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法典》人格权编到《个人信息保护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专门立法,是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之个人信息保护规范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而来,二者协力共同构筑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体系。《民法典》人格权编确立了个人信息民事权益的基本框架,《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个人信息的性质、定义、类型、处理原则、处理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等方面发展了《民法典》的规定,更具有可操作性。《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规定了个人信息的国家保护义务,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建构了全面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在法律适用上,《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存在前者优先适用以及二者协同适用两种情况。     

大数据时代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的定位与保护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特征,体现为"个人弱控制"与"产业强需求"。2019年8月公布的《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三次审议稿)》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中被定位为人格权益本质,并且个人享有弱支配程度的人格权益。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的个人信息行为规制模式可为有效保护个人信息提供支撑。     

从斯诺登事件看公安机关收集个人信息应注意的问题

近日,斯诺登事件持续发酵,引发人们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高度关注。公安机关出于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打击违法犯罪的需要,业务工作中经常涉及个人信息收集的问题。尽管现有法律并未将公安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纳入约束范围之内,但公安机关应借鉴斯诺登事件带来的教训和启示,收集信息时注意限定合理范围、履行严格程序、采用合法手段、加强事前沟通、注意安全监管,研究、制定相应的规章和制度,规范收集行为,同时为信息收集提供合法性保障。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信义法进路：反思与修正

大数据时代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的地位愈发失衡,传统个人赋权保护路径的效用正在逐步减弱。为有效制约信息处理者并协调其与信息主体间的不平等地位,域外学界提出了信息信托的概念,并发展出了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的“信息受托人”模式,要求信息处理者承担为信息主体利益考量的信义义务;另一种是英国的“数据信托”模式,由第三方受托人提供独立的信息信托服务。两种模式均有不同程度的漏洞,需要结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实践加以反思。在肯定个人信息信义法保护思路的前提下,宜对信义义务主体加以修正,由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承担信义义务,并对信义义务具体内容、适用范围、法律责任等加以界定,发展出符合我国实际的个人信息信义法保护进路。     

论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是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冲突.其实质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可以协调.协调的原则应当是公共利益优先,兼顾个人利益,即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优先,兼顾个人信息保护.     

论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

在信息社会化高速发展的当下,个人信息的使用是一把"双刃剑"。其除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之外,也使个人信息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毫无防范而被公之于众的危险。因此,必须从民法的视角出发,清晰界定个人信息,提出保护建议,赋予民事主体获得救济的权利,才能使个人信息在民法上得到切实的保护。     

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

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大多集中在民事、行政等非刑事法律,《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首次提出用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这是对有关侵犯个人信息权犯罪的补充修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相关规定中仍存在一些不足或欠妥之处,如犯罪主体范围界定不明、犯罪客观方面亟需完善、缺少过失犯罪。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不足,提出建设性意见,完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浅谈信息社会犯罪信息的收集

侦查破案的过程实质上是犯罪信息的采集、处理、研判的过程,侦查部门如何采集、挖掘和有效利用犯罪信息,是破案的关键所在。信息社会犯罪信息收集存在许多难点。信息社会收集犯罪信息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调查访问获取犯罪信息,二是通过现场勘查获取现场信息,三是运用通缉通报收集犯罪信息,四是通过现代传媒征集破案线索,五是充分重视并利用信息社会里的信息工具,六是信息的重组与挖掘。     

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力度

正信息是符号,也是财产。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个人信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个人信息权作为重要的公民权利内容日益受到世界各国重视。国际间的信息交流快速增加,特别是网上金融交易和网上购物的实现,带来大量个人信息的流动,非法收集、利用、公开个人信息的案件也随之出现,个人信息的保护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问题。许多国家都已经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和标准,目前国际组织、机构和有关国家建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有:欧盟理事会《有关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的个人保护协     

