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困境及其克服——以山东半岛为个案

跨域治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为适应公共治理的多元化趋势及跨部门议题而成长起来的一种合作型治理模式.胡锦涛2009年提出“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之后,“蓝色经济区”的跨域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地方政府的发展差异、机会主义行为、区域政府的保护主义等都制约着山东半岛地方政府之间的跨域合作.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有效途径有:建立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合作模型;树立连续博弈及跨域治理的理念;建立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参与合作的规则约束机制;建立跨域治理的协调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合作执行策略.     

乡村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构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破解乡村治理的难题尤为必要。切实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偏好,在资源稀缺和减少控制成本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偏好偏差、激励不相容、重要约束主体不在场等现实导致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塑地方政府偏好、优化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跨区域行政合作:类型、困境与合力机制研究

跨区域行政合作是地方政府对社会资源进行跨地区配置并对公共事务进行跨地区治理的一种新型府际关系模式,在现实中形成了"资源整合、利益共享","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吸纳辐射、强弱共进","责任分担、利益补偿","区域压力、共同回应"等合作类型,取得了一定的合作效益,但同时面临着集体行动逻辑影响、政府体制障碍、信任危机考验、官员政绩博弈、监督奖惩机制缺乏等多重困境。为此,需要加快中央政府层面的主导机制、地方政府自身的内驱机制、地方政府合作的保障机制以及区域社会力量的推动机制等合力机制等建设,才能突破当前困境,推动跨区域行政合作的良性和持续发展。     

财政分权、政治晋升、环境规制失灵: 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环境资源的公共产权属性决定了其容量的使用需要环境规制.对地方主要政府官员的政治激励约束机制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绩效的主要因素.优化政府环境规制绩效的路径选择关键在于激励与约束相容的制度安排,在于建立政府、生产企业、社会大众利益相协调的激励约束机制.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少数民族自发移民问题研究——以云南K县为例

治理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工具,可以为分析当下中国很多棘手的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正是将治理理论引入我国少数民族自发移民问题进行分析的一种尝试.随着我国西部边疆少数民族自发移民问题的凸显,很多组织和社会力量围绕着少数民族自发移民问题展开了颇有成效的治理,在云南K县就形成了一个涵盖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及民族精英的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但由于少数民族自发移民问题治理有着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导致参与治理的主体间尤其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缺少有效的合作,严重制约了治理的效能.为了实现少数民族自发移民问题的有效治理,必须突破原有的制度藩篱,推动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机制的构建.     

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间关系调整与优化——一种组织间网络的分析框架

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间关系的困局表现为:地方本位主义、非良性竞争、跨区域协作性不足和合作流于形式等问题.地方政府间关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新型理论分析框架,组织间网络理论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研究具有内在的逻辑契合关系.组织间网络理论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间关系调整与优化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在组织间网络理论视角下地方政府间关系调整与优化的路径选择是,更新观念:着眼整体,走向区域行政;培育文化:增进信任,提升社会资本;优化模式:创新管理,构建整体治理;优化制度:抓住关键,理顺治理关系;创新机制:建立联结,促进互动联系.     

编制管理软约束抑或体制灵活性:基于四个城市辅警扩张的实证研究

编制管理事关党和国家治国理政战略资源的配置,政府对稀缺的编制从严控制。然而,各级政府和部门直接或间接雇用了规模庞大的编外人员。编外人员扩张是编制管理制度被"绕过"的结果还是体制灵活性的体现,尚缺乏确切的"答案"。四个城市辅警"增长的故事"和田野调查表明:公安编制获得了倾斜性增长,但是被严格控制;地方自定编制被核准和清理;辅警等编外人员扩张是经济社会事务发展需要与编制紧缺矛盾的务实性选择;辅警存在核心业务岗位限制、编内编外比例限定、地方财政能力约束等灵活性和规范性机制。编制的精简控制与编外人员的差异性增长是中国政府治理灵活性和适应能力的体现。随着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推进以及编制资源的跨地区跨部门动态配置,利用财政预算限制编外人员总量,以及以"机器换人"来适度替代编外人员成为编制管理改革的重要选项。     

实现权力与利益的整合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

加强对权力和利益的整合,实现权力共享与利益的分享,提高地方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地方政府应面对利益多元化的现实,建立整合利益关系与权力共享机制,发展多元的社会结构,使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由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向网络综合治理转变,从而提高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建立健全以利益协调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平衡、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当代美国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的实践及其启示

当代美国联邦制的实践需要对地方政府间关系进行协调,而协调实践中市场机制与科层制都无法解决全部问题,因此组织间网络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机制应运而生;当代美国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的制度建设,包括多元化的治理机制、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相对规范的地方政府,这对当代中国类似问题的有效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挑战与途径:基于地方治理的视角

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在理念、主体、模式等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在地方治理视野下,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仍存在一些挑战,包括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存在较强的经济建设路径依赖、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现实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手段较为单一等。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重塑中央—地方关系,建立服务型政府建设动力机制;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机制,解决跨区域公共物品提供问题;合理培育市场和社会,运用市场和社会力量补充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研究——以广东顺德为例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是通过整合地方政府部门和事项,以最大限度发挥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而这与整体性治理的中心理念、组织结构、现实目标有着较高契合性。因此,选取广东顺德大部制这一地方典型改革为例,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深入分析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为地方政府未来改革提出以下建议:建立大部制下的整体性内部协同机制;职责整合机制;内外协调机制;监察约束机制。     

