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我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文中就我国修订公司法时应当正确处理的三个关系、股东与公司的财产权性质、先公司合同的法律效力、“一人公司”的取舍、公司资本制度的抉择以及公司的治理结构等六方面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分析,结合公司法修订草案的有关规定进行了深入的点评,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公司法中的意思自治——以公司合同理论与公司法的功能剖析为视角

公司合同理论认为,公司是一系列合同的联结,公司可通过内生性制度安排,促进公司参与者的福利。公司合同属于关系合同、长期合同和不完备合同,需要公司法提供标准合同文本,释放解决自治空间,纾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的交易成本。公司参与各方可通过合同排除公司法、补充公司法以及引入外生性制度设计获取效率和公正价值。国家强制不能代替公司合同中的意思自由。公司法应通过市场检验规则获得正当性。     

超越“名义主义”的先公司合同统一责任规则

先公司合同责任规则的本质为风险分配机制,即在合同不完备情况下,如何达致鼓励发起人创业激情、提升新设公司履约效率与保障缔约相对人利益之间的最佳结合。英美法和德国法基于各自法制传统,演绎出不同的责任规则体系。我国试图兼采众长,形成以发起人缔约名义为标准的区分责任规则,虽力求简明却忽视了逻辑贯通,导致相同合同本质不同处理结果。最为契合先公司合同目的的风险分配方案似为超越名义主义藩篱,构建适用于各类先公司合同的统一责任规则体系。     

董事多元化与公司社会责任

当今各国公司制度中,已形成董事多元化的格局。董事多元化是弥补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欠缺可操作性的一项积极的举措,它反映了“公司强行法理论”向“公司合同理论”的转变。在公司合同理论的基础上,辅之以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与公司存有利害关系的利益集团代表做具体的分析,看是否应该和如何将其引入董事会,从而使公司的社会责任落到实处。     

先公司合同问题研究

围绕发起人在公司设立阶段签订的先公司合同,各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采取了不同的规制方式,力求在既存规则、商业需求以及交易安全之间实现平衡。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宜借鉴大陆法系做法,承认设立中公司的特定主体地位,并将先公司合同分为设立必要合同以及非必要合同分别规制。对于前者,应当承认其得直接对成立后的公司产生约束力;对于后者,则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对案情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探寻当事人内心真意并在此基础上适用相应的默认规则。     

公司法的合同路径与公司法规则的正当性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公司合同理论认为,公司是一组合约的联结,多方博弈的结果将创造出内生性合理秩序,不应强行加入外生性制度安排。然而,与普通合约迥然相异的是,公司合同是长期合同和关系合同,存在着诸多漏洞,仅靠合同法并不足以保障各方预期。作为公司合同的模本机制和漏洞补充机制,公司法补充而不是代替了公司参与方的合约安排。因而,立法者只有按照合同的规则和市场的路径来进行公司立法,公司法规则才能获得正当性。     

浅析先公司合同之效力及其责任分配

关于先公司合同之效力及其责任分配,在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亦有不同认识,本文拟对此问题作简要分析。     

公司的合同法务管理问题探析

作为现代企业,公司在其日常经济交往中,合同是必不可少的法律手段,合同是平等的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是商品交换的法律表现形式。公司能否做好合同的管理工作,是现代公司经营管理一项重要因素。因此,合同的管理和签订对于公司正常经济往来起到关键性作用,本文拟就公司中合同的签订、管理问题进行简单探讨。     

论公司捐赠中的社会责任——以现行法为基础的制度设计

对公司捐赠行为的制度规制 ,从公司外部看 ,可通过国家法规确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包括公司法中的董事义务、股东代位诉讼制度、合同法中有关赠与合同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法中有关税收减免规定等 ;从公司内部看 ,可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中公司决策权的配置。通过内外规制来平衡公司捐赠中的利益冲突     

先公司合同的权利义务归属

在公司设立之前,发起人经常根据需要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以发起人自己的名义或者以成立后公司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然而,发起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先公司合同中所承载的权利义务在公司不能成立时或最终能够成立时究竟应当归属于谁?我国《公司法》解释(三)的第2条和第3条虽已有了明确规定,但此规定并不具体,还有待完善。     

浅论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又称先契约责任，是在缔结契约过程中一方或双方违背了协助、通知、照顾、保护、忠实等先契约义务，使相对方基于对契约会有效成立的信赖而受到损失。 　　建立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意义在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有利于交易的促成。在没有合同关系或合同没有生效的情况下，当交易一方或双方遭受损害时，无法追究当事人的合同责任。而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建立，弥补了这种缺陷，使交易双方一旦在市场交易中受到损失，能及时以多种方式寻求法律保护。 　　缔约过失责任问题，自罗马法以来，一直成为立法及学者…     

