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官职业的精英化

法官是实现法律效益的基本力量 ,是正义的分配者。法官大众化已不适合现代法治发展的要求。实现法官职业的精英化是实现法律精神的保障、是法律高效实施的必由之路。我们应积极借鉴外国有益经验 ,改革现有法官体制 ,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司法改革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育路径——以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为视角

在司法改革背景之下,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建设越来越需要专门法律人才的参与。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作为法治队伍建设的主力军,二者之间具备共同的法律知识体系、法律逻辑和一致的工作内容,均以实现案件正义为职业目标。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不仅能够提高我国司法队伍的素质水平和业务能力,还能促进各种法律职业者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我国的培育。立足我国实践,学习国外经验,从适时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建立遴选律师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客观评价机制、有序建立法官检察官职业保障等方面出发,积极探索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育路径,推进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     

构建和谐社会与当代中国检察官的职业定位

本文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视角对检察官的职业定位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必须紧紧抓住中国政治权力构架下中国检察权这一权力设置的独特性,即其核心和本质是法律监督权;必须将检察官职业定位于职业法律守护人,即护法官;在此前提下,对于检察官职业进行科学客观的角色定位,在改进执法理念等层面上作出努力,以实现建设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所要求的职业目标.     

法官的职业素质研究

本文从法官三大职业特征入手，阐明法官具有正义人、知识人和制度人三大职业特征，探讨和研究法官职业素质方面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形成的原因以及提高法官素质的对策与’措施。     

法官胜任力模型的构建及应用

构建法官胜任力模型不仅有助于提升法官司法能力,对组织选任、培养、考评法官,加强法官队伍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构建时,模型需结合公务员通用能力素质、法官职业特点和社会公众对法官的期望进行。为确保模型的科学可行,可基于不同级别、不同地区、不同条线的法官岗位设置不同的胜任标准。     

法官职业“去行政化”改革的现实意义及其未来走向——以2014年深圳法官职业化改革为视角

将法官职业"去行政化"是我国司法领域改革一直致力于打破的藩篱,是遏制司法行政化的必要一环。深圳的法官职业化改革只是为法官职业化改革点起了"一束光",并需要进一步细化,接下来的法官职业改革至少应该在理顺法院内部管理机制、完善法官职业选任条件和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等方面有所突破。     

论法官的人格建构

作为最直接也是最关键的影响法官行为的因素,法官人格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司法公正在个案中实现与否和实现的程度。法官人格在变迁和重整中产生的缺陷同法官守护正义的职业要求相去甚远。高素质的法官应当具备促进正义实现的精神和品质,以法律人、道德人和经济人为基本框架构建法官理想的人格图式和灵魂寓所已成为现代司法乃至建设法治社会的迫切要求。     

职业保障是法官职业化的底线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要“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这一讲话首次把改革法院人财物体制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中,为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中职业保障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充分的政策依据,指明了今后法官队伍职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我们必须正视和明晰法官职业保障存在的各方面问题,积极实施改革办法,构筑好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基本底线。     

论弹劾法官的标准

法官只在枉法裁判时才应受弹劾 ,这一标准符合我们的直觉思维。但法律的或然性以及法官内在思维过程的难以把握性 ,决定了这一标准常常是不切实际的。此标准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保留使用。应该主要采用的是“公信力”标准。公信力是法官之为法官的必要条件。如果法官因其各种关联行为、非关联行为而丧失公信力 ,那么他就应该被弹劾去职。此一标准具有较强的实施便捷性 ,并对法官的违法行为有由表及里的治疗效果     

浅析"入世"对法官职业素质的要求

“入世”,是不可回避的挑战。我们的法院和法官将会遇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并去接受这一严峻的现实考验。试想,一个不懂得蓝球规则的人要去当一个蓝球裁判,面对众多的观众和激烈争夺的双方,眼花僚乱地去判断“三秒”、“带球走路”、“带球撞人”以及犯规等,不难想象,这样的裁判是无法“执业”的。笔者试从简单的比拟,分析“入世”对我国法官职业素质的要求。“入世”决不是一场简单的蓝球比赛,法官也决不仅仅是一个视野只有350平方米的蓝球裁判。正视我国法官的现状和未来,笔者从以下三方面理解“入世”对我国法官素质的要求:     

