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流动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在人口迁移转变的新时代,流动老人生活质量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以主观幸福感为切入点,从积极老龄化的视角,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简称CGSS）的最新数据,考察了流动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老人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较高,人口学因素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均能显著影响流动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经济因素中的收入水平,社会因素中的社会支持、子女数量,均对流动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研究结论证实城市流动老人的幸福感整体要优于农村流动老人,影响他们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建议开办老年大学、提高文化素养和受教育水平,采用多种方式、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促进社会交往、发挥家庭养老功能,从而有效提升流动老人的幸福感。     

压力过程理论视角下失智老人的家庭照顾者的负担研究

失智老人的家庭照顾是长期压力性事件，照顾者需要承担很大的负担。本研究将界定照顾者的负担内涵，筛选出影响照顾者负担的因素。本研究基于压力过程理论定义负担包括压力源和主观负荷，其中压力源包含社会人口学因素、照顾投入、获得的社会支持、以及与疾病相关的因素。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共获取了271组失智老人及其家庭照顾者的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来分析和筛选影响照顾者主观负荷的压力源。研究发现照顾者的健康、获得的非正式社会支持、与失智老人的关系、完成任务数量、年龄、以及老人的记忆与行为问题和疾病阶段是影响照顾者的主观负荷水平的因素。这启发我们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尤其要关注以上显著因素，以提升照顾者的福祉。     

中国高龄老人的居住安排、代际关系和主观幸福感——基于对CLHLS数据的分析

本文致力于探讨居住安排如何与代际关系交互作用去影响我国高龄老人的主观幸福感。通过分析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数据,结果表明,和与他人居住的老年人相比,独自居住或住在机构中的老人更易持有消极情绪。而良好的代际关系能促进机构中的老年人的积极情绪并削弱其消极情绪,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中度失智老人机构养老适应性的社工介入实践——以N市A颐养院W老人为例

失智老人机构养老服务的优化是持续推动健康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文中立足于优势视角,以N市A颐养院W中度失智老人为研究个案,从生活、心理、人际、环境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度失智老人在机构入住中的适应问题,并开展了社工介入实践.研究认为,社工需要明晰失智老人对机构环境和自身处境的认知,在重构生活意义的过程中,帮助老人重建优势,进而延缓失智症发展程度与速度,切实提升其机构养老适应能力.     

老年人居家养老监督参与度的分析与判定——基于居家养老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中国老人居家养老监督的参与度不高。为了分析影响老人参与居家养老监督的因素，首先根据经验和理论，选取相关变量，然后对老人是否参与居家养老监督的进行描述分析，进而将变量纳入logit模型做回归分析，从而得出影响老人参与居家养老监督的因素。分析显示个人收入对老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监督的影响较大。为了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针对收入做稳健性检验，显示收入对老人监督的参与度影响较稳健，于是得出老人的收入状况可能是影响老人参与居家养老监督的因素。     

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再就业的影响因素与促进策略——基于江苏省南通市区的调查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江苏省面临较严重的劳动力危机,促进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再就业成为化解劳动力供给结构矛盾的现实选择和重要路径。分析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再就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是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文章以江苏省南通市区老年人为样本,调查分析影响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再就业的因素,运用DEMARTEL模型分析得知关键影响因素为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和外部政策环境。为此,需要政府和社会为低龄老人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积极的舆论环境,需要社区、企业为低龄老人拓展良好的就业渠道和工作机会,实现政府、社会、老人三方共赢。     

铜仁市生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

作为地球同纬度地区重要的生态绿洲,铜仁有发展生态健康产业的绝佳优势。本文通过分析铜仁市发展生态健康产业的环境及制约因素,提出了发展生态健康产业的重点及对策建议。     

中国重名最多的50个姓名——“张伟”居首近30万人

英国科学家正在开发一种能够照顾独居老人起居和健康的“智能屋”。这种“智能屋”装有一个以电脑终端为核心的监测、通讯网络，使用红外线和感应式坐垫和床垫观察老人在屋内的走动。如果老人外出，电脑还可以通过GPS全球定位系统跟踪其去向。     

老人治村:将老人动员到村庄治理中来——以鲁西南一镇三村的调研为基础

在传统型村庄,家庭发展的压力排斥了年轻精英参与村庄治理,负担不重、有德有才、积极性较高的老人成为村治的主体。多元自治组织通过赋予老人参与村治的身份完成对老人的动员,在国家治理任务和乡村自治任务分类治理背景下,老人治村的作用机制在于协调利益、组织参与、志愿服务,而且行政配合自治的关系模式也维持了村庄自治系统的良性发展。负担不重的老人作为村庄"经验的财富"通过在促进项目落地、发展村庄经济文化生活和维持村庄秩序规范上发挥重要的治理作用。从基层治理的群众路线和乡村振兴的角度而言,应积极将负担不重、有能力的老人动员到村庄治理中来。     

