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司法鉴定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ａｎｔｉｓｏｃｉ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ｄｉｓ ｏｒｄｅｒ) ,亦称悖德型人格障碍或者社交紊乱型人格障碍 ,它是一种自幼发展的以屡次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为显著特征的并明显偏离了本人所在文化所应有的内心体验与行为模式的人格障碍。病因至今尚未明确 ,一般认为 ,此与体内多基因遗传的易感性因素密切相关 ,并受到后天性因素如不良教养、特定的外界环境、幼儿时脑发育不良或有轻微脑损害等影响而逐渐整合形成的。近代研究发现 ,他们的网状结构上行激活系统对兴奋传导有阻抑作用 ,因而自幼生性好动 ,乐于在冲动行为中…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探析

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具有强烈的违法犯罪倾向,本文在介绍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概念、行为特征和形成原因的基础之上,重点分析了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的犯罪特点。最后以刑事责任能力判断的关键因素为依据深入探析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刑事责任能力。     

反社会人格障碍与变态人格之关系探析

反社会人格障碍这一术语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经常与变态人格等同。反社会人格障碍与变态人格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同时仍是不能被简单等同的两个术语。要正确理解反社会人格障碍,必须明辨其与变态人格之间的确切的关系。     

反社会人格障碍与暴力犯罪——对郑民生校园杀凶案件心理分析

反社会人格有很强的犯罪倾向,其所引起的违法犯罪行为最多。郑民生的犯罪心理体现了反社会人格犯罪的特点。反社会人格障碍引发的犯罪应当成为犯罪预防的重点。     

成都青年男性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及其暴力行为分析

目的 了解成都地区青年男性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ASPD）的流行病学特点,探究其暴力行为的特征及风险。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成都地区4 108名18～34岁男性进行自评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Ⅳ轴Ⅱ障碍临床定式检查（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ⅣaxisⅡdisorders,SCID-Ⅱ）人格障碍筛查问卷、暴力行为问卷、精神病筛查问卷（psychosis screening questionnaire,PSQ）、酒精使用障碍筛查量表（Alcohol Use Disorders Identification Test,AUDIT）及毒品使用情况。使用χ2检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并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OR）。结果 ASPD阳性率为5.91%,其与低龄、未婚、无工作、低受教育程度、暴力行为、精神病性...     

论人格障碍与犯罪

本文以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杀人案为切入点，剖析人格障碍与犯罪的关系问题。文章根据最新司法精神病学的研究成果，系统地分析和界定了人格障碍的概念以及生物器质性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三方面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人格障碍与犯罪的内在关系，分析概括了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犯罪的形式特点及其性质特点。最后，针对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特征，提出了几点预防措施。     

论反社会人格与犯罪

反社会人格有很强的致罪倾向。在违法犯罪人群中反社会人格者可达 30%以上,且屡次犯罪以及罪行特别残酷或情节恶劣的现象非常严重。反社会人格的形成原因,精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和认知理论有不同的解释,但在早期经验和家庭因素对反社会人格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反社会人格者的犯罪行为有着与一般人不同的特点。预防和矫正反社会人格对犯罪的预防有重要意义。对轻度的反社会人格者采取认知领悟疗法有一定成效,而对反社会人格的罪犯更多地应该通过行为疗法进行矫治。     

论人格障碍者的犯罪与刑罚

人格障碍者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其一定程度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犯罪行为；人格障碍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足，在对其的刑罚裁量上宜从宽处罚．刑罚的执行上宜注意对其进行心理帮助。     

论报复社会型暴力犯罪的特点、原因和预防——以郑民生“屠童案”为例

本文以福建省郑民生屠童案为例,分析了当前报复社会型暴力犯罪的基本特点和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预防该类犯罪的基本对策.     

