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研究

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顺利运行的重点在于确保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具有双重属性:在实体法层面上,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是一种人的意向动机,在于满足刑法特殊预防的要求;在程序法层面上,不被强迫即为自愿,其在于满足刑诉法保障人权的要求。理论上,"自愿性"难以量化的主观性迫切需要树立底线正义观,以可测控的量设定自愿性的主观标准;程序上,检察机关与被追诉人的地位不平等性亟需加强对检察机关的约束以及健全律师辩护制度,以构建一个完备的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机制。     

认罪认罚被追诉人上诉问题研究

应然层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程序设计围绕效率价值展开,被告人认罪认罚后上诉浪费司法资源,因而应当被否定;实然层面,认罪认罚从宽相关配套机制不完善,公正价值难以全面保障,允许上诉是被告人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认罪认罚制度公正与效率价值对立平衡点在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检察机关一般应当以量刑根据发生客观变化导致量刑畸轻为由启动抗诉程序.其重点在于由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查原审认罪认罚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情况,权利保障到位的,应当提起抗诉以保障诉讼效率;反之则以抗诉错误为由撤回抗诉,待未来公正价值得以充分保障后,采裁量型上诉模式,防范滥诉以保障诉讼效率.     

认罪认罚制度中自愿性的判断标准及保障机制

认罪认罚是建立在被追诉人自愿性基础上的从宽处罚制度。该自愿性以被追诉人意志自由和知晓指控事实与法律后果为前提,因而应当坚持客观上是否具有影响意志自由的因素和主观上是否知晓有关事项的主客观相结合的判断标准。认罪认罚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非自愿”认罪认罚的风险,应当构建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内容的自愿性保障机制,使被追诉人的知情权、辩护权和反悔权得以顺利行使,并通过完善侦讯和录音录像制度、明确量刑建议标准和加强案件审查等方式实现权力制约。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阅卷权的实现

关于被追诉人本人是否享有阅卷权的问题,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均存在争议,迄今仍难以达成一致。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背景下,赋予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阅卷权具有其内在的必要性,这既是保证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基础,同时也是因为值班律师制度无法满足现实需求。认罪认罚案件中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存在观念、规范和实践层面的障碍,需要通过完善制度去消解这些障碍。在阅卷权的实现机制上,需要科学设定阅卷时间和范围,在实施规则上合理安排阅卷地点和方式,并且配套程序性制裁作为救济方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问题探索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于控辩协商基础之上,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自愿性是这一制度中关键性、基础性的问题,必须通过科学的程序对审查起诉和侦查环节进行严格控制。为保障认罪协商的实质自愿性和客观公正性,有必要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增强平等协商的可能性;以有效辩护为目标,进一步优化值班律师制度,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制度功能;在保留被追诉人上诉权的同时,要从上诉事由、二审审理方式等方面对上诉权进行适当限制,在权利救济与司法效率间进行平衡。     

前提与归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自愿性”保障路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实践探索,源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实质性正义主张、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以及效率与公正的价值衡平。目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困境表现为,认罪率高但认罚率相对偏低,审前羁押仍未减少,值班律师法律帮助作用有限,以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难以充分保障。为此,有必要通过以审判为中心的后盾保障、在从宽协商过程中恪守罪刑法定边界、适当减少审前羁押、落实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权等方式,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与真实性。     

刑事被追诉人权利告知问题探析

本文就刑事被追诉人告知权问题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告知权利的行使是其一切诉讼权利行使的逻辑起点。告知问题对于被追诉人来说是权利,对于司法机关来说是义务。权利告知既要遵守实体性的告知规则,也要遵守程序性的告知规则。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完善我国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告知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

在职务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没有得到完全展现,表现在监察调查与起诉阶段的衔接不够顺畅有序、自愿性审查不够平衡充分,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能力有待提升.因此,需进一步认识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价值,理顺认罪认罚从宽的监检程序衔接,健全自愿性审查机制,提升确定刑量刑建议适用率,准确把握高压反腐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平衡点,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势转化为反腐败效能.     

