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将社会资本、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实证检验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市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要素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并检验政府规模对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在经济转型和政府治理体系变革时期,以社会组织密度衡量的社会网络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单位产值产生社会矛盾纠纷数衡量的人际信任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制度信任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稳健性检验同样支持回归结果;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规模对社会网络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产生较明显的挤出效应。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转型时期,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丰富了相关领域文献,对理解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有一定借鉴意义。     

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基于辽宁省社会保障的调查

辽宁省是我国的一个经济大省,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实力更是稳步提升,然而作为经济大省,它的社会保障水平却与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本文在比较分析1998～2008年间辽宁省和全国的社会保障水平的基础上,对辽宁省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辽宁省社会保障平均水平低于全国社会保障平均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的增长慢于经济的增长。同时,测得辽宁省社会保障水平若要达到全国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度需增加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值。最后,针对辽宁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地方政府规模控制努力程度研究

政府规模是否适度,需要依据科学的标准去衡量。为此,需要从多学科视野进行立体透视,分析影响政府规模的主要因素,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提出衡量适度政府规模的标准,对中国各地区政府规模控制的努力程度予以评估,以期对编制部门决策提供理论支持。根据影响政府规模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建立模型,发现对政府规模影响最大的是人口规模,其后依次是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由此提出适度政府规模的衡量标准并计算中国各地区政府规模控制努力程度,结果显示：各地区的政府规模控制努力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从主观角度看,未能真正认识到控制地方政府规模的重要性,导致一些地方政府规模过大。     

委托代理视域下政府信息公开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公开透明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基本价值理念。本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一个解释政府信息公开影响因素的框架,提出了公众监督力度、惩罚实施力度、信息公开意愿与能力三个方面14个研究假设,并以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面板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公众受教育水平、网民比例、城镇化水平、政府与市场关系、组织配套、制度配套、技术运用能力对信息公开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法律制度环境、政府在职消费、地方领导意愿在一定条件下对信息公开具有显著影响,而公众收入水平、外资投资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充裕程度对信息公开不具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信息公开水平的提高受到公民素质、法制建设、机关观念、配套能力等相关因素的共同驱动,并非简单的财政投入所决定。     

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区域人力资本与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关系密切,在梳理人力资本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采用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29省市1998—2010年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数据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区域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但由于各省市的软硬件基础条件相异,所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程度不一,并从全国及四大区域层面针对如何发挥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出对策性建议。     

省级政府大数据发展应用政策的规制导向与执行优化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省级政府大数据发展应用政策是大数据政策体系中极具实践指向和促进功能的专项政策,发挥着"上承中央-下启基层"的衔接互动作用,对其进行规制导向分析可充分呈现其内部执行要素的分布情况,亦可为其实施评估及纠偏矫正提供更加细致可靠的理论依据.通过构建政策执行综合模型,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本文从"政策问题的可处理性""政策协调能...     

省级政府的自主性与治理改革——以浙江省自主性变革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我国以"发展与稳定"为目标导向的治理改革中,整体性的改革往往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而让省一级的中层政府先行,充分发挥其自主性来推动治理改革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特殊经验。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制度框架下,省级政府发挥自主性的基础是中央的纵向授权,其动力在于相对独立的利益结构和中央分殊化的责任目标。受历史传统、效用目标和政治风险等因素的影响,省级政府的自主性行为在不同省份、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个性化的差异,从而塑造了不同的地方治理模式,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参照。     

浙江省产业集群政策的设计及评价——基于省级政府政策文本的考察

＂块状特色经济＂是浙江省政界、产业界和学界关于浙江本土化的产业集群现象的特称。块状经济是支撑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组织形态,以制造业为主的块状经济已占浙江省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浙江省省级政府制定的产业集群政策属成熟型产业集群政策．     

政府与被征地农民的博弈互赢——对淳安县政府征地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调研

近几年,淳安在快速推进城镇化、道路交通事业以及其它项目建设的过程中,由政府征地而产生的与被征地农民之间的矛盾不断凸现,政府与被征地农民形成相互博弈的主体。在博弈中,政府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博弈双方的互赢互惠。     

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之间的博弈——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的社会群体,目前这个群体的总数已超过1.2亿,他们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贡献着自已的力量.因为身份的特殊性(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居民,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居民),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长期处于整个城市生活的最底层.     

中国中小银行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2007～2011年中国中小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

利用2007-2011年中国11家上市中小银行所构建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中小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员工数量、总资产负债率、高级管理人员数量、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等对中小银行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政策含义为: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设立新的分行,扩充银行员工队伍,加大组织创新力度,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和条件,到中小城市,乃至村镇设立分支机构和村镇银行;降低负债水平;中小银行应严格控制高级管理人员数量,避免其队伍过度扩张,保持高管团队的短小精悍,以谋求良性治理和稳健的决策;改革现有薪酬制度,重视股权激励所起到的治理作用,增加股权在薪酬体系中的低位和比例,减少现金报酬支出.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非营利组织的角色——基于北京、浙江两地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当今世界,推动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多元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方面。通过对北京和浙江近2000家非营利组织的问卷调查发现,目前地方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项目在逐年增长,非营利组织也逐渐展现自身的公共服务优势,但同时也表现出起步阶段的非制度化特征。未来发展需要通过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为非营利组织更好参与公共服务购买提供政策空间。     