论警察权力滥用的预防和监督

警察权是公权力。因此,人民警察要严格按照法定职权行使权力。警察权的滥用不仅是对合法权益的侵害,而且将会影响到人民警察执法为民的形象。对警察权滥用的预防和监督,必须通过提升人民警察的素质,改革现有管理体制,清晰界定警察权的范围,完善内外监督体制等措施。缩小警察权力滥用的土壤,人民警察必将散发出更多的正能量,更好的维护国家安定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     

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治理

涉众型经济犯罪是近年来危害突出的一类犯罪,它极大地侵害了群众的经济利益,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具有涉及面广、潜伏期长、涉案金额大等特点,在治理上需多措并举,完善经济行政法规,抓住重点环节查处重点案件、进一步完善善后处理机制,做好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     

论持有型犯罪的行为属性

持有型犯罪的立法价值在于对一些多发性和危害性极大却难以用传统罪名规制的犯罪进行有效的惩罚和规制。本文阐述了持有、作为和不作为的涵义,经过对作为和不作为进行辨析,认为持有型犯罪应是一种不作为,并将持有的不作为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前设条款的不作为犯罪,着重关注上缴义务的不真正不作为犯;另一类是没有前设条款的不作为犯罪,类似举动犯的真正不作为犯。     

论转化型抢劫犯罪的构成特征

《刑法》第269条是对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它是抢劫罪的一种特殊类型,对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和量刑,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诸多观点和分歧,本文从转化型抢劫的构成要件出发,对该罪的认定作了简要探析。     

论“拘禁型”抢劫案、“人质型”抢劫案与“财物型”绑架案的区别

绑架罪与抢劫罪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虽然很清楚,但在司法实践中会遇到很多非典型性案件,在审理时难以准确定性。在实践中出现两种不同表现方式的抢劫行为:一种是拘禁型抢劫,一种是人质型抢劫。该类型抢劫与财物型绑架一样,既侵犯了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又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在客观表现上也有相似性,容易混淆。本文对拘禁型抢劫罪、人质型抢劫罪与财物型绑架罪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对此类案件进行准确定性。     

坚决防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防治选人用人上不正之风,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组织部门肩负的一项重要职责.中央组织部认真落实承担的牵头任务,坚持严格教育、深化改革、强化监督并重,以最坚决的态度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努力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取得了明显成效.     

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属性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属性是研究一切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属性应包括公共服务的宗旨性、服务职能的法治性、公共服务的确定性、服务对象的广泛性、服务主体的全员性、服务权责的一致性、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无私性、公共服务的公平性、服务义利的对等性和公共服务的效率性十个方面。     

论“促进型”经济法的运行机制

“促进型”经济法具有不同于“限禁型”经济法的特殊规范结构，这使得其运作模式总体上是引导性而非强制性的。在“促进型”经济法的实施过程中，守法的特别效应明显，大多“促进型”经济法规范在性质上都依赖于或者可以由相关主体“自我实施”，在内容上较少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法院的作用由此削弱。同时，“促进型”经济法在“自我实施”中，也可能出现怠职行为或引发道德风险，为此，必须在立法或执法层面设立相关激励与监督机制。     

论国家对未成年人监护义务的实现——以解决未成年人流浪问题为目标

国家公权力对监护事务的全面介入是世界范围内监护公法化的立法趋势。依据国家对未成年人履行监护义务的理论,结合我国国情,建议由国家专门机构对未成年人采取监护监督和直接监护的方式,履行国家监护义务。通过早期的预防和干预、中期的救助和保护、后期的监督和巩固三个阶段的循环,设计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的具体制度,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并有效解决未成年人流浪问题。     

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关于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刑法立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有效治理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需要,存在主体范围狭窄、行为类型单一、处罚不协调、罪刑阶梯简单等问题,急需改进。在改进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刑法立法时,应当坚持刑法的明确性原则、法益保护优先原则、预防为主原则和协调性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刑法立法需要专门化,不但应当将主体调整为国家工作人员,而且将滥用职权纳入行为类型,同时应当从犯罪客观方面和罪过形式两个层次设置三级罪刑阶梯。     

论社会型救济在中国的可行性

本文通过分析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的局限性及社会型救济的自身优势,论证了社会型救济在中国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