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政区治理:演进逻辑、制度困境与优化路径

作为大国治理典型代表的中国,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也遇到了超大城市及其伴生的大型社区、开发区以及超级社区等超大型空间治理的挑战。行政区划作为中国特有的空间治理工具,其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梳理我国超大城市政区政策发现,其演进逻辑呈现狭域制到广域制、小区制到大区制等特点,而超大城市政区治理则在行政区域、行政建制和行政层级等方面面临制度困境,针对这些困境,提出了超大城市政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城镇化进程中政区改革实践与区域发展研究

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城镇化总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发展变化着，这个时空最基本的单元便是依法设置的政区。它是一个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科技及文化活动最基本的单元。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型行政区划建制在整个行政区划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城镇型行政区划空间的不足正严重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这就迫切要求在城镇化进程中对政区设置做出适当的调整。正因如此，城镇化进程中行政区划改革便成为一个连动因素而倍受人们的关注。     

中国区域公共治理一体化中政治协调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在区域发展进程中，政府效用与公共效用之间边界模糊、利益碎片与共同利益之间难以聚合、行政组织与行政区划之间接口缺失、“代理人”与“代言人”之间的角色冲突，导致区域公共治理一体化进程中政治协调的障碍生成。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制度安排、区域战略是区域政治协调的内在机理。政府职能、经济发展、社会整合是区域政治协调的主要层面。区域的公共利益平台、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是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基于社会系统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直接关乎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既有研究多从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公共价值论等视角对城市社区治理效能进行单变量、间接化的解释,导致该论域研究成果在百花齐放的同时缺乏有机整合,且治理有效更多体现为变量优化的自然结果,二者间关系存在理论模糊性。鉴于此,文章基于社会系统论,构建“作为系统的社区”分析框架,依托28个案例开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资源、服务、生活、文化四个维度探讨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组态路径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四种组态路径均可实现治理有效,包括：以服务供给为导向的“资源整合式”治理、以服务供给为依托的“生活互嵌式”治理、以资源整合为基础的“文化创建式”治理,以及“生活—文化”良性互动的“二元融合式”治理;各条件变量在不同路径内存在不同的互动逻辑和功能强度。文章就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作出了区别于“自然结果论”的综合性解释;拓展了社会系统论的应用空间和内部逻辑;为不同地区探索适应性的城市社区治理进路提供了参考。     

区域战略化、政策区域化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结构变迁

区域大气污染的治理,不仅关系到环境问题本身,更是一个典型的跨区域、跨领域与跨层级的公共治理问题,需要将区域战略和政策的演化一同考虑。中国的具体实践表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是在区域战略化与政策区域化的背景下产生并演化的。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的相关理论,区域战略和政策通过政策网络、制度规则影响交易成本与协作风险,实现对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的结构影响。从战略与政策的影响出发,中国的区域被分成了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区域表现出不同的治理能力与治理需求。京津冀与长三角两个区域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结构的变化受到战略与政策组合的影响,这种影响会表现在纵向化升级、网络结构变化和治理机制的调整等方面,京津冀的纵向化影响更为显著,长三角更倾向于横向结构性变化。未来应在治理体系上注重战略性组织与政策性治理组织的相互关系,实现层级扁平化下职能有效分工,而大气污染治理应该更注重根据"战略—政策"组合下的分类指导。     

跨区域公共服务探源:理论脉络与政策演化

伴随区域公共议题日渐突出,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公共管理实践,许多公共事务由于涉及不同管辖区,已经超出了单一行政区划的范畴,演变成跨行政区公共服务难题。这一转变在理论脉络上体现为府际关系到区域公共治理的变迁,在治理机制上体现为整体性治理对传统官僚组织模式的完善,在政策演化上体现为从地方政府竞争到寻求合作治理的努力。跨区域公共服务的供给必将经过理论和实践探索,搭建多方合作治理的架构和机制。     

从一体化走向协同治理: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政策变迁

在区域治理的政策定位中,一体化治理的目标诉求偏于理想化,在操作中难度很大,而协同治理的目标定位更切合实际,行动路径也更具操作性。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治理定位,就经历了从一体化诉求转向协同治理的政策变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既要顺应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尊重地方行政区划和管辖权的现实格局;既要推进跨界发展规划,也要遵循互利共赢原则,保障各方权利与义务相对称、责任与收益相对等,调动各方积极性,提高协同合作的实际成效。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探究

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下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功能受限、治理格局发育迟滞、治理创新发展不足、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有待提升等多重困境。制约因素主要为治理意识不强、体制机制制约、制度供给不足。只有把握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牢固树立坚持基层党组织领导这一根本前提,持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构建起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资源的配置

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需要通过政治协调才能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的产生和显现: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没有进入区域公共治理的范畴、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引发区域公共治理体系的紊乱.区域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以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和完善.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的路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城市治理的区域扩散——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在中国语境下,城市治理与区域治理通常是彼此割裂的.西柏坡会议确定城市发展的优先性,基于政治优先、资源集聚等优势,城市不但形成了完善的治理机制,也形成了区域性的治理高地.20世纪80年代市领导县体制实施以后,城市治理开始进入市域治理时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以及城市治理在制度与技术方面的积极推进,完成了市域治理向区域治理的创新扩散.随着技术与制度的完善,作为城市治理到区域治理中间环节的市域治理成为消除城乡不平等和区域不平等的核心环节;同时,城市治理机制的区域扩散表明,城市、市域、区域治理并不截然分离,而是一个逐步推进的治理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以城市治理现代化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和区域治理现代化,从而实现城市治理、市域治理、区域治理的目标一致.     

