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37条关于定罪免刑的司法适用探析

《刑法》第37条的免刑规定具有较强的政策功能和司法价值。就个案而言,究竟符合什么样的具体情形方可判处免予刑罚处罚,完整理解《刑法》第37条内涵至关重要。"犯罪情节轻微"量定罪行轻重,是免刑适用的一般化标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追求客观公正;"不需要判处刑罚"测查犯罪人格,是免刑裁量的个别化依据,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追求合理差别。犯罪情节轻微的前提下,是否免予刑罚处罚关键在内因,需要法官综合罪前、罪中、罪后三个阶段的情形综合审慎判断。     

试与杨立新先生商榷《侵权责任法》第44条的解释——兼述评第41条至第43条

根据第41条至第44条的规定,在产品责任中,被侵权人可直接向生产者、销售者请求损害赔偿,两者对被侵权人承担无过错责任。但在内部关系上,销售者仅对产品缺陷承担过错责任且仅对其无法指明产品生产者、供货者的情况下承担替代责任,其余情形由生产者承担责任,生产者和销售者可相互追偿。当产品缺陷由两者之外的运输仓储等第三人造成,被侵权人可直接向其主张损害赔偿,当然此时仍可以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若由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内部可向第三人追偿,并非杨立新先生所主张的不能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抑或只能在先行请求赔偿未得到满足后再向第三人主张。     

法人越权代表行为适用范围探析——以《合同法》第50条为视角

法人的权利能力应分为抽象权利能力和具体权利能力。抽象权利能力作为一种主体资格能力不应受目的范围的限制。因此,《合同法》第50条所涉及的法人越权代表行为都是在法人具体权利能力范围下进行的讨论。剖析《合同法》第50条,其中法人越权代表行为适用的法人类型、越权的主体、越权的界限及第三人善意的标准均需理论分析加以明确。     

论刑法的谦抑性——兼论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新规定

刑法的谦抑性是近现代刑法的重要品格,也是世界刑法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刑法谦抑性的表现,主要有三,减少死刑罪名;完善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规定;规定对管制、缓刑和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刑法新增侵犯个人信息两罪之评析

《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新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罪的犯罪对象应适当扩展到所有值得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益应由个人隐私权扩展到个人信息控制权,并包含个人信息财产权、个人信用权等;罪状设定也须进一步完善。     

能对党委判处罚金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条、31条的思考

据2002年4月1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华坪乡党委及原党委书记因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决策并组织村民采伐国有林木，被该县检察院以(单位)盗伐林木罪推上被告席。党委成为刑事被告，在我国尚属首例，该案仍在审理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条、第31条的规定，如果该党委的罪名成立，就要以罚金形式承担刑事责任笔者以为，对党委等公共职能主体判处罚金的立法规定，其合理性值得思考。     

后第三条道路时代的英国工党

工党进入后第三条道路时代指的是布莱尔下台后,工党继续在"第三条道路"的框架下探索前进的道路,只是这种探索不再涉及理论层面,而是进入到具体策略层面。这一判断的依据有二:一是"第三条道路"提出的时代背景没有改变,英国工党不可能重回激进左翼的老路,继续在"第三条道路"框架下探索改革的途径是唯一选择;二是"第三条道路"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目前进入到具体策略层次。后第三条道路时代的工党危机重重,并且失去了执政的地位,但是工党正好借此机会反省自己、重新调整,可以说选举的失利给了工党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     

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责任竞合中的运用——以《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责任竞合为案例

党中央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打击犯罪、应对犯罪战略策略的理性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等行为都作了具体规定,可处罚标准存在着差异,属于责任竞合问题.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法条竞合的违法行为、犯罪行为,如何处罚是十分值得探究的.     