论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的责任承担问题——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征求意见稿第二条

公司设立过程中,为筹办公司发起人经常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该类合同的责任承担问题在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各高院的指导意见也莫衷一是。本文从已有司法实践经验入手,借鉴国外经验,分析认为,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的,在公司成立前,签订合同的该发起人应该独自承担合同责任;在公司成立后,如果公司选择承担合同责任,可以由公司和该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公司不承担合同责任,仍由该发起人独自承担责任。     

公司制度生长的历史逻辑

什么是推动公司制度生长的真正力量 ,是公司法学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决定着对公司制度生成路径的选择 ,制约着建立公司制度之努力的成效。本文通过对罗马时代、中世纪、特许设立主义时代、准则设立主义时代公司制度的实证研究 ,客观分析了法律和私人的自发行动与公司制度生成的相互关系 ,得出了公司制度生长的历史逻辑 ,即公司制度生成的路径是公司自治 ,公司制度形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因素是商人们以营利为目的的自发行动 ,是人们行动的成就 ,而非法律的逻辑展开。     

论公司治理结构的自治──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的启示

香港监管层认为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违背了"同股同权"原则,马云坚持该制度,这是阿里巴巴选择到美国上市的根本原因。此现象涉及的根本问题乃公司治理结构的自治问题,其理论基础是"公司契约理论"。而立法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干预的理论基础则是"不完全契约理论"和"制度预期理论"。美国资本市场之所以能容纳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是因为其信奉自由市场理论并以严格的信息披露和法律责任作保障,此外,英美法系法官在填补公司合同漏洞上的独特作用亦是一个重要保障。我国公司法、证劵法应以此为导向,改股票发行核准制为注册制,给予公司治理结构更大的包容,以促进公司文化之多样性和资本市场的繁荣。     

从被动填空到主动选择:公司法功能的嬗变

公司合同理论影响下的公司法主要围绕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的关系展开,进而陷入如何确定强行规范与任意规范之边界的争论。公司法在填补公司合同"缝隙"过程中容易导致过度填补及"缝隙"识别困难等问题,而这种"填空"功能的定位助长了当事人对默认规则的依赖,形式上强调的公司自治也可能引致公权的隐性管制。当代公司法不能单纯以被动填补缝隙为目的,而需在公司基本框架、股东权利保护、公司机关设置等关键制度领域引入主动提供多重选项的模式。以"选择"功能代偿"填空"功能的策略需充分考虑公司实践的不同可能性,提升机制形成过程中当事人的参与度,由此促使公司自治从形式走向实质。     

论不安抗辩权

不安抗辩权是双务有偿合同中先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所享有的一项自我补救权利，它在许多大陆法国家的民法或债务法中均有体现。我国新《合同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及其适用条件，使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和先履行抗辩权一同构成合同履行抗辨权，完善了我国的合同履行制度。本文针对我国《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的规定，对不安抗辩权的特征、适用条件和行使效果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讨。     

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检查人选任请求权制度

股东是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也是公司的终极所有权人,在公司治理过程中股东享有重大决策权,在两权分离的管理模式下股东要有效实现决策权必须先实现知情权.股东知情权的实现要通过调查权的实现为前提,而通过选任调查人的方式是实现调查权的有效途径.公司治理和立法先进的国家明确规定股东调查权的制度设计方式和行使该权利所要具备的相应客观条件;我国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引入检查人选任制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我公司能否要求张某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法官： 我是一家饮料生产公司的管理人员。今年年初，我公司与外省蓝馨饮料生产公司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合同规定蓝馨饮料生产公司将其注册商标许可给我公司使用，在该合同中还特别约定我公司使用蓝馨公司注册商标的饮料全部使用蓝馨公司的包装瓶，该包装瓶仅标注蓝馨公司的名称和产地。该合同未报商标局备案。请问：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未报商标局备案，该合同有无法律效力？     

浅议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的问题及完善

我国现有公司监事会制度未能真正发挥其功能。在充分认识监事会制度产生的理论依据和价值功效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的不足，并完善我国公司立法中监事会制度的相关规定，是我国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和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买卖注册资本不实公司股权问题研究

在我国,注册资本不实的公司大量存在,对此类公司股权收购合同的效力,应先判断注册资本不实的程度是否导致了公司法人资格的丧失。如果导致公司法人资格的丧失,则收购合同无效;如果没有导致公司法人资格的丧失,则要判断收购人对注册资本不实情况是否明知。如果明知,则合同有效;如果不明知,则收购合同可能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股东由于注册资本不实而对公司的债务承担的股东责任是否在新的股东之间转移,也要依据收购人对注册资本不实情况是否明知来判断。为改变这种状况,应着手改革我国的法定资本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