关于提高基层法官素质的思考

基层法官素质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法院的威信,也关系到法律的尊严,更关系到全国民众对法律的信赖。因此,提高法官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和职业技能素质至关重要。     

法官职业化、精英化与我国法官培训教育机制改革

一个法官要公平正义地适用法律,职业化、精英化是必不可少的务件;而实现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又必然需要一个相对健全的法官教育培训机制.我国当前的法官培训教育机制还远远不能满足法官职业化、精英化的要求.在法官培训教育机制改革方面,我国要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适当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我国法官的教育培训机制改革应具体包括法官培训教育机构设置合理化、教育培训课程设置合理化和教育培训教师配置合理化等方面的改革和完善.     

法官良心与法律适用

法官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直接适用法律,并决定着案件审理的发展方向.法官的良心即法官的正义感、责任感对于法官审理案件有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影响法官对于案件的判断,并对法官的判决作出道德的约束.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不断加剧,法律的制定与法律的适用之间有时会产生差异.基于此,在法律的框架下,有必要提出相应解决策略,使法官的良心能够为法律的正义保驾护航,成为法律最后的守护者.     

也谈我国的法律漏洞修复技术——基于一种司法实践的角度

众所周知,"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看到司法活动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法官的判决更是人们目光的"焦点",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我们从内心崇尚法律的权威,坚信法官依法判案,但是,实际上现有的法律并不是完美无缺,涵盖生活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当法官面对法律条文没有具体规定时,他们怎么办,他们怎样解决遇到的法律难题,怎样填补法律的漏洞以使判决具有公信力。由此,对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漏洞的填补应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     

民俗习惯的司法功能

站在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认识民俗习惯的法源地位,民俗习惯是作为法官法源存在,但是,如何判断民俗习惯的法律属性存在着理论困惑。对此,我们应该对民俗习惯的司法功能在法律和事实两个层面上进行分别分析,在法律层面上,民俗习惯作为“法官法”存在,需要法官从司法判决中对民俗习惯进行法律发现;在事实层面上,民俗习惯作为经验法则或者事实证据存在,法官可以将其作为经验法则进行认定,在民俗习惯合理性存有争议时,可以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予以解决。可见,民俗习惯司法适用的问题是一个诉讼法或者证据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方法论的问题。     

法的局限性及其司法矫正

根源于法本身的特性,制定法具有不可排除的种种局限性特征,然而以实现正义和公正为目的的法律,在被实施过程中必须弥补和矫正这种局限性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司法途径来矫正法的局限性,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对法的发展和对法的局限性的矫正显得尤为重要和有意义,但是法官解释法律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为了更好的发挥司法对法的局限性的矫正功能,必须完善法官解释法律的体制和技术问题,而最重要的是解决法官素质问题。     

论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从改善法官和律师关系的角度出发

法律共同体是由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法学学者等法律人组成的法律职业群体。在该群体中,由于执业角度不同,在共同体内部依然产生分歧,该分歧的外化形式之一在当下可体现在法官与律师之间因受各种因素影响导致关系恶化和紧张,为了缓和这种恶化的紧张关系,应借鉴域外法官与律师职业互动的方式,通过发挥职业协会等自治组织的作用、增强律师与法官职业的流动性等方式来改善法官和律师的关系,构建法律职业的共同体。     

试论基层法院不严格适用法律的现象及其应对

目前,在基层法院的审判工作中,以法律作为唯一判案标准的意识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文章列举了某些法官由于从思想上对法律至上意识的淡漠,造成随意违反法定程序、胡乱引用法律条文、排斥新颁布的法律规定、为个案正义而变通法律等情况。通过分析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提出相应的措施,以求提高法官们法律至上的意识,解决基层法官不严格适用法律的问题。     

古代法官责任制度初探

法官责任制度是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它经历几千年辗转相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鲜明的特点,蕴藏了丰富的内涵。总结我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有助于了解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的精髓,可以为健全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提供一定的制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