从“权益”到“权利”:《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模式的反思与完善

我国《民法典》对于个人信息保护采取权益保护模式,这与该法对于其他具体人格权的规定有所不同,由此衍生保护力度不足、体系衔接不畅、分类保护导致路径冲突等系列问题,并导致个人信息保护停留于纸面。对此,我国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应当采取权利保护模式,这既是因为个人信息本身即可成为独立的权利客体,也是因为权利保护模式符合我国实际需要。因此,我国在修订《民法典》时,应当明确赋予自然人以个人信息权,并在已有的权利束之外增加诸如信息保有权、信息知情权、信息被遗忘权等其他具体权利;强化信息自决,让个人信息主体自己占有和控制个人信息;在救济方式上完善人格权请求权,并以侵权责任作为救济个人信息权的一种重要方式。     

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侦查机关在搜集案件线索中开始利用各种数据信息,但同时也存在侵犯、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风险。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使用者同时也是保护者,侦查机关应采取合理的方式使用侦查过程中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自觉接受内外部的法律监督,以切实维护公民利益与信息安全。     

不利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

不利个人信息是指对公民人格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的个人信息,如犯罪纪录、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纪录等.这类信息是否属于个人隐私,应否受到法律保护以及如何保护在理论上存有争议.探讨这一问题对于保护特定群体的人格利益和建立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浅谈现有条件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之策

通过阐明个人信息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当前个人信息安全现状和保护工作现状的分析,强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立足现有法律规范尚待健全的客观条件,探索总结以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为基础的个人信息安全治理工作方法,为企业开展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工作提供指导。     

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路径选择

个人信息在技术进步的潮流中既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却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新晋《民法总则》的颁布,首次以基本法形式在条文中对个人信息予以列述。但从条文表述上看,却并未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予以明确。司法实践中,也多将个人信息当作隐私予以保护而忽视了二者的区别。故而,对个人信息进行权利界定,将其与隐私权进行区分,将个人信息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并将其置于民法典分编中进行规制更为适宜,亦可更加完满的实现对人格利益的有效保护。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in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Age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odern computer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technology is a doubleedged sword.On the one hand,thanks to the rapid and convenient spread and exchange of computerized information and the compressed time and space on the Internet,computerized informa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many areas like the economy,culture,educa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politics.     

论基因信息隐私权的民事立法保护

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将会带来生命科学的巨大进步,但同样也会带来许多人们前所未遇的法律问题。基因信息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基因信息自身的特点致使基因信息隐私权在内容和客体方面不同于一般的隐私权,法律应当采取特殊的手段对基因信息隐私权予以保护。文章通过对人类基因组计划与基因信息的介绍,分析了基因信息隐私权的涵义、内容等,并提出了保护基因信息隐私权的立法构想。     

个人信息权保护模式探析

随着个人信息侵权事件的频繁发生,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问题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而对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模式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通过对美国和德国两国的个人信息权保护模式的分析,提出对我国个人信息权保护模式应选择人格权保护模式,将其确定为一项具体人格权加以保护。     

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保护的比较法研究

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离不开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利用,但是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现状令人堪忧,个人信息得不到有效保护。为此,可以从比较法角度考察美国、欧盟、德国的立法经验,从而总结共性并立足于本土法律文化进行创新发展。完善我国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保护,需要构建个人信息保护的利益平衡机制、对个人信息进行区分保护以及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     

制定民法典的体系选择--师从《德国民法典》的历史必然性

民法典的编纂今天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民法典的体系,应该仿效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或是采用其他体系,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通过对《大清民律草案》,北洋政府的《民律第二草案》,以及《中华民国民法》和1922年《苏俄民法典》编纂历程的回顾和体系的分析,找寻中国民法典应师从德国民法典的历史必然性。     

疫情防控中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衡平研究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政府及时全面地披露疫情信息,不仅推动了抗击疫情工作开展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还能及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疫情防控。但是,疫情信息公开也意味着公民个人隐私信息存在暴露的风险。基于公共利益满足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利益权衡,公民需要适当让渡其个人信息,但应以公民隐私权为边界,并以对个人信息的去识别化处理为前提。政府在对个人信息去识别化处理的过程中,应当评估个人信息在具体场景中的使用所可能引发的隐私风险,坚持信息数据利用的最小化原则,阻却个人信息再可识别的可能性。同时,应当加强政府对信息采集、传输存储以及披露利用等环节的安全监管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