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Impasse of Reconciliation in Guo Shaoyu’s Theory “Writing as a Vehicle of Values”

As the founder of the basic research paradigm on “writing as a vehicle of Values” in modern China, Guo Shaoyu established a tri-partite notion consisting of “writing to conform to values”, “writing as a vehicle of values” and “writing to illustrate values”, and this practice has influenced several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However, his approach, which draws heavily o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cannot reveal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writing as a vehicle of values” due to its failure to consider its features and the fact that this notion came into being as a result of “literature miscellaneous”. It is necessary to return to the notion on the ontological level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uniqueness of classical Chinese ideology resulting from China experience which, in turn, is made possible only by Chinese actualities.     

论施蛰存历史小说中的“现代”

在施蛰存探索文学现代写作的道路上，他的历史小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文章以施蛰存晚年总结的三个“现代”创作特点，即欲望、幻想和怪诞为中心，分析其历史小说写作中对于“现代”的探索，指出施蛰存由早期创作中对于爱情的叙述转向现代心理分析中对欲望的叙述，进而较好尝试了基于欲望心理的幻想和怪诞叙述方式。同时，历史小说中也存在着现代心理分析对象性别上的不对称、历史题材的汲取和重构导致情节叙述以完全背离历史叙述价值为代价等不足。这些写作困境使施蛰存最终离开心理分析式的历史小说写作，在时代生活背景下融合古典审美要素进行文学的现代主义探索。     

记忆对忘却的人性审判——论贝娄《贝拉罗莎暗道》中的道德哲学

贝娄的《贝拉罗莎暗道》从历史记忆与忘却的隐喻角度,讲述了纳粹大屠杀中的犹太幸存者及其后代在美国的种种遭际,涉及美国犹太人后裔面对民族历史的态度、“美国化”中的文化传统延续、关于人类大屠杀的哲学思考等,在传统价值与美国后现代文化的纠结中,对刻意与无意的历史忘却进行了一场心灵大审判,同时也是作家身份自审意识的一次集中体现。小说表现的不仅是犹太文化在美国的遭遇,而在于揭示了一个如何面对人类和人性灾难的道德哲学问题,因此小说具有其深刻的普遍性意义。     

理论如何文学？——以乔纳森?卡勒理论观的调整为参照

乔纳森?卡勒是支持文学理论向跨学科的“理论”转型的重要人物，但他近年来提出，文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保持“文学在理论中的位置”，现在是重新奠定文学性根基的时候了。这不是简单地向新批评或俄国形式主义回归，而是要打破理论与审美、理论与实践这类已陷入僵局的对立，在理论与文学的双向思考中重构文学性。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生成

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态的演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人的道德观念迷失催生了具有社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文学;自然科学思维的浸润催化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精神;对人性理解的深化与拓展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对人的灵魂描写的真实性与深刻性。社会批判性、真实性及深度人性抒写,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本质性特征,也是这种文学文本“经典性”的要素呈现。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以真实而深度的社会观察与人性剖析,展示了上帝缺位、金钱主宰的社会中人的心灵的千姿百态,描写了金钱激发出来的人性之“恶”的破坏力。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向当时乃至今天的人们发出了警告：物欲诱发的贪婪,将把人送入地狱——“自己成为自己的地狱”。他们的创作也普遍成了至今依然拥有深刻警世意义的“文学经典”。     

经学之人同文艺主体的公共区间

经学同文艺理论关系在主体层面表现出来,是经学人论所树立之人同以审美为本位的文论所说的文艺主体共享着一个公共区间。经学人论所树立之人本质属于经学主体,审美的文艺活动中的文艺作者和接受者本质属于文艺主体,但二者虽各有本质,彼此却历史地相互交集。在这一彼此交集的公共区间里,经学之人和文艺主体作为存在者都具有"人——文艺主体"这一二重结构,这个二重结构当其属于经学或属于文艺时,结构的内涵和结构的两大要素之轻重均有所不同。经学和文艺正是在这一区间内发生种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文艺主体论的存在与发展因此总是历史地承受着经学或隐或显的影响。     

