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组织的存在基础和权力来源——对温州商会的社会合法性考察

行业组织只有在获得各方面的认同,并因认同而获得权力时,才能稳定存在并有效运作;社会合法性是其存在基础和权力来源.具有典型意义的温州商会拥有各种社会合法性基础;在社会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和商会民间性以及聚集资源、使用资源服务于行业的能力都起了关键作用.但温州商会对政府仍有过强的依赖性,社会合法性存在明显的局限.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改善行业组织的社会合法性的途径不可能是单纯的"摆脱政府"或"依附行政",只能是两者之间的平衡;这也预示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转型和市民社会发育的前景.     

论民间行业商会的经济功能、发展障碍及其超越——基于温州民间行业商会60年变迁的实证研究

民间行业商会在推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对温州民间行业商会经济功能的探究，既可以进一步挖掘和发挥行业商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可以剖析行业商会功能发挥所面临的问题，进而探讨解决的出路。     

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研究:问题与方法

商会的民间性是其与政府关系的基础.商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不但改变商会的性质,而且对政府本身及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方式产生影响.这种互动与影响可以从我国商会的历史和现实中看出,也可以从国外经验中反映出来,还可以从温州商会的范例研究中更细致生动地体现出来.商会研究在目前已形成了几种路径,几乎涵益了商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它的进一步深入,需要在整合相关理论资源的同时进行细致、深入、动态的个案研究.     

行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基于温州商会的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转型，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社会管理职能，而且要求社会组织发挥在社会管理中的“志愿服务”功能和与政府合作共治的功能。温州商会在环境治理、安全生产管理和劳资关系协商等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表明作为社会组织重要形式的行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体现出行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时存在的动力不足、领域狭窄、责任模糊等问题。行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管理需以政府发挥“元治理”作用，明确参与规则、开放参与空间、厘清责任归属等为前提。     

应对贸易壁垒的CSR路径选择——以温州为研究对象

自加入WTO以来，温州大量遭遇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等外贸壁垒，并潜在面临着大量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为由而实施的贸易壁垒。技术层面的、政府、行业和涉案企业三方互动应对贸易壁垒的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从制度层面而非技术层面寻求防范贸易壁垒之道才应是温州努力的方向。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管理模式，融合了追求利润、保护环境和尊重劳工的三重目标，有助于强化企业的负责任的竞争力，从而是温州应对贸易壁垒的法制路径选择的可行切入点。     

治理视域下我国商会的功能、优势与不足——以无锡市商会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会通过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理路生成.在治理视城中,我国商会具有服务、管理、政治参与功能.相对政府的直接管理,我国商会吴有降低管制成本、专业计生、灵活性、增强公益性等优势,但同时体制内商会存在自主计生不足、管理上缺管独立计生等种种缺陷.     

行业协会制度研究——以温州烟具协会为例

本文试图运用制度分析的有关理论解释行业协会存在的合理性,以回答"企业为什么要组织行业协会"和"为什么不由政府来承担行业协会的职能?"这两个问题.通过对温州烟具协会的案例分析,本文还指出了行业协会制度创新的效率,并通过一个模型论证了行业协会一般出现在企业数量较多的行业中.     

中国区域性公民社会新探——以温州模式为例

对于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的研究,不少论家只停留在纯理论思辩的范畴,缺乏实证的考察。温州是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大陆通过"内生发展"而迅速崛起的典型。在温州,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民营经济发展的推动,在政府向社会分权的条件下,推进了社会事务管理的民间化,伴随着社会自主空间的出现和扩展,区域性公民社会得以生长。从区域社会的角度看,正在形成的温州公民社会已经显露了其自身的一些特征。     

民间融资要起步——以温州民间融资合法化为例

以温州为缩影的中国民间金融在跌跌撞撞的情况下一路前行,从大的趋势来看,伴随着民间财富的增加和我国金融体制的逐渐开放,民间资本必定要逐渐活跃起来并进入金融领域中去。对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来说,只有充分调动起巨额的民间资本,才有可能实现经济战略转型的目标。     

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理论基础与国外经验

"治理"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分析概念.地方治理作为治理理论的一个分支,以充分发挥社会多元主体的作用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将促进民间商会的发展.同时,对于民间商会与政府的互动方式和具体途径的探讨,不仅为地方治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改善地方政府的治理提供经验.对国外民间商会现状的描述以及对国外民间商会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的分析,旨在为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寻找可能途径.     

