言说的语辞;以“寓言”、“重言”和“卮言”为言说的方式;以得道者对战争、百姓、为政等方面的看法为言道的标尺;以道与德之关系为言道的归宿。     

“哲学”与“中国哲学”——以张岱年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中关于“哲学”与“中国哲学”观的回溯与省思，总结提出张岱年的哲学观经历了从20世纪30年代初的发端到确立，再到系统论述的发展过程，最后到90年代重新确立哲学是有理的信念之学的曲折过程。提出了张岱年的哲学观符合以“生活实践”为基础的客观辩证法，反映了世界哲学的客观事实。这种富有民族特色，体现了中、西、马综合创新精神的哲学观不仅为中、西（外）、马等哲学之沟通与比较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且更意味着哲学创新不必要、也不可能有唯一标准模式。     

“言说”之物·“建构”之基——析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

确保国家凝聚力、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与提高对外话语地位,其关键在于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打造话语内核、寻找现实通路的二重模式,或为这一目标提供可能性路径：在话语内容方面,意大利传统哲学中“集体意志”、“国家精神”与“常识”概念的相互融合,成为话语的言说之物;在话语权实现方面,以“政治-市民社会”关系模型为传播场域,借助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两大言说主体开展的阵地战和运动战,成为“权力-权威”的话语斗争主要形式。其理论不仅因哲学深度成为当时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参照,也因方法论价值可为巩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决策参考。     

“二王”、“二溪”之间的周汝登

“泰州学派”是《明儒学案》中一个十分特别而复杂的学派,晚近学界对此不断有所澄清。本文从吴震重新拟定的“泰州学派”最重要的系谱出发,考察“二王”、“二溪”之间的一位重要王学学者周汝登的自我定位以及学派区隔。由此见出明代中后期王学思潮中泰州学派与浙中王学的关系,二者不论是在义理思想层面还是在流派传承层面,虽然经常存在一些细微的分别,并且一些差别表现似乎有所保持,但皆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有交涉,后期发展中已经难以区隔,他们共同推动王学的影响。     

论“舟山新区”对策策略——面对“一路”带来的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机遇

建设“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赋予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一个海洋特色。作为国家级新区之一的“舟山新区”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它对“舟山新区”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挑战。同时,它也将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越来越多的经贸合作机遇。这也是“舟山新区”在“一带一路”中十分艰巨的历史使命。本文以给“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经贸合作机遇为主题,认真思考“一路”的深刻内涵,紧密结合“舟山新区”存在的巨大潜力,探讨了基于“五通”的“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机遇,提出了政策创新是“舟山新区”吸纳“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的最大策略。     

朱熹论“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孟子讲“仁民而爱物”，讲爱有差等。朱熹把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解读，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与爱物的差异，又通过其《仁说》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认为此心“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并最终把“爱物”解读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样的解读，不仅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可以为当今生态危机情况下寻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提供借鉴。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道路”之未来的探讨

国内学者多用“中国道路”的表述解说中国崛起的“事实”。“中国道路”“是否可持续”之所以日益成为讨论焦点,既源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追问之完满求解,亦源于为拉近“中国思想”与“中国道路”的距离所催生的思想话语建构冲动。总体来看,即便“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还远未成熟”,国内学者仍多对其在未来的可持续性怀有信心,体现出乐观或谨慎乐观态度。部分学者在承认“中国道路”迄今取得成功的同时,对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较多。由此而言,国内学者在基本认同“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同时,对其未来的目标模式颇多讨论,这将影响着“中国道路”的有关讨论。     

马一浮“新《六艺》论”论稿

马一浮先生的新儒学思想,可以概括为新《六艺》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是新《六艺》论的首出观点,也是马一浮新儒学思想的总纲。“《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六艺》该摄于心”,“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这三个观点集成为马先生“新《六艺》论”的核心层圈。其所建立的,是以心为根源(本原)为动力、为统摄的唯心论的一心开《六艺》、《六艺》开群学的文化哲学--学术思想体系。它确立了中国学术的中国性和《六艺》的原典地位,确立了回向原典中发展的文化思路及中国学术和文化的主体地位,并且确认全人类实存而有普世价值,而结论则是：“《六艺》之道炳然常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人民主体”论析

