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宁波商人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逐渐高涨,全国人民纷纷投入抗日运动.宁波商人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也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维护民族尊严,保持民族气节;支援抗日斗争;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粉碎日本侵略者的经济统制.我们要弘扬宁波商人的爱国精神,为浙江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宁波帮”一词初现近代媒体的考释

“宁波帮”一词最早出现于1874年6月11日《申报》第3版。认为近代媒体对“宁波帮”这一新概念的认知,各取所需,各赋其义,褒贬随性;其情感色彩大致有三个走向：中性词、贬义词、褒义词,全不似今日的清一色为褒义词。     

香港回归中宁波帮的贡献

香港回归祖国，是“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实践。宁波帮在香港有一定地位。宁波帮的杰出代表王宽诚、包玉刚、安子介、马临、董建华、范徐丽泰、邬惟庸等，积极落实“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对香港前景充满信心，拥护中英联合声明，在《基本法》制定中认真负责，对于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临立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亲历回归与合作，在香港回归祖国过程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论“舟山新区”对策策略——面对“一路”带来的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机遇

建设“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赋予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一个海洋特色。作为国家级新区之一的“舟山新区”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它对“舟山新区”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挑战。同时,它也将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越来越多的经贸合作机遇。这也是“舟山新区”在“一带一路”中十分艰巨的历史使命。本文以给“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经贸合作机遇为主题,认真思考“一路”的深刻内涵,紧密结合“舟山新区”存在的巨大潜力,探讨了基于“五通”的“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机遇,提出了政策创新是“舟山新区”吸纳“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的最大策略。     

宁波市“十三五”及中长期主导产业发展研究

总结分析宁波产业发展特征特别是主导产业演变历程、成效和问题,深入研究产业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升级导向。适应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新要求,遵循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提出宁波“十三五”及中长期主导产业选择培育的导向、思路、重点及相关对策建议。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构建宁波发展新生态

此文系作者于2017年11月15日在“2017宁波发展论坛”上的演讲辞。     

“十三五”浙江加快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有助于重构对外开放格局、突破经济转型难题、扩大合作交流领域、开辟投资项目新领域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浙江的开放型经济领先于全国,应加快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十三五”时期浙江应将融入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与推进转型升级结合起来,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国际经贸合作核心区、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区和国际物流枢纽功能区,并从推进优势产业对接、突出贸易畅通主题、构建对外开放通道、提升“网上丝绸之路”核心力、拓展人文科技交流合作和加快体制机制突破创新等方面加以推进。     

从自治制的集中制共和国到联邦制共和国——列宁采行联邦制探源

在理论层面,十月革命前,列宁主张建立以自治制为基础的集中制共和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又转而又挖掘和体认联邦制国家和维护和实现国家统一的合理性,认为联邦制共和国是走向集中制国家的“过渡性步骤”。之所以会发生此种理论转变,一是因为十月革命后棘手、复杂的特殊历史条件,二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也逐渐发现,联邦制并不像之前所认为的那样会削弱经济联系、导致民族分离危险。无论如何,作为“过渡性步骤”的联邦制共和国,虽也坚持了民族区域自治原则,但其的确也缩小了十月革命前列宁所谓的自治制的内涵。     

寻求通向现代文明的不同道路——列宁论十月革命的性质及意义

在列宁最后的思想中，列宁分别借助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三个概念，来阐述他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看法，并由此揭示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或“总的进程”的逻辑链条：通过革命实现基本制度变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创造与实现现代文明→在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最终建立社会主义。     

走向监管型政府：“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的融合

中国亟待构建监管型政府。“互联网+”与监管型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而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政府建构和重构监管体系，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走向监管型政府应是“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必须超越以往的“驾驭市场”模式，在减少管控的同时，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在“信息大量过剩”局面下实现监管目标，政府需要依托信息技术杠杆，理顺网络各节点、各主体间关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执法监管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拓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     

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相异、相通与互鉴——解析当代中国社会、美国社会与欧洲社会