温州市行业协会与行业商会的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对温州行业协(商)会的问卷调查及SPSS软件的统计分析,从行业组织自评和会员企业他评两个角度比较和分析了温州行业协会与行业商会在行业组织基础、组织绩效状况等的异同。研究表明,近年来温州行业协会和行业商会在行业组织基础上的共性发展明显,其市场化、民间性趋势愈来愈强,其组织职能绩效实施状况也越来越好。但是两者在自我评价、自主程度、会员支持度以及行业代表性等方面仍有所差别。     

乡村振兴战略与村民自治:互嵌、诉求与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村民自治是乡村振兴的要义之一,亦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制度支撑与保障,两者相互嵌入,彼此之间存在紧密的价值耦合。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图景实现基石的村民自治需要满足"治理有效"这一要求。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嬗变,要求从治理形态、治理资源、治理主体、治理载体层面对村民自治进行重新审视和设计。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需要从多维度进行建构,体现为基层政治权威与乡村内生动力的协同共治,精英型农民群体的塑造,村域经济、文化与组织资源的三重嵌入,农村社区自治的形成及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健全。     

行业协会视角中的政府交易成本--以温州和上海为例

政府的交易成本指的是在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活动所产生的成本.它包括政府的信息成本、监督管理成本等.而行业协会在调节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既能考虑到市场的价格信息,顾及到企业个体利益的差别,又能执行政府的某些职能,具有非盈利性和自愿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它具有自我服务和改善政府管理的作用,从而超越科层制,由行业自主决策,达到降低政府成本的目的.     

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分析——以小红帽社区志愿者协会为例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组织逐渐发挥着其特有的作用。本文以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小红帽社区志愿者协会为个案,结合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和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对志愿者协会的拍卖会活动和剪纸分会的活动进行较详细的分析,发现这一组织具有社会经济的公益性和营利性的一般特性,形成行动价值——中心边缘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行动价值——中心边缘发展模式,一方面体现出社会组织在价值支持下的积极行动功能,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三主体中,政府主体中心地位与社会组织边缘地位仍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社会经济借助于市场经济的赢利机制与社会组织的公益机制,满足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增进就业,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持续。     

转型时期行业协会的行政合法性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个经济性社团组织只要具备相当程度的社会合法性,并依据法律登记注册后,即可在法律的监督和保护下获得其公开活动的自由和权利,也即成为一个真正自治意义上的民间组织.但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通过法规建设,对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社团提出了综合的合法性要求,即一个行业协会除了获取社会合法性、法律合法性甚至政治合法性以外,还必须获取其行政合法性.本文分析我国行业协会的行政合法性的含义及规定、行政合法性的特点,并从行政合法性角度对如何协调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村民自治三十年的回顾和启示

村民自治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践。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很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深入思考能带给我们许多有益启示。     

政治控制的限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新视角

文章以政治控制为分析范畴,探讨了政治控制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政治控制的分析框架,以政治控制的限度为理论新视角对国家和社会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同时文章还总结性地论述了政治控制的基本形态、范围和标准.     

意义与局限:论中国语境下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

宪政框架下的有限政府,始终是支配西方社会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和实践活动的特定语境,其基本的目标指向是责任与权力对称、质优价廉的政府。中国学者与地方政府对服务型政府的理解有重叠的部分,也有不尽相同之处,学者们偏重于对其作出宪政主义式的理解,而地方政府则主要从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投资环境等角度来理解。由地方政府积极推进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某些偏差,需要我们作出认真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