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理念探源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明确表达了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理念,这一理念有着诸多方面的来源。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理念主要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世界观的深刻理解与继承;源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准确判断与把握;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新秩序的不懈追求与推动;源于中国共产党对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与探索。     

国家公祭日诞生记

<正>2014年12月13日,冬日的阳光洒满金陵古城。上午10时01分,车船鸣笛,行人停驻,时空似乎已经定格在那一刻。这一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及各丛葬地,我们以国家公祭的名义,借助庄严的仪式,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和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彰显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捍卫历史、捍卫和平的信念和决心。这一天,是我国首个国家公祭日。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最初源于一份提案。     

中国国际角色与结构性认知

当前国际社会对于国际角色的认知,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塑造的物质结构认知体系之中,呈单向而非互动的结构特征,这对于中国国际角色的定位尤其是资源基础的外化带来了不利影响。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之中,中国应更多地在文化选择过程中向外界透知中国模式的包容、平等、互利性特征,通过自我与他者的文化结构互动过程,把原来属于中国的文化变成至少是部分共有的身份认同,进而为化解国家在功能上相等的物质结构性认知而努力。在当前情况下,一是要坚持文化选择导致国家差异性引发的认同,二是要坚持资源基础与责任并重。     

论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之变迁

古代掌权者为了使其权力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服从,总是运用各种手段对其掌握的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进行严密的论证:由追逐"天意"、标榜"神授"逐步发展到"权源于德",到了近代才转向"权源于法"。在现代中国,"权源于法"的思想已成为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基础,但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进行研究仍然意义深远。     

“国家使者”与“集体赠礼”：中国援外青年志愿者的群体镜像——对10位援外青年志愿者典型的深度访谈分析

随着援外志愿者服务项目的开展,青年群体逐步成为我国援外志愿服务的主力军。本文通过对参与援外志愿服务项目的10位青年志愿者典型进行深入访谈发现,他们普遍将自身视为“国家使者”,自认为负有代表中国青年形象、展现国家价值理念、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使命。这一群体特征揭示了中国援外志愿服务深厚的集体主义根源,显示了独特的“集体赠礼”特色：不同于西方志愿服务源于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公共精神,我国援外志愿服务更多植根于集体主义基础上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共同体意识。     

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的印象

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这一概念是脱形于＂公民社会＂这一大范畴之下的理论模式,源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及知识传统,其形态随着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而逐步显现出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从这一概念入手,可以探析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的印象。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演进脉络与中国化实践

国家在现代政治经济活动中具有核心地位，但马克思本人并未提供一套完整的国家理论，只是揭示了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指明了源于物质生活和生产关系演进的国家发展方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本文聚焦国家和社会关系这一条主线索，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者从“工具国家”到“主体国家”，再到“关系国家”的演进脉络。这一发展历程表明：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体来说是社会分化成阶级之后的产物，阶级性因此成为国家的本质属性。但是，出于维护社会再生产和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需要，国家获得了相对自主性，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作为“工具”的国家和作为“主体”的国家从而实现了矛盾的统一。随着生产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摒弃了将国家视为一种“物”和“实体”的做法，提出了关系视角的国家理论，强调基于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来理解国家，进一步打破了机械唯物主义国家观。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原理，并基于中国实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其核心是创造条件，不断消除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关系，实现两者的相互增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三方面的逻辑合法性:理论逻辑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历史逻辑是出于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是源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需求。这三个方面的逻辑分析表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萌芽与发展

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产生于边疆危机当中,是对当时国家安全威胁的一种反应和反思,它源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当时的国防形势,也与中国源远流长的人文思想有关。它的发展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国防重心的转移,而且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开启。     

褚墨藏珍 传承文明——记满族收藏家李巨炎

二十世纪90年代初，李巨炎开始了收藏中国书法的艰辛历程，这源于他发自内心的对中国书法的热爱。而他对中国书法收藏的独到判断、敏锐见解，是使他在历经20年磨炼后成为一位成功的中国书法收藏家的根本原因。     

论十年建设时期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续)