“四个全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整体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回避“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的问题,它的每一个“全面”都闪耀着“人民主体”的光辉。“人民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引领“人民主体”实现新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明确的积极的纲领”,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活力”与“凝聚合力”,以全面依法治国规范“自主活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群众的向导”,不断提升“人民主体”的发展境界。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的中国化及其发展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以人类解放为本质,以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为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在中国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化过程,在“效率”和“公平”的必经价值追求中获得科学认知和发展,最终以“中国梦”为价值导向推动行政价值观呈“公平”取向的上升趋势。     

“字之曰道”探微——《老子》之“道”新诠

“字之曰道”是《老子》使用“道”这个词的来源出处,弄清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握《老子》书中“道”字的词性及其含义的关键所在。“字之曰道”而非“名之曰道”,是意味着被“字之曰道”的东西以其“寂”（无音）“寥”（无形）而无可“形声”,也无可“象形”,所以无法给它取“名”,只能给它取“字”,故“字之曰道”蕴含“道常无名”之意。而“道”作为“字”（而非“名”）既可以作“行”（动词）解,亦可以作“路”（名词）解。当作“行”（动词）解时,“道”是表示“周行而不殆”的运动过程;当作“路”（名词）解时,“道”是表示以“反”为本质内容的运动规律。     

儒家文化的古代发生、现代困境与未来出路——余英时关于儒家文化的理解

余英时认为,作为古代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哲学的突破”塑造了代表人类智慧的“三大原型”,即中、西、印三种文化的本原形态。整体地看,中西两种文化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或者说,中西两种文化是“个性”显著不同的两种文化,因此不能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自近代以来,因为作为其“托身之所”的建制崩溃了,儒家文化遭遇“空前的”困境而变成现代社会的“游魂”。但是,如果儒学以“日常人生化”来“招魂”,不仅可“开出”新的精神资源,自身也可因此而获得“新生”。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物化”之“觉”：《齐物论》“真”义之见获——《齐物论》“真”义释述之二

《齐物论》中,“寓诸庸”是继“天”、“道枢”、“一”诸多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概念,亦可视之为对上述诸概念思想指向的一个反拨。由此,求“真”意识在其展开过程中,真正彻底撇弃了那种有赖于“言”不断进行概念抽象的思想指向,直接从“物”的存在及其最终意义上来把握“物-天”世界之“真”：是为超越了“形化”的“物化”存在意义之揭示,即为大“化”之“觉”。此所谓“觉”,即我们对于“物-天”对应叙事架构中“万物”存在的实质（“化”）的自我把握,不仅超越于“形化”而趋向“物化”,亦且揭示了“物化”存在的自我超越之必然性：形诸于“物”的种种“形”态生灭的大“化”运行,正是其自我存在,及其永远指向于超越性存在意义的根本理由。是为“物-天”世界“真”义之所在。     

科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哲学特点

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中国学者将科学认知范式（自然科学精神、原理、定律、方法等）作为坐标与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展开了分析与研究,其结论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研究内容上是“穷性至命”,在主客关系上是“天人不分”,在思维方式上是“模糊笼统”,在议论风格上是“玄谈臆想”。并由此总结：科学认知范式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传统哲学,但其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判断并不是绝对的。     

要全面冷静地分析和看待“斯大林热”——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

20多年前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浪,搞垮了苏联,这一历史教训值得记取。但当前要全面冷静地看待后来兴起的“斯大林热”有可能走向全面忽视斯大林错误和教训的另一极端化趋向,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因此,对“斯大林热”决不可盲目地随声附和。对中国来说,必须全面吸取苏联“左”右两方面的教训,既要重视其改旗易帜导致亡党亡国的右的教训,又必须重视吸取其历史上斯大林宣扬“法律虚无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沉痛教训,这对于我们当前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