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昌原市委书记受贿始末：政治明星 极端蜕变

海南省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转移藏匿2500余万元涉嫌贪污，该案是迄今为止海南省查办的受贿数额最大的党政领导干部腐败案件。谢的落马表明，在不够完善的体制面前，如何制约个性官员的人治色彩，才是体现以民为本制度的关键。     

收受物品情形下受贿数额认定探究

贿赂犯罪中收受物品情形下,受贿数额的认定存在主观标准、客观标准之争,从而造成实践认定标准不统一。对此,需要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依据受贿人的主观认知情况,以贿赂物品的客观价值为基础,对受贿数额进行类型化分析,并结合不同类型的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同时,还需要考虑受贿时间节点、间接数额等关键因素的影响,最终确定具体的受贿数额,以便实现对贿赂犯罪的精准惩治。     

“重庆第一贪”疯狂受贿内幕

2008年8月1日,因利用职务之便受贿2226万元的『重庆第一贪』,原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局长晏大彬及妻子一审正式宣判。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工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晏大彬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赃款全部被追缴。付尚芳犯洗钱罪,被告院判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50万元。据悉,付尚芳因亲属贪污受贿被控『洗钱罪』一判案,在全国当属第一人。     

内蒙古第一贪肖占武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的剖析与思考

被称为内蒙古第一贪的肖占武，是内蒙古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查办的职务最高、涉案金额最大、涉案人员最多的一起职务犯罪案件。该案的查处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和自治区社会各界的强烈反映。现肖占武案件虽已终结，但对该案进行认真剖析，查找原因及其教训警示，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有着重要的意义。     

外逃女贪官杨秀珠与落网的群贪们

震惊中外的杨秀珠贪污受Q贿窝案,至今共有19人被杨秀珠“拖下水”,几乎涉及城建,土地、规划、园林、房产开发、铁路局等部门。其中县级干部9人,科级干部7人;移送司法机关9人。并对100多名相关证人进行调查取证。初步查清涉案金额2．532亿元,已追缴4240多万元,冻结房产、资金7000多万元。     

论受贿数额的认定——以受贿物品系伪劣物品为例

受贿人收受的行贿人物品系伪劣物品，如何认定该受贿数额，司法实践中意见不一。综合主观恶性等因素，到底是依照行贿人实际支付的价款还是伪劣物品本身的实际价值认定受贿数额，文中提出了区别对待的观点。     

疯狂受贿内幕

现年45岁的晏大彬．出生在重庆市巫山县。他先后担任过小学和中学教师，后来进入了巫山县交通局工作。其妻子付尚芳是当地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婚后生有一个女儿。     

干股受贿型犯罪数额的司法认定

[基本案情]被告人邓某某,男,生于1961年7月5日,四川省洪雅县人,汉族,大学文化,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洪雅县支行(以下简称洪雅农行)行长、原中国农业银行眉山市分行资产经营中心调研员。2003年1月3日,邓某某与龚某某、李某某、游某某、古某某共同组建了洪雅县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地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某某。约定龚     

斡旋受贿的立法及完善

本文以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 ,结合实践中的问题 ,对刑法第 3 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行为及立法规定进行了评析。     

论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合并的构想

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有合并的必要性。构成要件要素的相似性也为两罪的合并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合并后的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成立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一罪,也即取消斡旋受贿罪,由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来规制即可。     

事后受贿行为的认定

我国刑法第 385条规定了受贿罪 ,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由于本罪内部构造特殊 ,往往表现出繁杂的非典型形式 ,造成认定上的困难 ,其中尤以事后受贿最具代表性 ,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以求教于学界同仁。一、事后受贿的概念在刑法中 ,关于“事后”的提法并不多 ,汇总起来大致有犯罪故意类型中的事后故意 ;状态犯中的事后不可罚的行为 ;分则中的事后抢劫行为等。从这些有关“事后”的概念中可以 ,所谓事后 ,是指主要的犯罪事实发生于后的情形 ,它指代的是时间概念 ,在刑法…     

行贿敛财：泥瓦匠跃身福布斯富豪榜

短短几年时间，一个泥水匠出身的小老板就跃身成为了拥有0．98亿美元资产的大富豪，名列2004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第167位。检察机关剥茧抽丝，撕开层层迷雾，最终发现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的发迹史竟全是靠着不断的行贿官员………     

股票、期货受贿犯罪司法实践相关问题

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当前司法实践中10类新型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作了认定,其中有2类都与股票、证券受贿犯罪有关.     

浅议共同受贿犯罪的处罚原则

共同受贿犯罪的处罚原则问题,司法实践中仍然以分赃数额作为处罚的基本原则,这表明理论与实践存在较大的差距,仍然需要我们从法学理论的层面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有效的指导司法实践。     

交易型受贿定罪数额的认定

交易型受贿定罪标准的确定是认定其数额的前提.交易型受贿的定罪标准应以存在权钱交易为质的前提,以达到法定的受贿罪定罪数额为量的标准.交易型受贿定罪数额的认定必须从两种价格的差额即支付价格与价格基准的差额入手,价格差额的计算一方面要确定数额认定的基准,另一方面刖要确定数额认定的时间.     

对贪污、受贿犯罪提高立案数额标准不可取

《刑法》第383条第4款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第386条规定对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第383条的规定处罚。从上述二条款可以看出:撇开情节轻重,贪污、受贿罪的立案数额标准为5000元。然而在实践操作中,一些经     

斡旋受贿与介绍贿赂的司法认定——钱某贿赂案评析

本文案例启示:身份或编制不等于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资格。斡旋受贿罪中"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现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现任职务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该罪的成立前提之一是斡旋者与被利用者之间没     

事后受贿行为的法理评析

一、事后受贿之界定 关于事后受贿行为,国外刑法的通常解释是:公务人员任职期间利用手中之权为他人办事,离职之后收受他人好处的行为。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事后受贿”罪,因而这一概念尚无确定的内涵和外延,理论界根据收受贿赂的时间不同,将受贿分为事前受     

斡旋受贿行为不应该设立独立罪名

日本现行刑法关于斡旋受贿罪的规定在立法和量刑上都很明确,因此部分学者认为我该刑法应把斡旋受贿行为设立独立的罪名。本文试图从反驳赞同斡旋受贿行为应该设立独立罪名的原因,论述斡旋受贿行为不应该设立独立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