三为什么这十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会出现如此截然对立的趋向?原因是十分复杂的。这里主要指出三点。首先,源于探索的艰巨性。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国情极其错综复杂。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而一个正确的认识又往往需要经过认识与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因此,寻求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一项十分艰巨和复杂的任务。这十年,毛泽东的思想始终     

理论与教益 再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正>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源于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进入了历经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中国,而且给这一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这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符合中国革命的理论需求,另一方面还符合经历过惨痛历史的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这一深层次的精神需求。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三个维度

自信是一种底气,也是一种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源于这一制度体系的科学性,并集中体现在它形成过程的科学性、结构内涵的科学性及其为实践所检验并证明了是正确的制度体系。这一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坚强保障和动力支撑。     

1949～1978年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当前,一些学者以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停滞为借口,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艰辛探索。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全面停滞,而是出现了物质生活滞后、精神生活进步的非协调发展局面。这主要是源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增长规律的不同,更是源于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物质生活的滞后,换得了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基本建立,为以后我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构成了国家的硬实力;精神生活的进步,提高了我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人力资本,构成了国家的软实力。中国经济正是在这种双重动力的推动下取得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突飞猛进的发展。     

马克思权利观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利体系的启示

与以往的思想家不同，马克思始终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来研究“权利”。作为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势必要以马克思的理论为指导。对于权利体系的构建亦是如此。虽然权利思想最早是源于西方社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照搬西方的权利制度。中国必须在马克思权利观的指导下，结合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体系。     

马克思权利观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利体系的启示

与以往的思想家不同，马克思始终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来研究“权利”。作为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势必要以马克思的理论为指导。对于权利体系的构建亦是如此。虽然权利思想最早是源于西方社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照搬西方的权利制度。中国必须在马克思权利观的指导下，结合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体系。     

亲密的生命政治——家庭权责主体与精神卫生立法

2013年5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将家庭确立为送治、照料、监管精神障碍患者的权责主体。该做法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精神医学实践对患者家庭的依赖,却规避了精神医学中公私关系的其他可能,如精神医学内部关于家庭压迫的话语以及公益法律界对防止家庭滥用医学的呼吁。中国家庭权责主体地位的确立,源于精神医学向儒家家庭文化引入新的知识论,也源于市场经济中公共照顾责任的私人化。这一抉择体现了立法者防止公权力滥用的考虑,以及对极端个人化所致人道主义悲剧的预防。但因过分强调家庭权责,从而忽略了转型时期家庭关系的复杂性,也淡化了国家的健康责任和慎重使用公权力的必要性。     

儒道互补：进退之辨及其影响

儒家的进取精神根源于其忧患意识,道家的遁世情怀则来源于其超世的人生理想,这一进一退的处世思想构成了中国的士大夫及老百姓复杂的人生心态。在现实社会中,正确地把握好这两种思想,无疑会对个人的人生抉择产生较大的意义,而且,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历程、内在逻辑与战略选择

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是一个继承与拓展、积累与完善、调整与深化、改革与创新的持续发展过程。根据"时景-图景-场景-愿景"四维分析框架,中国经历了基于传统国家安全观以政治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国家安全体系、基于转型国家安全观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过渡型非传统国家安全体系、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总体安全的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三个阶段,是不同时代主题和国际环境下中国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战略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与国家安全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产物。其演变的根本动因在于应对不同时期国内外安全环境和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挑战,实现对国家安全更高层次的追求;内在动因源于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安全战略变化,外在动因源于重大国家安全事件的推动。新时期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敏锐洞察国家安全环境、更新深化国家安全理念、精准厘定国家安全内容、统筹规划国家安全战略布局,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提供坚实保障。     

创新是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

创新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早在几千年前中华民族便高度重视创新。《尚书》曰：“作新民”。《诗经》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的辉煌源于创新，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的耻辱与黑暗源于创新的缺位与失落。历史翻转到新千年、新世纪，中国领导人、中国人民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又一次高度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显然，创新既需要政治号召与呐喊，也需要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深层次的理性思考、科学研究。作为一名领导干部，邓三龙立足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