梦想体现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内在精神的缩影与表征。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梦”和“欧洲梦”以其强大成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移民者,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梦”日益走上世界话语舞台,成为政治家、学者和民众热议的话题。“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或奋斗目标,探寻三者之间的相异、相通与互鉴,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思想课题。     

“无缝隙对接与治理术”：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及逻辑——基于江西省“安置帮教模式”的案例分析

安置帮教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也是现代国家治理术运用的重要场域。江西省司法厅通过探索源头预防、信息衔接、全员接送、过渡安置及就业扶助的有效衔接,构建了安置帮教“无缝隙对接”的模式。在这种“无缝隙治理”的背后,蕴含了“规制性治理、规范性治理及文化认知性治理”为表征的现代国家治理术的运用,实现了安置帮教对象“脱嵌”、“调适”及“再嵌入”的转变。但这种“无缝隙治理”也导致了“制度问题技术化”的困境,为有效加快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建构政府、市场及社会协同共治的安置帮教体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人民主体”论析

“四个全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整体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回避“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的问题,它的每一个“全面”都闪耀着“人民主体”的光辉。“人民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引领“人民主体”实现新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明确的积极的纲领”,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活力”与“凝聚合力”,以全面依法治国规范“自主活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群众的向导”,不断提升“人民主体”的发展境界。     

关于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辨析

辨析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重点在于辨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作“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在认识论上混淆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关系的不同层次,将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的某些有用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错误地看作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把我国列入“国家资本主义”行列,是由于概念混乱,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一概误认为就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曾设想过,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将在西欧先进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示范和帮助下,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脉相承地接力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个设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     

抗日根据地司法权的统一：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

对合法暴力的垄断是现代国家政权不同于传统政治组织的主要特征。作为新中国政权的“雏型”,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政权通过专门性司法机关的建立和完善来确立对合法暴力的垄断。尽管根据地采取了司法和行政合一的组织原则,司法机关仍然基于其职能实现了专门化的发展。为了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各根据地政权大都明确了逮捕、审判等国家权力统一行使的原则并且通过各种法令加以贯彻实施,从而逐渐具备了现代国家政权的基本面貌。     

多元共治：“党建+电商”治理架构的实践与探索

随着我国电商经济的迅速发展,如何发挥党组织在商圈治理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党建+电商”的新模式。该模式架构体系的主要特征为：一是双网融合,即将原有的“服务型党建”和“网格化治理”融合为一个“网格化党建”;二是多元共治,即由新星商圈电商党委、党群服务中心、社团组织、电商企业、辖区单位、居民等“六类主体”,共治事务;三是党建引领,打造电商“和合文化”;四是创建了“1333”电商党建工作法,实行电商“微自治”;五是整合资源,组建起以“八大团队”为主干的服务联盟。     

要全面冷静地分析和看待“斯大林热”——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

20多年前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浪,搞垮了苏联,这一历史教训值得记取。但当前要全面冷静地看待后来兴起的“斯大林热”有可能走向全面忽视斯大林错误和教训的另一极端化趋向,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因此,对“斯大林热”决不可盲目地随声附和。对中国来说,必须全面吸取苏联“左”右两方面的教训,既要重视其改旗易帜导致亡党亡国的右的教训,又必须重视吸取其历史上斯大林宣扬“法律虚无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沉痛教训,这对于我们当前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宁波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比较分析及对策研究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收入问题,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当前,宁波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已进入高基数、缓增长、调结构、求均衡的新阶段,当前及未来继续保持农村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面临着诸多压力。为此,要坚持改革与创新并举,多思发展之策,多谋增收之举,全力推进宁波农村居民收入长期保持普遍较快增长。     

社会互构论视角下“半工半耕”的微观机制

当前“半工半耕”成为农民最普遍的家庭经济模式。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分析农民家庭经济行为和社会文化结构的互构关系,探讨形成“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的微观机制。在家本位的伦理价值影响下,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目标是兼顾务工和务农收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农民调整家庭结构形成“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农民家庭的“半工半耕”经济行为反过来型构了新型社会文化结构--新“三代家庭”,其具有名实分离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