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件“主观明知”探析

司法实践中,有的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案件,行为人主张自己不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理由是“主观上不明知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因而,正确认识“主观明知”相关问题与犯罪构成间关系是准确认定犯罪的关键。通过犯罪构成分析可知,行为人具有符合犯罪构成的罪过,在行政犯的双重违法性结构中,具有行政违法性认识即可整体认定刑事违法性认识,但从抽象事实错误和构成要件错误的角度则不宜定“重罪”。虽然此类案件定罪不存在障碍,但在办案时应引入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方法对比论证、妥善处理,以实现司法办案“三个效果”统一。     

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被判刑

典型意义本案系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刑事案件.案涉红豆杉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具有重要的科学、经济和观赏价值,属于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2020年3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第三条...     

盗伐林木时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定性问题

本文案例启示:盗伐林木时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行为定性,应在正确把握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与盗伐林木罪区别的基础上,结合刑法中想象竞合犯、牵连犯等罪数理论进行判定。     

上海首例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正>2022年6月22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简称“上海铁检院”）提起公诉的上海首例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判决书支持了该院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尤其是将涉案金毛狗蕨送回原生生境进行保护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这是上海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能动履职与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实践中结合的开创性探索。金毛狗蕨的“前世今生”“听说最近有种植物,叶子仙气飘飘,根部如金毛狗,好想养啊……”随着我国社会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人们用花卉植被来装点房间的需求也日渐增长。     

“完全代孕”合法化初探

代孕是～种区别于传统自然生育的人工生殖技术，它是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中人工受精，人工培育形成胚胎后，植入代孕者子宫内代替怀孕即生产的过程。代孕技术的不断成熟并应用于临床，为广大不孕不育的家庭带来了福音，但由于其牵扯伦理、遗传、社会、人权、法律等众多领域，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备受争议，各国对于代孕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诉胡仁国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正>〔案例要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非法移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主观故意,可结合野生植物是否具有可普遍识别的外观特征、被告人是否具有林木行业工作经验、自然保护区是否设置特殊的林木保护设施等因素予以确定。     

需要“重点保护”吗

为了整治和改善经济发展环境,近年来不少企业门前挂上了“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落款多是当地或上级党政领导机关。此举委否,很值得一议。笔者认为,企业不论其是什么所有制,也不论其大小强弱,在法律面前都应该是平等的,依法保护企业及其法人的合法权益,是贯彻依法治国方     

“国家工作人员”探析

在我国刑事立法上，对“国家工作人员”曾有过两次不同的规定，但由于对这一概念的表述不甚明了，对其范围的界定过于庞杂，因而，人们很难准确地把握其内涵和外延，曾一度给司法实践带来混乱。新《刑法》吸取以往的教训，较为准确地阐述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含义，科学地界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为正确适用法律，笔者就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和看法，以求教于同行一、国家工作人员的种类新《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增设“假冒植物授权品种罪”研究

植物新品种权是知识产权中的一员。严重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假冒植物授权品种情节严重的行为应明确定性为假冒植物授权品种罪,并规定其法定刑,予以刑罚处罚。刑事立法应增设此罪名,加强对植物新品种的刑事保护力度。     

亚非拉部分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比较研究

TRIPS协议要求WTO成员国制订并实施一套在一定时期内适用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实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UPOV公约1978文本为蓝本制定,如今,面临着加入UPOV公约1991文本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几个主要UP-OV成员国以及正申请加入UPOV的印度作为研究对象,从立法体系及管理现状、育种者创新激励、品种权保护费用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发展中国家在TRIPS协议框架下构建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之发展进程,最终为我国完善现有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提供借鉴。     

“农民权”的法理探析

农民权问题是当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从性质、主体、客体及权利内容等方面对农民权进行了法理探析,指出农民权是一种知识产权,应包括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并不等同于道义和政治上的农民特权。     

论“最先进”与“最适合”——中国植物新品种立法制度完善之我见

日本新《种苗法》的实施,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产生了深远的不利影响,同时随着UPOV1978年文本的关闭和UPOV1991年文本的推广,有关我国植物新品种的立法是否该“与时俱进”的讨论更是如火如荼,但最先进的立法是否就是最适应中国国情的法律呢?国内相关立法的革新不光要考虑到国际趋势,更要顾及到具体国情;不光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农业出口,更要考虑到革新是否适应国内农业经济的发展,依中国目前的国情,贸然提高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力度不一定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在将相关的法律制度完善前,我国在法律之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试论“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若干问题——由江西砍伐樟树案引发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将刑法＂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取消,代之以＂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本文认为该罪对象及刑罚处罚中存在着一些的问题,致使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实现受到阻碍,还违背了蕴含正义、公平、自由等价值的和谐刑法的理念。     

植物新品种权的取得与使用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植物新品种权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本文主要通过对现有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研读，对植物新品种权的归属问题、植物新品种权取得的条件及植物新品种权的使用问题进行了探讨。     

植物新品种侵权判定热点问题探析

随着植物新品种权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出台及大量相关案件通过司法途径的解决和宣传工作的大力开展，全社会特别是品种生产、销售领域及终端品种使用者对于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观念日益加强。但面对品种经营利润的巨大诱惑，部分品种经营单位和个人仍铤而走险，采取多种手段进行侵权经营，     

“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含义探析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涉及替考犯罪的考试范围为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那么什么是国家考试以及这里的法律是否仅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还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及各部委制定的行政规章也同时包含在内?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考试有200多项,涉及3000多部与考试有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每年考生上亿人,涉及面极其广,由于考试的性质、规模不一,是否将这些考试都纳入到刑法的范围内,需对“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含义作出详细规定。     

贪污受贿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探析

现行刑法第八章将贪污受贿罪的主体明确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并在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立法解释,但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有时司法实践中还是难以界定某人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准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对于确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量刑轻重,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应从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入手,弄清楚其本质特征和范围,以便运用法律准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进而真正体现立法原意。我国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共作过三次规定。第一次作出规定的是1979年刑法,其第83条把国家工作人员界定为“本…     

欧盟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探析

本文介绍了欧盟反倾销法中有关“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的规定，对有关规定作了系统的总结，并依据有关规定对该问题的特点、实质、产生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     

UPOV1991年文本探析及对中国植物新品种立法的思考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面临加入UPOV1991年文本的压力和挑战,如何做足充分的准备,为我国加入1991年文本提供平稳过渡,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本文将从UPOV1991年文本出发,探讨其主要内容及可供借鉴之处,为我国立法提供必要的参考。     

美国对植物的知识产权保护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给予植物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国家之一,而且保护的形式、保护的范围均较为完备,这对推动其他国家制定植物保护方面的法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从美国植物保护的历史、保护的形式以及各种保护形式的相互比较等方面对美国的植物知识产权保护进行简要介绍。 一、植物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和形式 1.1930年的植物专利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