我国区域合作治理困境与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选择

区域合作治理机制是为解决地方政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ICA)问题而采取的制度安排。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交易成本。我国当前的区域合作治理以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协作为主要形式,存在着横向政府协调缺乏约束力、纵向政府过度介入与介入不足并存、社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等问题,区域合作面临诸多困境,交易成本高昂。本文提出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的概念,认为在区域合作治理中要正确发挥纵向政府的作用,将上级政府的纵向嵌入与地方政府的横向协调相结合,以降低交易成本。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选择受到区域合作性质、区域合作风险、区域差异特征以及地方政府自主权等因素的影响。嵌入方式包括政治动员、法律和行政命令、战略规划、制度激励、项目评估、省部际联席会议等。应根据区域合作的不同类型,综合分析上述因素,合理选择纵向关系嵌入的时机、程度与方式。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为我国府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对推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有效合作,更好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有益。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分析——基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多案例比较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表现出差异化的行为。本文立足于政策执行的经典理论,从央地关系和地方政府角色的视角构建地方政府政策响应行为差异化的理论解释框架。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响应行为受到其扮演的“国家代理人”、“理性人”和“社会代理人”这三重角色的影响。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政策为例,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地方政府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三重角色会影响其政策执行的主观意愿,地方政府可支配资源会对政策执行形成客观约束,最终所产生的地方政府的整体政策目标序列是解释其政策响应差异的重要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理解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地方政府更好地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改善民生保障提供了新的思路。     

物业税税制改革的财政公共管理体制困境探析——地方政府“逆向软预算约束”的分析框架

运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探索了制约我国物业税税制改革的财政公共管理体制中的约束机制,得出结论如下:不规范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直接后果造成了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和"逆向软预算约束",而分税制改革给地方政府收入结构带来的"驱赶效应"以及地方政府事实上具有获取体制外资源的强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又强化了地方政府的"逆向软预算约束"机制.在上述财政管理体制环境中进行物业税改革自然步履维艰,因为地方政府"逆向软预算约束"机制是制约物业税税制改革的直接原因;不彻底的财政分权体制缺陷是制约物业税税制改革的根本原因;社会约束不力以及相关制度设计缺陷是制约物业税税制改革的外在原因;税制设计严重老化是制约物业税税制发展的内在原因.     

激励制度、问责约束与地方治理转型

正向激励与负向问责的二元维度,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地方分权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等正向激励制度,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而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负向问责约束松弛,导致地方治理存在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偏低等问题。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及质量,提升地方治理的回应性和公平性,关键在于加强责任政府的制度建设,强化自下而上及横向的问责约束。     

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执政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正>腐败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目前,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如何处理好反腐败与市场经济改革、政府治理、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利用中国2000~2013年宏观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市场化程度、政府治理和制度安排因素对反腐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提升能够起到消减腐败的作用。政府治理对反腐败影响较为复杂,政府规模表现为规模越大,治理能力越完善,越     

用现代治理模式推进地方政府社会管理改革

与传统治理的管制和一元不同的是,现代治理要求政府具有较强的自控能力,防止政府规模的膨胀,要求行政组织减少层级,缩短指挥链条,给员工们更大的自主空间。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地方政府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根基,也是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心。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用现代管理模式,推进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改革,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能力。只有地方政府加快自身的改革,做到职能上的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只有进行制度创新,让社会组织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与成长土壤,让其在地方治理上有更大的平台;只有各级行政组织变控制为服务,变管制为协调,变命令为沟通,才能使中国地方的社会管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科层制、整体性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理解当下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情境下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主题。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政府治理模式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不断调适。调适的背后,是中国地方政府一以贯之的科层制架构,科层制作为常规治理机制,是地方政府组织体系的机体和基础,具有理性、专业化和高效率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结构僵化、部门割裂等问题,需要非常规治理机制来弥补。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除科层制结构进一步强化外,主要体现在非常规治理机制的变迁。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整体性治理兴起并在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中充分体现,是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动向。基于科层制和整体性治理的互动关系,本文构建出中国地方政府的"科层制为体—整体性治理为用"模型,并以H市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作为实证案例,展开分析验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组织架构和实际运作是以科层制为组织机体、整体性治理为功用的模式,整体性治理的协调、整合和相互嵌入关系机制依托科层制架构各自发挥作用,从而在作用机理上有效发挥了整体政府功用,科层制与整体性治理密切结合,科层制决定整体性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整体性治理弥补科层制的固有缺陷,两者之间是一种体用关系。     

府际治理视野下的区域治理创新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作为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然无关联机制、市场机制、科层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是协调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四种基本制度。自然无关联机制早已过时,必须摒弃。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在协调政府间关系时具有积极效应,但却存在着＂市场失灵＂和＂科层制失灵＂的治理困境。府际治理机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正确选择,也是当前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