必须有叙述者，抑或必要时才有叙述者

（至少）就文学叙事而言,我建议用下述方式来理解“叙述者”：一个内在于文本的语言位置,正在进行的叙述话语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这个位置上,话语所涉及的存在物、行动和事件也在这个位置上被标记出来。通过转喻转移和人格化的双重过程,“叙述者”这个术语被用来指代在这个位置上的假定占据者、叙述话语的假定生产者。叙述者是一个通过语言标记的、文本投射的、读者辨别的位置,这个位置上的占据者需主要从交际角色来看待,它不同于真实世界中有血有肉的（或计算机的）文本生产者。本文简要描述了八个不同的一般因素（语言学的,哲学的,方法论的和一般文学理论的）,这些因素能够促使叙事学家判断叙述者在其文学叙事的一般模式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种类/实例,还只是一个可选元素。在文章结尾,本文论述了近期两个试图规避这个选择的理论行动：重新描绘叙事学家的研究对象范畴或重新界定叙述者概念自身的地位。     

文学VS政治:帕慕克的文学思想探源

帕慕克以创作闻名世界,而其文学思想尤其是有关"文学与政治"的论述独树一帜,迄今尚未引起学界重视。本文参照其创作实践,并将相关论述与当代西方文论进行广泛比较发现:首先,帕慕克将"文学与政治"问题作出解说;其次,他提出另一种文学的政治性,并讨论了非西方的压迫社会的文学与政治的悖论关系,提醒人们文学批评与研究不能忽视文学作品的虚构性此一重要特点;最后,他重新定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尽力创设一种超越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框架的阅读文学的方法框架,加深我们对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的理解和研究。     

The Connotation and Logic of Embellish and Vilify in the Seventeen Year’s Literature Critic

Embellish and vilify is a normal standard in the seventeen year's literature critic. Embellish often means mistakenly embellishing the figures of the bourgeoisie, petty bourgeois, the feudalism and the Kuomintang reactionaries and US imperialism in literary works. On the other hand, vilify indicates vilifying the figures of peasant mass, soldiers of PLA, the CPC members and the new society etc. Firstly, the distorted embellished and vilified criticism exerts important effect on literature itself and the certain scope of writing is disciplined; therefore literary narration becomes a type of “passive narration”. Although the embellished and vilified criticism is against the historical and art reality, from the logic of politics, its application has certain sense of inevitability and rationality. Secondly, there exists logic in aspect of national cultural psychology. Finally, there is logic of emotion. The criticism pattern of embellishing and vilifying still has real warning function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criticism practices.     

“美人之美”：多民族文化的战略选择

论文认为,中华民族文化是具有多层次多侧面丰富多彩的文化,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形成互补、互渗、互相支持的内在机制,理应纳入我国文化输出和发生影响的战略思考中。由此论文提出“美人之美”是多民族文化的战略选择。具体到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民族文学及民族文学理论领域则分别为：其一,民族文学理论中诸如朴素务实的文学艺术观、人与宇宙中万事万物等量齐观的思想蕴含着少数民族人生观和世界观,是我国文化思想的重要资源。其二,民族文学文本兼具民间口头文学和文人创作双重特性,并含有原始诗性智慧,对当代艺术想象和思想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其三,民族文学的文化认同具有本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双重性以及认同历史进步的民主性。是我国爱国主义思想非常有特色的组成部分。论文最后提出,“美人之美”不仅是认识和阐释,同时还是一种博大胸襟和深切关怀,对他民族文化的热爱、赞美和关切。质言之,“美人之美”存在于信仰中,是一种需要建构的姿态。     

肯定中的质疑——《应用文写作教学“去文学化”探讨》之探讨

"文学情结"背离了应用文写作教学的初衷,违背了应用文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应用文有自己的审美特征,应用文写作教学的重点和教学内容的基础在于写作技术的训练.同时,应用文写作教学"去文学化",还须理清"文学情结"与"文学化"、"文学专业思维定势"与"文学化"、"写作技术的训练"与人文素质的培养之间的关系.     

