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员酒驾的理性思考

官员酒驾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度不满,原因主要是官员身份特殊,利用职权逃避责任；公众对公款吃嚼与贪污腐败的不满借机发泄；官员公车私用,耍特权.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复杂的,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其中社会方面的原因更为重要.国家要想彻底治理官员酒驾,必须依靠制度,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技术手段和监督手段.     

如何避免官场政治“秀”而不实

朱新军在2012年第16期《人民论坛》上针对当今中国社会频繁上演的官场政治秀发表观点认为，近年来，指责官员“作秀”渐渐成了许多人的习惯，这种社会心态的产生，除了个别官员的“作假”、“忽悠”之外，原因还有两个：一是部分官员在“秀”正确的内容时。却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二是部分“作秀”因官员缺乏恒心或被误解等原因半途而废，“秀”而不实。那么，怎么引导，使官员能够在政治舞台上“秀”出最佳效果呢？对于官员来讲，一方面，必须在为什么“秀”、拿什么“秀”、怎么去“秀”的问题上进行认真斟酌和考量，以正确方式“秀”出正确内容，坚持不懈地“秀”下去。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公众的怀疑心理，并为政治生态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和社会环境。     

大流通才能“撑起”大市场！

大流通才能“撑起”大市场！北京的蔬菜价格居高不下，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尽管建立“蔬菜直销市场”的探索有过挫折，但北京“管菜”的官员们有一股楔而不舍的劲头。去年９月，我们报道京、津、沪、穗蔬菜价格波动时，曾在《小流通如何“支撑”大市场？》一文的结尾这样写...     

官员选任制度改革提速

中央和地方双向交流任职、从基层遴选公务员、工人农民报考国家公务员、基层官员集体“充电”……2010年，中国在官员选任制度改革方面打出的“组合拳”，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从公务员的选拔，到各级党政官员的晋升，     

唐太宗也搞过“钓鱼执法”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从唐高祖手上接过大唐江山,为了一洗前朝积弊,打击官员腐败,澄清吏治,太宗皇帝动了一番脑筋. 为了摸底官员群体中到底哪些人是贪官,唐太宗用了个“小方法”——秘密派遣亲信故意去行贿要害部门的官员,就是“钓鱼”.有鱼饵,果然就有“鱼”上钩,“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唐太宗立即派人把这个司门令史给抓了起来,并且要杀他以警诫其他官员.     

树立怎样的“大局观”？

何谓“大局”？任仲平先生曾指出：“凡是涉及全局的事，涉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涉及国家命运前途的事，就是大局”那么，作为一名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局观呢？在我看来，首先，他必须以国家和群众的整体利益为追求．而不能以牺牲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来满足地方、部门和个人的局部利益.     

“奏折”、真话及其他

封建王朝治理国家，往往靠“奏折”。“奏折”是下面官员向朝廷汇报情况，反映问题，提出建议，请示工作的手段。皇帝依此掌握情况，做出决断，发出号令.     

多元政绩竞赛：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新解释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干部选拔标准和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注意力分配的视角，从“创造政绩的约束条件”以及“创造政绩的理性选择”两个维度出发，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地方官员间的晋升竞赛的本质是地方官员在有限注意力前提下针对不同行政任务的注意力分配基础上的多元政绩竞争。对中国地方官员多任务竞逐的经验加以考察并进行类型学建构，可以发现地方官员面临着运动性任务、竞逐性任务、日常性任务以及约束性任务的多目标考核。在此基础上，中国地方官员的政绩竞争呈现出“直通赛”“锦标赛”“资格赛”“淘汰赛”并存的多元政绩竞赛格局。对“多元政绩竞赛”分析框架的“小切口”建构，有助于为进一步认识“地方官员行为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大问题”提供新的进路及可能。     

全球刮起反腐风暴

1993年5月6日,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腐败与反腐败国际”在柏林成立。该组织的成立大会指出:腐败问题严重地存在于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大会认为:“在大规模商业活动中涉及到政府官员的贪污行为正在破坏着千百万人的生活,使数十个国家政局不稳。腐败作风是当今贫穷的重要原因,是遏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绝非危言耸听。腐败,已成为蔓延全球的“政治瘟疫”。为了社会的纯洁,为了国家的稳定,从1993年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刮起了一场反腐风暴。反腐败,成为人类的世纪之战! 腐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不能容忍的罪恶。1993年     

