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请客被罚款

我在澳大利亚留学时的导师埃米教授,满腹经纶,不仅书教得好,还十分热爱学生。一个周末,埃米叫住我说：“今晚请你到我家做客,我做两个中国菜给你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论环境罚款数额的确定

环境罚款的功能在于威慑潜在的环境违法者,该功能的发挥要求罚款数额大于环境违法收益。在新的制度背景下,应尽快完善环境罚款裁量基准,并对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适用作进一步的解释,以合理确定罚款数额。鉴于环境罚款立法的内在缺陷,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确立只能缓和却无法彻底改变违法成本低的尴尬局面,仍需从立法层面对环境罚款的组成、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作进一步完善。     

对垄断行为行政罚款制度之研究

我国反垄断法起步较晚,直至2007年8月30日,中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届第二十九次会议才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即便如此,我国反垄断法仍是市场自由竞争、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必要保障。而在反垄断法规定的处罚方式之中,反垄断行政罚款制度居于重要地位。本篇论文,意在通过对我国反垄断法罚款制度现状的研究,结合其他国家经验,分析指出我国反垄断法不完善之处,并提出改进建议一二。     

罚款铺就贪腐路

白玉岭，毫州特警支队支队长。职务并不高的他，却大肆弄权，以罚款创收，贪腐程度之深、之烈，令人咋舌。     

论民事诉讼中的罚款——立法预期与实践效果的背离及修正

罚款作为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之一,其基本功能是排除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本次修法再次调整民事罚款的规定,但罚款金额大幅增加所伴生的利害影响很可能会导致法院进一步加强对罚款的控制,这会加剧法官避免使用罚款的心理。为保障被罚款人的权利及实现罚款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立法预期,有必要改变目前的程序设置,通过司法解释引导罚款制度从"立法粗化――院长控制"的结构向"细化规定――程序控制"的结构转型。     

行政处罚罚款设定普遍化研究

因财产罚所具有的优点、地方立法权的限制以及非正当考虑等因素的影响,罚款设定在日益普遍化的同时,泛化、随意化的趋势也不容否认。事实上,罚款的功能是有限的。面对罚款设定普遍化的现象,必须强调立法目的正当化,并协调配置各种性质的法律责任,以对之进行必要的、合理的矫正。     

论行政法上的罚款行为

行政法上的罚款行为存在两种类型：一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方式;一是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两者在法律构成要件、执行程序、救济途径等方面存在着明显不同。因此,怎样认识行政法上罚款行为的性质、如何规范罚款行为并使之有效衔接,不仅关涉依法行政问题,更关涉公民权利保护问题。     

浅析行政罚款执行罚

随着行政权的日益扩张，行政罚款执行罚的适用也越来越泛化，此种现象极大地损害了行政行为的效率和权威以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此种制度有待于完善，而从程序保障和权力监督方面进行完善无疑是最好的途径。     

企业罚款权问题探讨

随着国务院于2008年1月15日废除《企业职工奖励条例》,使企业对违纪员工采用得罚款权失去了法律的依据。本文从法律和现实的角度认为企业罚款权存在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在我国现行劳动法规对企业罚款权规定存在缺失的情况下,必须对企业罚款权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     

倍率式罚款的特定基数与乘数倍率之实证研究

倍率式罚款是罚款具体数额得以"随行就市"的技术手段,是"过罚相当"制裁原则得以动态化实现的规范机制。设定倍率式罚款的两大要素是用以计算罚款数额的特定基数与乘数倍率。由于特定基数的类别和乘数倍率的大小共同决定了罚款数额的幅度弹性,因此两大要素的恰当选择无疑对倍率式罚款的可行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具有至关重要的制约意义。本文基于司法案例和立法文件的实证分析,着重研究倍率式罚款的设定问题,包括特定基数与乘数倍率间的关联性、各自的选择原则和方法以及相关的设定技术。     