官员任期、财政资源与数字时代地方政府组织声誉建构——基于2000万条省级政府网站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组织声誉管理正成为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但是数字时代中国地方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的影响因素却鲜有研究涉及。本文选取政府门户网站作为观察数字时代地方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的经验素材,基于2015—2019年31个省份全样本2 000万政府网页数据,利用前沿研究的编码表和随机森林等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对中国情境下的省级政府组织声誉建构进行测量,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省级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会受到主政官员任期和财政资源等变量的显著影响,促使不同省级政府选择差异化的策略组合。在主政官员任期早期,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呈现绩效性和道德性声誉;在任期后期,则更加重视呈现程序性和技术性声誉。财政资源少的地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呈现绩效性和道德性声誉;财政资源多的地区,则更倾向于呈现程序性和技术性声誉。本文较早地基于文本大数据对地方政府组织声誉进行测量,并初步揭示中国场景下地方政府组织声誉建构策略的影响因素。     

FDI、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基于43个国家1987-2003年的面板数据检验

随着国际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全球经济与国别经济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选取2003年世界43个国家作为样本[1],利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从影响国际贸易流量的21个指标中提取主要影响因子及对样本国家进行分类,揭示样本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在此基础上,利用43个国家1987-2003年的面板数据对国际贸易流量与FDI、人口、经济增长等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这些因素的变化揭示其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     

出口贸易、FDI与环境污染实证探究——基于GMM估计的动态面板分析

2000年．我国的出口贸易额仅为2661亿美元．2001年中国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后．20lO年达到1．74万亿美元．11年间增长了7倍,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的出口贸易产品仍然以污染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品为主。     

渐进性、自主性与强政府——分析中国改革模式的政治视角

中国的改革模式,分为渐进性的改革方式、自主性的改革,并有强政府的政治保障.所谓渐进性的改革方式,就是以现有的条件为基础,并以现实的问题为导向,在现实的可能中不断试错探索的循序渐进式改革.所谓自主性的改革,就是改革的主动权掌握在改革的领导者--中国政府手中,政府能够顶住内部和外部一些不合理或不合时宜的压力,根据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具体情况与需要,自主地选择改革的方向、内容、步骤、方式、力度和时机等.所谓“强政府“,就是在矛盾极为尖锐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能够有效维持社会秩序,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促进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的有较高治理能力的政府.这些特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     

强镇扩权与政府治理创新:动力、限度与路径——基于浙江的分析

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直接决定了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浙江省强镇扩权改革是现代小城市的崛起与传统乡镇治理的张力的结果,其实质是一种倒逼性的治理创新。这一治理创新具有明显的过渡性,面临着法律、制度、利益和观念等多种制约。因此,优化县乡政府治理结构必须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区划调整相结合,引入现代化城镇管理模式,创新权力和公共资源配置机制,逐步实现由乡村管理向城镇治理转变,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升级。     

我国政府反贫困政策回顾、反思与展望——基于社会资本投资的视角

本文以社会资本投资为研究视角对我国政府反贫困政策进行了全方位分析,并基于贫困的二重性（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认为,物质资本投资主导的政策体系只能缓解物质贫困,人力资本投资主导的政策体系能够预防物质贫困和缓解精神贫困,预防和解决精神贫困需要社会资本投资主导的政策体系;并通过我国政府反贫困政策的历史变迁来验证这一分析,发现：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在我国政府反贫困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资本投资缺失是未能有效解决精神贫困和实现预防贫困的主要原因;进而对我国政府反贫困政策进行反思,并提出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政府反贫困政策创新的路径,即建立社会资本投资主导的社会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的联动机制,     

依赖、认同与监督:转型期行业协会与企业、政府的关系——基于南京X行业协会的个案分析

行业协会是企业的自组织,转型期行业协会与政府、企业的关系调整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府职能转型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一个实际个案探讨行业协会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行业协会与企业之间是双向依赖的关系,在依赖中培育企业对组织的认同,在认同里协会平衡企业间的利益.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更多的是协会对政府的单向依赖,政府对协会从登记注册、年终考核、日常监督等多个环节进行监管.     

基于农地与农村人口自由流动视角的户籍、社会保障、农地管理联动改革的政策框架——一个关于重庆、江西部分农村实地调研后的思考

农地与农村人口自由流动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历史与现实角度看,户籍、社会保障与农地管理等制度对于农地和农村人口自由流动及其统筹城乡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创新户籍、社会保障与农地管理等制度应从联动视角进行构建,这一视域既能避免制度冲突与制度作用耗损,更能挖掘制度潜力。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性制度联动改革中,农地管理制度改革本质上是实现农地由"资源"向"资产"转化问题,户籍改革本质上是一个与城市化机制相伴的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问题。以农地资产化改革为核心的农地管理制度改革和配以激励和补偿机制建立以其农地发展权的配置与实现,有助于推动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从中长期看将有助于提升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水平,最终促使农村发展模式根本转型及其实现城乡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