地方官员表态话语及其行为匹配——一个初步研究框架

官员表态话语作为展现政治倾向的方式,是一种常见但被忽略的学术议题。尝试厘清地方官员表态话语体系建构逻辑,并对照其表态话语与行为的匹配性。研究发现,向上表态是单一制国家地方官员权力遵从的必然方向,针对制度弹性的强弱可以选择贯彻执行型、发展协调型、竞争表功型等三种表态形式,地方官员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会选择完全匹配、阳奉阴违、部分匹配等不同的行为匹配方式。因此,可以从合理把握公共政策刚性与弹性的度、提升公共政策科学化水平、细化官员表态话语的语义解读、动态掌握官员表态之后的行为轨迹、实现“有责可问”向“有责必问”的转变等方面提升其言行匹配度。     

论纳税人权利

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都有称地方官员为“父母官”的传统和习惯。而古今的“父母官”都誓言旦旦地要“为民作主”,即所谓:“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殊不知,纳税人才是国家的主人,是“父母官”们的衣食父母。地方官员的月薪粮饷都是纳税人的税款转换成国家财政预算拨款后发给的,因此说是纳税人养活了“父母官”。由此看来,“为民作主”多少带有一些封建意识的色彩,国家公务人员要“以民为主”才符合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我们的权力是     

论我国经济计划的正向约束力

一、经济计划应该具有双向约束力我国四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从经济运行状态的角度来分析,还缺乏一定的稳定性和有序性,表现出较大的起伏和波动.从1958年的大跃进到1960年的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文化大革命”以后经济工作的急于求成,左倾冒进到1979年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从1984年以来的经济过热增长,到目前的治理整顿.这些波动起伏产生的原因、历史背景虽然各不相同,但在指导思想上是共同的,那就是急于求成.对于急于求成思想的危害性,人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各级决策者也是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又屡犯这一错误呢?这里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有对国情不甚了     

吏治为百治之首

吏治，指通过对官员作风和政绩的考核，从而形成的对官员选拔、任免、监督、弹劾、惩戒的体制。吏治的实质是通过对官员队伍的治理，进而达到对国家的治理。国家的治理，实则是治吏。吏治是否清明，实属国家盛衰之系，安危之计，存亡之道。吏治为国家治理之源头，吏治为百治之首。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事实说明，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当前，吏治腐败已成为影响人心得失的主要矛盾，已成为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已成为制约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要澄清吏治，赢得人心，必须选…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官员带头讲“官话”好

官员带头讲“官话”好赵素萍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官员要赛“官话”。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广播电影电视部将于今年９月举办“全国省级党政机关干部普通话大赛”，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承办这项活动。读后不禁为此举的英明和淄博人的远见拍手叫好。所谓“官话”；...     

略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以小制大”机制

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以小制大”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一项机制.对“以小制大”机制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表现的考察和分析证明,从监察权力自身固有的特点、监察官员积极性的发挥和防止监察权对行政权的干扰几个方面,这一机制确立具有必然性；从监察官员直属于皇帝和对监察官员的管理措施两个方面可以寻找到这一机制实施的保障条件；“以小制大”机制并未随着历史的终结而完全失去现实价值,其对中国当代监察制度的改革完善依旧有所启示.     

为官定位、官本位与公务员制度

九四年，《党政论坛》开设了“政府形象漫谈”的新栏目，很在意义。我也来凑凑热闹。政府形象是由官员形象构成的，而官员的自我定位问题，则是决定其官员形象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官员的“位”分为“社会主义”和“社会公仆”，并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权应该努力使“社会公仆”不致于堕化为“社会主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概念，官是指在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中担任一定职务或享有一定特权的人物，是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这个定义太强调了阶级性。根据这种解释，社会主义…     

魏晋南北朝官员的考课周期与考课年限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的考课周期出现由"三年一考"向"一年一考"的转变,考课次数相应由"两考"向"四考"转变,这对隋唐考课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朝廷运用多种措施对考课年限进行调节,使之出现变相的延长或缩短.考课周期和考课年限的变动均是国家解决官员与职位供需矛盾的手段,其敫量变化反映了官员升降速度的快慢和国家对官员控制力的强弱.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叶必丰:实现政府开放 增强行政活力

招聘“1美元官员”的举措是中国政府行政上的一个制度创新的尝试,是公众参与国家管理的一种新的实现途径和形式,与听证、咨询、征求意见、选举权、担任国家工作人员、旁听政府工作会议等形式一起,使宪法规定的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落至到实处。“年薪1美元”只具象征意义,其实质是实现政府的开放,促进用人多元化,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程度,增强行政活力。     

1994:中国经济在走向市场

1994年是中国的“市场年”。在这一年里,市场行情,牵动着每一位中国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心,真可谓是“上下一心”;市场波动,使人兴奋和担忧并存,真正体会一把“悲喜交加”的滋味;市场经济,堂堂正正地登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舞台,成了中国人无不关心的国家大事。机遇抓住了吗机遇,是中国经济走向市场的重要条件;抓住机遇,是关系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的首要环节。当人们告别1994年之际,有必要问一句,中国经济在这一年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