高校对学生罚款的法律思考

罚款是一种行政处罚手段。高校是否有权对学生进行罚款?校规校纪中的罚款条文是否合法?高校的自主权是否体现为自主的制定罚款的校规校纪?本文对这些问题做了简要的分析。     

环境罚款数额设定的立法研究

我国环境罚款数额设定因基础理论的整体缺位、立法技术的滞后粗糙而存在设定随意、漠视个性以及操作性不强等诸多立法缺陷。对于环境罚款数额设定的立法应以罚款的一般立法价值的衍生变量及其量比规则作为理论基点,立足于环境违法行为的复杂特质,依据环境罚款数额设定立法的科学规律,就环境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倍率与数值、距差弹性、组合运用以及处罚机制等方面予以完善与创新。     

武汉拟对未婚妈妈罚款引争议

“未婚妈妈”和“小三”会否面临经济处罚？《武汉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若干规定》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一计生新政是否使“未婚妈妈”处于更加弱势地位？会否导致堕胎、弃婴现象增多？罚款真能打击“小三”这一不道德行为？     

呼吁：依法规范行政罚款

行政罚款是指行政主体依法责令违反行政法规范的相对人向指定的行政主体交纳一定现金的行政处罚,它是一种行政措施。从罚款的适用情况看,它是一种被普遍运用的行政处罚措施。从我国法律的规定和执行看,行政罚款分为警告性罚款和惩罚性罚款,前者一般在50元以下,被各类、各种行政执法主体广泛运用,后者表现两种形式(1)固定一般在50元以上,如《治安处罚管理条例》的规定对各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都规定一定的处罚数额;     

干扰执法 罚款

2007年11月29日下午，因执行工作需要，铜陵县法院执行局两名法官依法来到某银行，要求查询某单位在该行的存款，执行法官依法向银行分理处工作人员出示了执行公务证及查询通知单，该工作人员当即告诉执行人员只有单位名称无账号无法查询，拒不协助查询。在执行人员的要求下，该工作人员填写了拒不查询的情况。     

人代会迟到罚款不可行

作为人大代表，即享有出席人大会议的权利，也负有出席人大会议的义务。任何人大代表既不能无故缺席人大会议，也不能随意迟到或早退。即使身在会、心在外的“无言”代表也是不允许的。这是人大代表的政治职责和使命所决定的。     

新加坡的罚款警告

新加坡唐人街有一则公益广告，上书“去上班还是去坐牢”。刚看到时，我有被雷倒的感觉在新加坡的“资深”老外笑着对我说：“这个广告算什么，咱们到路边小吃店吃点东西去。”我们来到一家半露天小餐馆，一眼望去，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明晃晃的招贴。     

我国反垄断罚款制度的革新——基于整体主义理念的研究

我国已经启动反垄断法的修订工作,其中罚款制度的修订广受关注。在反垄断罚款制度的应用中虽然整体主义理念初露端倪,但是仍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甚至还发生了不少背离罚款整体主义理念的案例,导致罚款威慑力受到较大的冲击。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反垄断罚款制度的革新,基于单一经济实体理论和经济连续性理论而采取的罚款整体主义制度设计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做法。罚款整体主义通常包括罚款基准的整体主义和罚款责任的整体主义。新时代我国反垄断罚款制度的革新应引入整体主义理念,在制度设计上以企业集团总销售额为基准计算反垄断最高罚款限额和确定反垄断罚款大企业威慑乘数,同时明确规定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罚款承担连带责任以及在一定情形下要求企业承继者承担罚款责任。     

日本《禁止垄断法》罚款及其减免制度研究——兼谈对我国《反垄断法》相关制度的借鉴

在日本,禁止垄断法上的罚款制度除剥夺垄断行为不正当经济利益外,还具有行政制裁的性质.该制度适用于不正当交易限制和支配型私人垄断,并且仅限于与价格有关或可能影响价格的行为类型.根据不同的产业领域及经营者规模对垄断行为设定固定的、同一的罚款比率,起算点从违法行为实施之日起开始计算,公正交易委员会无任何自由裁量权.为了解决不正当交易限制行为隐蔽、难以取证的执法困境,日本于2005年引入并建立了完善的罚款减免制度.     

一事不再罚款原则释义

行政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事不再罚”原则 ,但其内涵尚未形成共识 ,对同一违法行为 ,不应当重复处罚 ,这就是“一事不再罚”原则。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是“一事不再罚款原则”即对同一违法行为构成法条竞合后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款”原则是“一事不再罚”理论与行政处罚现状有机结合在《行政处罚法》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