被追诉人合法权益保障的考察——从人权的角度

人权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正慢慢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保障人权已是大势所趋。我国也在为保护和发展人权做出各种努力:刑事诉讼法把人权保障作为直接目的之一,加强了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然而,同其他国家的做法及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规定相比,我国对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仍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翻供的形态、原因与应对策略

翻供是一种常见现象,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从翻供性质看,有合理翻供和恶意翻供;从诉讼过程看,有侦查阶段的翻供和侦查阶段之后的翻供;从翻供的形式看,有有序翻供和无序翻供;从翻供的次数看,有一次翻供和多次翻供;从翻供的内容看,有对案情的翻供和对罪行轻重的翻供;从造成翻供的主因看,有侦查人员造成的翻供、犯罪嫌疑人造成的翻供、其他方造成的翻供、多方共同作用造成的翻供。导致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原因多种多样,从影响力的来源看,主要来自四方:侦查方,主要源于侦查人员的认识错误和审讯方法不当;犯罪嫌疑人方,包括犯罪嫌疑人的策略选择、惯犯的经验使然、他人教唆、后悔当初、为逃避惩罚、同盟破裂、侦查方的承诺没有兑现等;其他方,主要包括律师的不当指引、媒体的推波助澜、法官的错误判断;以及多方的共同作用。面对翻供,侦查办案人员要有正确的态度,应当从科学讯问、防止串供、律师在场、录音录像、问清细节、作好记录、履行好法律手续、处理好与媒体、律师的关系、处置好特殊情形等方面着力应对好翻供问题。     

翻供原因分析及恶意翻供侦讯对策研究

长期以来,翻供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特别是恶意翻供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司法秩序,降低了司法效率,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在侦讯工作中,如何采取合法有效的措施遏制恶意翻供现象的发生,既是一个常论常新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     

社区青年志愿者服务工作研究——以上海市M区X镇为个案

社区青年志愿者工作是青年志愿者行动在社区领域开展工作的项目总称,它以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1999年开始实施的"中国青年志愿者社区发展计划"和2006年启动实施的"社区志愿服务和谐行动"为代表,以"共建、互助、共享"为主题,以创建青年志愿者服务站为重点,根据社区群众实际需求,大力拓展"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广泛动员以青年为主体的广大群众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志愿服务活动,努力为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作贡献.     

供述中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的诊断与引导

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的新形势下,侦查审讯工作需要转变观念,将审讯模式转为对嫌疑人心理操控和强制为主的新模式。供述中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是嫌疑人在供述情境下必然产生的心理现象,对其进行正确的解读和引导是必要的。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关于自我服务偏见这一心理现象的研究发端早,形成的理论体系较为成熟完善。要研究供述中犯罪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的诊断与引导,需要先以社会心理学对自我服务偏见已有的研究为基础,将其纳入犯罪嫌疑人供述心理研究范围内,明确供述中犯罪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现象的特殊性及其作用形式,然后在具体审讯实例中对其进行准确诊断和正确引导,以达到顺利讯问,获得真实供述的目的。     

对自首的认定及其处罚

自首作为一项刑法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1997年刑法在总结多年来自首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了有关自首的规定。司法实践证明 ,自首制度在同犯罪作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进一步稳、准、狠地打击各种犯罪 ,把当前的“严打”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每一个法律理论工作者和司法实践工作者都应该正确地理解、把握和适用自首这一法律规定。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的接引与疏漏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拟修订内容主要在管理对象和行为、管理程序和程度、明确和补充性条款等几个方面。从拟修订内容来看,其仍然有不足之处,值得研究,如"禁止令"缺乏相关配套操作保障;删除了对外国人限期出境以及驱逐出境的相关规定;治安拘留未纳入听证的范围;将"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改为"吊销证照",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便利性和操作性;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给予处罚的规定模糊不清等问题。另,警告作为一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在我国缺乏责罚性,应该增加"社会服务令"这种处罚种类。     

服务学习:青年志愿服务与大学教育整合模式研究

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是一种新型的将志愿服务整合到大学教育中的模式.南开大学在中国内地首次将服务学习建立为无专业无年级限制的大学公共选修课.对选修服务学习课程同学的前测和后测调查显示:大学生到社区中服务儿童的实践建立了大学生(儿童成长辅导与陪伴者)与儿童(服务接受者)共同成长的服务学习模式;服务学习对推动青年志愿服务运动具有积极意义;对大学生成长和社区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