浅析“矜老恤幼”传统在我国刑法中的价值——以《刑法》修正案(八)为对象

"矜老恤幼"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传统。"矜恤"思想认为国家和社会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老幼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人的特别宽容,在刑事处罚上主张对老幼给予更多的关爱,并上升到刑事立法层面。《刑法》修正案(八)的最新规定就是"矜老恤幼"传统在我国刑法中最直接的体现。     

论期待可能性引入我国刑法的可行性

期待可能性既指在实施行为时,当时的具体环境能否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若行为人有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则具有期待可能性,应受刑罚惩罚;若行为人没有选择合法行为的可能,则不具备期待可能性,不负刑事责任,既我们经常说的"法不强人所难"。一、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来源及在我国的地位     

未成年人再犯行为特点与刑罚调整——以累犯制度修改前后的实证分析为基点

现行刑法取消了未成年人累犯规定,使未成年人避免了累犯标签与法定从重的不当后果。但立法修订是否得到实践层面的积极回应,未成年人犯罪在累犯废除前后有何差异化显现,需要我们透过实践适用予以检视。基于刑法修订前后181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揭示出取消未成年累犯对其再犯并未呈现负面影响。应当在未成年累犯废除的整体精神之下,认真对待该修正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不协调之处,把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宗旨推行到底。     

试论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

本文论述了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价值观念、主要内容、政策和理论框架,并初步探讨其政策实践的绩效与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分析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从而为我国目前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一些有效的帮助与启示.     

浅议民主革命时期第三条道路的产生及影响

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主张建立一个亲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希望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第三方的民主党派对这两种建国方案并不满意,从而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设想。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这种希望破灭了。第三条道路的失败,使民众看清了形势,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证明了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第三条道路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对历史和今天都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三条道路思想

第三条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民主党派发起,倡导在中国走不同于国共两党的中同路线.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强力镇压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帮助下,中间路线退出历史舞台.民主党派的转型历程充分说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刑法》第37条中定罪免刑制度争议问题的梳理及评析

《刑法》第37条中的定罪免刑是一个政策性极强的制度设计,它与其他的法定免刑情节之间是包容关系,"犯罪情节轻微"与"不需要判处刑罚"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刑法》第37条中的定罪免刑制度应当独立适用。     

第三条道路内的理论分歧

第三条道路宣称它既不是旧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又不是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而是把新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经济效率和活力与传统左派所关注的平等与社会凝聚力结合起来,这颇似一幅完整的政策框架,但实际上其内部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差异,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工程,既有代表现代社会民主的平等思想,又有现代托利主义左派"一个民族国家"的思想.因此,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一个多元性的政策框架,这种内在的多元性特点,既有助于左派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盟,孤立主张自由市场的右派,但由于其政治观点的模棱两可又容易疏远那些希望根据明确思想而采取行动的支持者,使人担心第三条道路的生命力.     

论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合作政府

作为公共行政危机的拯救者,新公共管理运动通过推行市场化、弹性化、分散化和企业化的治理模式以求达到政府管理的高效率.新公共服务在批评新公共管理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民主价值的同时对新公共管理进行了价值上的修正.而合作政府的提出则是为了克服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导致的"碎片化"组织的弊病,它通过寻求跨组织的联合、打破组织内部的界限、采取新的服务提供方式等使得政府能够真正对公共管理负责.无论是上述哪种理论都意味着现在官僚制乌托邦陷入危机,而新的范武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结合《刑法修正案（八）》评析我国刑罚的理性发展

《刑法修正案（八）》第一次实现了对刑法总则的修改,并且19处修改均为刑罚制度的修改。从本次和过去多次刑法的修改中可以发现,我国刑罚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大体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刑罚理念从关注过去到关注未来;其二,刑罚体系从封闭走向开放;其三,刑罚结构从“重”且失衡到“轻”而协调;其四,刑罚实现从静态抽象的否定到动态具体的裁量。     

完善我国职务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

我国职务犯罪刑法规制的基本特点是从严治吏,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面对职务犯罪案件仍居高不下的形势,我国仍需进一步吸纳国外刑事反腐立法的优秀成果,并根据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本要求,在反腐的立法理念层面和立法技术层面上完善我国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