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刑诉法浅探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该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当今国情下其规定并不完善,本文结合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浅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几点浅薄的建议,以期为该制度的完善和预防控制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提供些许有益的参考。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犯罪记录封存不等于犯罪记录消灭,现有规定存在适用范围过小、主体不明确、程序模糊等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有待进一步完善并最终确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过程中,增加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规定,但是由于法条与司法实务的一致性问题,具体法条司法实践中运用收效甚微,未能实现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立法预期。本文立足司法实践,分析法条内容,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提出相应的建议。     

浅析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附考察期封存制度

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该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该制度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还不彻底,在司法实践中有流于形式的危险,因此,对该制度做研究对如何真正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具有深远意义。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宜教不宜罚：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走向选择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但该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且与诸多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存在冲突,加之受传统观念“标签效应”的渲染,直接影响制度实施的效果和未来走向。在规范和事实之间,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变、特定环境的支持和配套制度的跟进,并在时机成熟时,将该制度升格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检察监督

2019年底未成年人"两法"的修订,使得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再次受到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自2012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来,各地陆续出台不同的实施细则,已封存犯罪记录泄露事件多发,司法机关对封存标准的把握过于机械等问题显现。对此,建议检察机关加强相应的监督职能,由最高检牵头起草全国统一的犯罪记录封存实施细则,对泄漏已封存犯罪记录的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追责,并对重罪记录封存未成年人进行后续考察。     

新刑诉法下对未成年人保护新举措研究

新刑诉法单列篇章,对未成年人着重笔墨,不仅强调了总体方针,更有细则跟上,今后,公检法各机关应如何配合,做好未成年人的法律工作,新刑诉法给出了新举措,涉及方方面面,在此,我们仅就几点加以探讨。     

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程序的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改革进入了操作程序设计的新阶段。本文结合国情与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循着先封存后消灭,两步走的基本思路,对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的操作程序,从适用范围与条件、工作机构、封存操作程序、封存的解除、犯罪记录消灭等五个方面入手,进行了尝试性构建,并对程序构建中需要正确处理的五个问题,作了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

未成年犯罪近些年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未成年教育是预防未成年犯罪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分析未成年犯罪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提出对未成年人教育的举措。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限制公开之构想

对失足少年的处罚,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定罪量刑,更重要的是在于挽救失足少年,预防他们重新犯罪。为更扎实地开展挽救失足少年的工作,促使失足少年顺利回归社会,笔者认为试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之限制公开,在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帮助失足少年尽快回归社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不仅有其深刻明晰的社会意义和现实需要,也是为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有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