对我国行政区划体制宪法争议的思考

宪法对行政区划体制的规定不可能十分详细,进一步的规定只能留给国家立法机关,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行政区划等相关法律时,应遵守一定的宪法原则,国家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区划改革时应有国家法律的授权.这就是法律保留的立宪技术及其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出的宪政内涵.中国宪法有关行政区划的规定过于"硬性",在立宪技术上没有采取"法律保留",导致相关的宪法争议.     

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变革与展望

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重构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传统中国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术,即以属地管辖和行政内部发包制为特征、由职权同构和行政分权构成的多层级的地方政府结构为基本治理结构。为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现实要求,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必须根据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设计,对既有的地方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民主化和地方自治促进和改善地方治理,使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以及相应的产权、财税权和人事权等制度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论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行政垄断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对其进行治理根除,已经迫在眉睫.行政垄断存在双重违法性,其本质特征是行政权的膨胀和对私权的干预.行政垄断规制悖论的产生,理论根源在于经济法、行政法部门法划分理论上的内在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法律调整范围上的重叠.因此在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时要坚持法律规制为主,系统监督和党纪监督辅助结合、反垄断法与行政法互相配合以及坚持结构、行为与结果认定行政垄断三原则,在具体的法律规制中通过调整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范围的界定、调整行政诉讼法和宪法时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以及建立行政垄断的责任制度来逐步根除行政垄断,加快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     

网络舆论引发行政危机的应对策略

网络公共舆论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体现,其引发的公共危机造成政府的行政困难。政治信息闭塞、执政观念落后、法制建设滞后、网络舆论固有特性是引发行政危机的原因。面对行政危机,政府应创新观念,遵循民主与法制先行和促进发展与安全使用并举的方针,一方面要公开政府信息、上网行政;另一方面要加强网络立法,建立完善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体系,危机出现时还要采取正确的媒体政策。     

纠纷解决机制外在制度环境的优化——以行政调解制度为例

深刻反思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实践，为行政调解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是行政法学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显然，与制度内在设计之改良同等重要的是制度外在环境的优化。就当下中国的行政调解制度而言，重塑其法律地位，加强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重构，建立健全源自行政问责的制度保障，就成为实现这种优化的具体内容。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实现行政调解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制度预期。     

行政审批局模式:何以有效,何以无效?——基于市场主体视角的政策效果实证

近年来,成立行政审批局是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选项,但有关该模式效果的争议持续不断。因此,有必要对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政策实施效果开展科学评估。立足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基于市场主体视角,利用2011-2018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DID)检视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政策效果。平均处理效应与动态处理效应表明,采取行政审批局模式能够显著、持久地提升市场投资水平,而对新建企业、专利研发、交易费用的改善不具有明显效果。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中东部地区,政策效果不明显或较消极;在西部及东北地区,政策普遍呈现出潜在或显著的积极作用;在省会及副省级城市,政策对市场投资、专利研发、交易费用均有潜在或显著的改善作用;在普通地级市,政策仅对市场投资领域具有显著促进效果。基于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应该因地制宜,行政审批局的建设需要扬长补短,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整体智治,推动其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模式的竞争中显现优势。     

行政区划变更基本原则的反思与重构——以《行政区划管理条例》第2条为中心

《行政区划管理条例》第2条所规定的行政区划变更方案制定原则和行政区划总体稳定要求不属于行政区划变更基本原则。一方面,行政区划变更基本原则的规制范围应当涵盖行政区划变更全过程,而非仅针对行政区划变更方案制定这唯一阶段;另一方面,行政区划变更基本原则的主要规制对象应当是动态的行政区划变更行为本身,而非针对静态的行政区划变更结果(行政区划要素)。行政区划变更作为一种公法行为所具有的法定划分、国家控制和权益调整等属性,决定了行政区划变更机制引入权力制约和程序正当等基本法治理念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契合法治化需求的适当变更、科学变更、民主变更、公开变更和依法变更等五大原则就应当被确立为行政区划变更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城市老年群体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

开启老龄社会新形态之后,推进城市老年群体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既是"中国之治"进程中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应对老龄社会新形态风险与挑战的客观要求.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城市老年群体呈现出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新变化和新特点,而现有治理模式及制度安排的滞后性使得相应社会治理遭遇困境.积极应对老龄社会...     

行政法对物权的保护问题研究

物权法的颁布,有力的推进了我们国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从私法的角度而言,物权法的出台为私法保护物权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律基础;从公法的角度而言,物权法的出台进一步划清了公权行使的范围,对政府开展依法行政和转变政府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行政法如何保护物权,是对行政法学的一个考验。我们立足于我国物权的行政法保护与规制的现状,分析了我国物权行政法保护与规制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后从完善的角度提出了建议,以期能够尽快健全与物权法相匹配的行政法制度。     

我国法院内部现行审判管理与行政管理分工模式探析

我国法院的管理采用的是审判与司法行政混同模式,其特点是:司法决策与司法行政决策主体混同,法官与司法行政官员角色混同,审判部门具有非常浓厚的行政色彩,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大而全。混同模式给法院管理、司法公正与效率带来了诸多问题。在法院内部应尝试将行政与审判予以分离,具体措施为:将法院内部的行政职务与审判职务予以分离;建立审判委员会专业化制度;设立专门的法院行政管理机构——人民法院行政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