让步关系句的使用与英语写作成绩间的相关性研究

在语言教学领域，句法结构对语篇学习的作用一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通过实证方法能具体验证某句法结构与语篇学习间的相关性。以让步关系句为例，通过比较学生在两次测试中的让步结构使用情况和作文成绩，可以得知两者间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即让步结构作用值越高，作文均分就越高。但让步结构的使用在促进学生提高写作水平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     

寻找伦理存在的自我——《培尔·金特》中的理性意志与伦理选择

易卜生的诗剧《培尔·金特》是一则关于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与变化的寓言,展示了理性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之间的伦理冲突.培尔的“白日梦”是其兽性因子的表达与彰显,培尔的“出行”是对伦理责任的逃逸和规避,是其理性意志处于蒙昧状态、非理性意志肆意膨胀的体现;培尔的“归家”是其理性意识得到提升,克服非理性意志,摆脱兽性因子,向人性因子靠拢的选择,最终成为与兽相区别的、伦理的存在.本文紧扣“白日梦”“出行”“归家”三条伦理主线,通过逐一解构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识等若干伦理结,来试图剖析易卜生蕴含在作品深处的道德旨趣:在受到道德指引、遵守道德准则的情况下,人的理性意志就会增强,人性因子得以彰显,人会成为一种伦理的存在;如果缺乏伦理意识,违背道德准则,缺乏道德指引,人的非理性意志就会占据上风,兽性因子就会失控,人就会误入歧途,实施伦理犯罪,引发伦理混乱.     

应用文写作教学“去文学化“探讨

应用文写作教学中,专业教育所养成的教师的文学思维定势,是导致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发生偏移的重要原因.应该从两类文体(实用类、审美类)写作的不同思维方式、不同表达方法以及培养不同的"话语责任人"等方面加以区分,以社会职业工作需要为导向,以写作技术为重心,构建符合应用文自身特质的教学内容体系.     

仪式·音乐——以德宏户撒阿昌族南传佛教仪式活动为例

仪式一直被视为民族志研究者阅读和诠释社会的一种"文本",也是文化的整体表达。音乐是人们用来进行仪式的特定符号,它的意义和功能存在于特定的仪式结构当中。在云南德宏地区户撒阿昌族的南传佛教仪式活动中,音乐和非音乐的音声因素组合而成特定的符号,其自身特点在仪式中突显,并成为族群记忆延续和传承的时空桥梁。     

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代来华德国人的中国观

19世纪以来,一批来华德国人将他们视域中的中国用文字记录下来。依据史料和文本分析可知,近代来华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一方面呈现出中国传统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特征,另一方面则在小范围内建构了在欧洲现代观念影响下特殊的现代中国。近代来华德国人对中国的认知是一定时空和历史语境的产物,在华亲历时代巨变的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更为深刻立体,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近代中国呈现出特殊的时代性特征。     

何去何从--读《山歌天上来》

小说《山歌天上来》表现了作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艺术创作的来源、现状、未来发展的忧思,表现了作者对艺术创作的人文关怀,是当代文学创作不可多得的中篇小说力作,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大学英语从大学英语四、六级作文评分标准看语篇的衔接性和写作教学

针对大多数大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仍然十分薄弱的现状,本文作者从语篇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影响学生写作水平进一步提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对英语语篇的衔接性缺乏了解。通过分析大学英语4、6级作文评分标准,采用具体的实例分析了语篇衔接性和英语写作的关系,最后对如何提高英语写作水平,作者提出了几点建议。     

喧哗中的寂静--当前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与读者的关系

当前,文学的创作、读者和批评三者处于一种相互疏离的关系,新时期文学之初那种紧密的关系已不存在.这是一种过渡性状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文学创作、读者、文学批评三者的关系,将会逐渐靠近.三者关系的整合,尚待时日,需要有一个相当的过程,才能达到彼此合理、和谐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关系社会主义成败——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

国家治理体系关系到社会主义成败。苏共执政74年间,总体上看,构建和固守的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畸形权力结构、"武大郎店铺"式的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既得利益集团所形成的阻碍机制、高度固化的经济社会结构、工具性的同体监督体制等。这些既是苏联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标志,也是苏共亡党亡国的制度性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率先提出"以苏为鉴"的问题,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则不仅从经济体制上而且从政治体制上不断推进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改革转型,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