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与"时代力量"关系的演变 及大陆的应对策略

在台湾蓝绿对决的政党竞争框架下,民进党与"时代力量"同为绿营政党,分别为"大绿"和"小绿".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束后,"大绿"与"小绿"的关系经历了审核"劳基法"一例一休"和"婚姻平权法案"等事件,逐步从合作走向竞争.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的关系对台湾政党形势和台湾政治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     

日美安全体系与台湾问题

日美安全体系的涉台机制在过去60余年中逐步发展,主要涉及新旧两个《日美安全条约》的远东条款、1969年《尼克松—佐藤荣作联合公报》的台湾条款、新旧两个《日美防务合作指针》。日美涉台安全机制具有干涉中国内政的性质,其特点有三:(一)这些涉台机制在日美协商中逐步发展,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二)日美协商台湾问题时,美国主动、日本被动的模式尚未改变,但是日本的主动性增大;(三)日本更紧地被绑在美国的战车上,武装干预台湾问题的意图和能力增强。     

战后初期日本道德教育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及其启示

战后日本的道德教育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不断变化。在初期的现代化的过程中,道德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深入又使道德教育面临种种困境。为了应对现代化的发展,摆脱道德教育工具化的倾向,日本的道德教育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战后初期日本道德教育对现代化的作用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道德教育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治右倾化与冷战后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演变

冷战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从其国会的政党结构来看,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长期以来的保革对立结构不复存在,保守政党之间呈保保竞争态势,由右派政党独占政坛的局面已然显现。另一方面,自民党本身的右倾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其党内几大派阀中,原先自由派集中的派阀(如宏池会、平成研究会)逐渐式微,而右派集中的派阀(如清和政策研究会)却日益强势,出现了右派长期执政的局面。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开始迅速抬头,实现了新一轮的扩张与整合。首先,随着55年体制崩溃所带来的政党分化重组,政界的亲台势力从冷战时期仅存于自民党内部,扩散到朝野大多数党派之中。其次,随着日本政治右倾     

关于农村“两委”关系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我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逐步走上民主化法制化轨道。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转型时期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重大转交,自发端至今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各地通过海选、预选、竞选、秘密划票、函投等选举方式和选举方法选出了村民自己信任的当家人,村民自治得到了明显的强化,同时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其中,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简称"两委")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从“潜在拥核”到“现实拥核”:日本核政策的两面性与暧昧性——基于日本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分析

挖掘和揭示日本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历史过程与演进逻辑,是客观把握、准确理解其真实核诉求的重要基础。尽管其外在逻辑中的被选择与内在逻辑中的自选择之间呈现出二元对立关系,但正是这种形式逻辑上的悖论,才真实演绎并客观铺陈了日本在核抉择过程中始终表现出的两面性与暧昧性。有条件的被选择与策略性的自选择相结合,为日本创造了在《核不扩散条约》框架内对核能和平利用与军事利用相互切换的操作空间,并以较低的风险谋求最大化收益。反核、依核和拥核在同一时空中的互构与切换,不仅共同造就了日本多元化核政策的实践逻辑,而且还深刻揭示了其核政策的矛盾性和虚伪性。日本实现独立核武装的临界点既非技术问题,亦非核燃料问题,更非资金问题,而只是机会窗口与政治借口。     

中日邦交的恢复与日台“外交”关系的终结

本文从历史学实证研究的角度,考察中日恢复邦交与日台“断交”的基本过程,指出日台“建交”是冷战初期意识形态斗争加剧、中日关系被严重扭曲以及朝鲜战争热战之形势下的产物,对于一向讲求实际的日本民族来说不会过于长久;中日邦交的实现,凝聚了两国领导人的智慧与魄力,给中日两国带来的不仅是历史恩怨得到化解,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国家行为的双方受益。     

中美建交前后美国售台武器及其政策的确立

卡特政府 1979- 1980年曾考虑向台湾出售一批先进武器 ,其决策过程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同时进行 ,影响了美方在建交谈判中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卡特政府的决策过程为此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确立了模式 :售台武器是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而被使用的 ;其决策过程是一个官僚政治斗争过程 ,总统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最大的和最终的发言权 ;国会具有很大的影响能力 ,但并不参与决策本身。     