新时代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服务的困境和建议

农村留守老人群体规模庞大,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如何解决这部分人群的经济来源、精神慰藉、养老问题,是当前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方向,这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也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的关键。新时期,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服务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农村留守老人情况不一、诉求不同,应加强重视、灵活处理。     

烟台市老年人夫妻权力模式与夫妻关系研究

对烟台市245位老年人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家庭决策出现了由"丈夫决定"的控制型权力模式向"夫妻共同协商"的平等型权力模式过渡的特点。2.老年夫妻关系的好坏主要受夫妻间交流状况、年龄段、婚姻状况、有无子女等因素的影响。3.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更易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对家庭事务分工持保守的认知,但对男权主义的决策模式已开始质疑。4.烟台市老年人对家庭事务的分工与决策在观念和行为上存在一致性。     

对充分发挥老年人在城市小区治安防范中的作用的思考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排查和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积极落实防范管理措施,堵塞安全漏洞,降低发案率,各级政府、公安机关推出了多种治安防范形式,效果也很好,但在全面提升老年人参与治安防范工作方面有待加强.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加强城市小区的治安基础工作,充分调动老年人的积极性,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养老制度设计问题与认识反思

当下的中国养老制度在服务体系定位、志愿者服务、居家养老服务、政府示范性养老基地建设、乘车优待与尊老金等制度安排和养老协议等诸多方面的合理性存在不少疑点。如养老服务体系"以家庭照料为主,社区照料为辅,机构照料为兜底"可能更加准确;志愿者服务只能作为养老服务之补充,而决不能作为制度性养老服务安排;示范性养老基地配置的设备主要是满足入住的普通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而绝不应该是专为极少数老年权贵服务的高级养老院等等。社会形成的老年服务市场非常广大、老人独居问题严重、不应轻老重幼等共识也有反思的必要。随着陌生社区的形成和城市建设中养老障碍的增加,校正政策制定中的价值取向对当下中国尤为重要。     

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的过失相抵

在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中,受害人对于自身损害的发生也有过失的,应当实行过失相抵。过失相抵的基本原则为强者负担更多损失原则,保护儿童、老人等弱者原则。对于机动车方具体承担的赔偿比例应根据机动车方和受害者的过失程度来决定。     

团体心理训练在矫治大学新生严重消极情绪与行为中的应用研究

环境的变化都需要人们一段适应的过程，但总有一些人难以适应并出现消极的情绪与行为。大学生也不例外，尤其是大学新生。随着心理科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才是健康的标准。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能很好适应社会、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健康的公民。有目的地对具有严重消极情绪与行为的大学新生开展团体心理咨询，会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     

价值·目标·途径: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思考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标志着执政党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社会治理创新必须以公平正义、多元协商、合作共赢为价值基础,依循法治化、制度化的途径,建设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为国民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社会治理创新只有从价值、目标和途径等维度进行系统思考、统筹推进,才能不断提高其科学化水平。     

“顾客导向型”理念视角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以南宁市为例

对南宁市民的问卷调查进行的定量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如积极回应公民需求、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政务公开状况等可控因素会影响到公民对政府的评价。因此，改进这些方面的工作绩效，会提高政府的形象，增强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     

对高校青年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的思考

高校青年志愿者是社区服务的重要资源,加强高校与社区、社会在参与社区服务中的协调与有效沟通对树立志愿者行动在大学生及社区居民心中的良好形象,保持志愿者行动的健康、持久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推进我国宗教法制化建设进程之探讨

我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特点决定了我国宗教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我国是由坚持无神论的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国没有信仰宗教的公民远远多于有宗教信仰的公民,所以,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保障公民宗教自由方面面临着更为特殊和复杂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因此需要在法制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本文通过探讨在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现状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的困境,为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提出法制建议,以全面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     

权利，你为何向权力“下跪”——下跪事件的一种解读

现代语境下，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民为更好地保障自身权利而对政府进行权力授权。我国最近发生的几起群众为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向政府下跪的事件，却反映了我国某些地区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异化。究其原因，政府权力生发和运行的委托代理机制、权力实际行使者的人性因素、权力本身的特性乃至我国的官本位的文化传统都制造了政府权力异化的空间。矫正政府权力的异化，使公民维护权益不必“下跪”，就应针对上述因素作出相应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