基层民警应正确处理好"三种关系"做贯彻落实"两个最大限度"的践行者

公安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人打交道,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作。因此,要遵照公安部提出的,在公安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要求特别是基层民警应紧紧抓住"三基"工程建设的大好机遇,正确处理好三种关系,把"两个最大限度"的要求落实到实处,以实际行动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激发社会的创造力。     

日本近期调整对台政策的原因和意图

９０年代以来，日台关系逐渐升级，究其实质，既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又有其历史以及经济方面的原因。日本亲台的真正意图是，利用“台湾牌”牵制中国；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企图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防止台湾在经济方面脱离日本；继续为李登辉保驾护航；强化日美安保体制的需要。日本对台关系的发展趋势，将会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发展     

对国际关系社会性别分析的几点认识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兴起,社会性别概念被应用于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中。80年代末,随着女性主义理论介入国际关系学科,社会性别也被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分析视角的引入,揭露出传统国际关系学科所存在的性别缺陷和男性偏见,但是,女性主义学者在利用这一分析手段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的同时,也暴露出社会性别分析所存在的缺陷。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诞生

大部分中国学者所考察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具有现代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这一领域已经占据了难以撼动的霸权地位。自1960年代以来,以"多原"和"多元"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性已经逐渐确立,它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经过几十年努力仍无法创立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情况下,中国学者可以借助后现代性话语和思考方式探讨建立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可能路径。     

国际关系学科中美国的知识霸权

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是否处于知识霸权地位,是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主题之一。本文试图比较欧美学术期刊以探讨此问题,即《国际研究季刊》、《国际组织》、《欧洲国际关系》、《国际研究评论》。本文选取上述四份权威期刊在1997年-2006年期间所刊发的论文为分析文本,侧重分析论文作者的国籍、研究主题及研究方法,进而探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学科中地位的变化问题。进而尝试从不同角度探讨如何改变美国知识霸权的路径,包括对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优点及缺失的充分认识、国际关系学科史的重述等问题。     

论当代国际关系对国际私法的影响与作用

在当代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使国际私法的地位得以提升,使各国国际私法的平位理念逐步确立,对国际私法关系主体、调整范围、渊源和性质都具有重要影响与作用。正确认识上述问题对我国把握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制定与适用国际私法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

中国已成为腐败犯罪资金的重大流出国,大量腐败犯罪资金流向国外,直接威胁着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以下简称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提出了比较完善的针对性的措施,跟《公约》相比, 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从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展开论述。     

《欧盟宪法条约》的制定及其前景

《欧盟宪法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欧盟政治一体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体现了欧盟联合自强以及和平理性的正确性。文章拟通过对欧盟制宪过程的回顾,审时度势,从多个角度论述了《欧盟宪法条约》创造的新体制将最终为欧洲人理解和认可,度过危机走向坦途。     

关于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国际关系学界正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研究,这是学科发展繁荣的又一可喜现象。建设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应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实事求是精神为指导思想,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我国几代领导人、政治家、外交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实践中提出的国际理论、战略和方针政策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思想源泉。     

沟通行动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属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基于人类解放的认知旨趣,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产生了不仅注重批判,更加注重建设的建构主义理论。应用沟通行动理论研究国际关系成为欧洲建构主义的特色,这种以理解具体行动意义为目的的阐释学方法不同于美国建构主义对行为的实证研究。沟通行动的应用研究解决了结构与行为体互构机制的难题,避免了建构主义经验研究中的结构偏向,使行为体的施动性重回研究视野,奠定了规范内化的微观基础,从而回归了建构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国际文化的制度化,国际制度的合法化以及国家的社会化都离不开国家间的沟通行动。另外,国际关系中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的存在也使得国家间沟通行动成为可能。但是,虽然沟通行动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科学传统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但是对于国际体系中的突现现象,仍无法予以有力的解释,这也显示了沟通行动理论应用研究的局限性。     

理解含义:理论、话语和国际关系

近年来,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出现国际关系研究的“语言转向”。这一学术转向的意义在于,它试图探索国际关系中的人和事件如何在语言的作用下被赋予含义,以及这种含义反过来如何影响并建构着国际关系“现实”。符号含义的不固定性、多层性和争议性,不仅挑战了国际关系“知识”中的话语霸权现象,而且提醒人们有必要对国际关系的不同“现实”进行理解,并说明国际政治不仅是竞争物质实力的领域,而且还是争夺话语含义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