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狱内侦查学的思考

在我国狱内侦查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中，对“狱内侦查”的两种主要观点都存在着缺陷。首先，人们将“狱内侦查”理解为侦查机关破案的一种侦查方法，但都局限于对监禁场所内又犯罪案件的侦查，而忽视了把它们作为一种侦查方法的研究；其次，将“狱内侦查”理解为对监狱内又犯罪案件的侦查，范围过窄，应将研究的范围界定在“监狱、拘役所、看守所”等所有监禁场所之内。     

瞒天过海:侦查经济犯罪案件的方略

反贪污贿赂是正义祛除邪恶的斗争，也是智谋与狡诈的角逐；犯罪侦查是法律形式的政治斗争、对敌斗争，是深邃的智慧活动。“三十六计”荟萃了兵家韬略，取克敌制胜之精华，是用智用谋的经典，经历代而不衰。这正是侦查犯罪所需的，为侦查理论所推崇。这一点对于侦查贪污、贿赂等高智能犯罪尤为重要。深信随着反贪污贿赂斗争的深入开展和侦查技能的不断提高，“三十六计”将会在犯罪侦查中得到广泛运用。本文发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借鉴“三十六计”中“瞒天过海”的谋略，结合贪污、贿赂犯罪侦查的理论和实践，阐述了贪污、贿赂犯罪侦查…     

建立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构想

诱惑侦查，是刑事侦查制度中的内容，属于特殊的侦查手段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早有研究或实践，但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上尚未深入。诱惑侦查的两种类型是“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本文认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与合理的，有必要从适用对象、适用范围、行为方式和程序控制上进行规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诱惑侦查纳入侦查制度体系中。     

论侦查认识的客体

侦查认识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认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是侦查认识的目的，因此，案件事实是侦查认识的客体，案件事实可以解构为“案件的客观事实”、“案件材料反映的事实”和“查明的案件事实”三种形态。案件的客观事实是侦查认识的本原客体，案件材料反映的事实是侦查认识的中介客体。查明的案件事实是侦查认识的结果客体。     

维多克模式对狱内侦查工作的启示简

“维多克侦查模式”（以下简称“维多克模式”）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巴黎警察厅刑事警察局的开山鼻祖埃森m费朗索瓦·维多克在狱内侦查中创设“罪犯对罪犯”的模式，此种侦查模式在当时取得重大成绩。经过两百余年，此模式理念对我国的狱内侦查工作来说，仍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本文主题并不着重比较研究法国“维多克模式”的背景、产生及内容等，而是以“维多克模式”为引子，着眼于研究当前新形势下监狱狱内侦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以期对目前的狱内侦查工作有所裨益。     

论新《律师法》实施中有关律师会见的两个争议问题

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的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与《刑事诉讼法》第96条中的“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并不矛盾，律师会见“不被监听”，指的是不被电子监听，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时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在侦查阶段，对于律师的“三证”是否真实合法，即律师是否具备会见资格，侦查机关可以进行审查。     

论我国侦查结构的完善

侦查结构一词，从语义学上看，是由“侦查”与“结构”这两个词组成的偏正式短语，即侦查的结构。对于侦查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6)第八十二条第(一)项做出了明文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结构，又可称作形式、模式、构造等，是指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安排、组织及相互关系，即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组织、组合的形式。     

“方正”和“高术”——一波三折后的思考

“陷阱取证”是耶?非耶?“陷阱取证”来源于刑事诉讼法学中的“诱惑侦查”。诱惑侦查，又称警察圈套、侦查陷井，是指刑事侦查人员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侦查对象暴露其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     

信息引导反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几个问题探析

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著名趋势学家奈比斯特首先明确使用“信息社会”这一概念来描述未来社会。作为对信息化的一个回应，“信息引导侦查”业已成为职务犯罪侦查领域近年来出现频率很高的专业术语．作为一个时代命题，“信息引导侦查”体现了科技创新和社会管理方式创新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必然要求。加快信息引导侦查工作，是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与时俱进的一种体现。     

强化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构想

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要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职务犯罪侦查作为反腐败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是遏制和惩处腐败的重要手段和前提。“人世”后，随着职务犯罪日益向国际化、复杂化、智能化、隐蔽化发展，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中存在的弊端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职务犯罪侦查的理念需要更新；侦查机构设置不合理；侦查手段滞后；证据质量低下；侦查对策研究不力等方面。     

监狱场所适用人身强制侦查措施初探

近年来，我国监狱场所对在押罪犯中又犯罪嫌疑人采取人身强制侦查措施的过程中，在适用法律、立法权限划分上，强制措施的强制力度、适用范围、执行地点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规范、不完善的地方。应重构监狱机关的侦查措施，重构需遵循法治原则、措施法定原则和立足监狱机关侦查工作实际的原则。根据在押罪犯中又犯罪嫌疑人实施又犯罪的严重程度等可以考虑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设立“审查控制”、“侦查隔离”、“候审隔离”三种适用于又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强制侦查措施。     

“讯”与“供”：传统侦查中诉讼角色的互动——以中国传统“拷讯”制度为中心的展开

在中国传统侦查中，“讯”与“供”构成一对相反相成的共同体，传统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等不同诉讼角色参与其间，在不断的互动中完成传统侦查的中心任务——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捕获犯罪嫌疑人。传统侦查奉行“有罪推定”、“无供不录罪”，对“供”的高度关注使得“讯”获得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和证人动辄遭侦查人员的拷讯，刑讯制度渐臻发达。中国传统法律规定了拷讯的对象、使用条件和具体运作，并且也规定了对违制拷讯行为的惩戒机制，但并没有阻却传统侦查实践中肆虐的违制拷讯。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侦查文化论纲——兼论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文明孕育出荦荦大端的传统侦查文化的同时，东西方其他古老文明也培育出了精彩纷呈的侦查文化。在比较法律文化的视野下，与其他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侦查文化对比之中，我们更可以发现中国传统侦查文化具有以下特征：中国传统侦查充溢着关切人的“民本主义”色彩；“专制集权”构成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根本品质；传统侦查文化中充斥着“工具主义”；中国传统侦查非常注重经验的积累，并发展起较为丰富的传统侦查措施体系和谋略体系。中西方传统侦查文化的嬗变既有殊异，也有共通之处，它们的嬗变过程为中国传统侦查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镜鉴。     

浅谈职务犯罪的秘密侦查

当前，我国反贪案件的侦查模式基本上属于“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一般是在掌握一定犯罪线索、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取更充分信息后，再以嫌疑人口供为基础搜集其他的证据。如果收集的其他证据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有所出人，就继续讯问。如此循环往复，整个反贪侦查程序基本上都是被动地围绕嫌疑人口供进行。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模式极大地制约了反贪部门的侦查成本和效率。笔者认为，为适应反贪侦查的严峻形势，提高侦查效率，采用秘密侦查不失为一种切合实际的选择。秘密侦查是指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在严密的指挥和监控下，秘密使用跟踪、设伏、录音监听、摄像、伪装潜入等合法的手段，掌握侦查对象的动向，控制其活动，从而发现和揭露犯罪的一种侦查方法。秘密侦查对于反贪污贿赂案件的破获具有巨大的效应：     

认识论范式的“反常”困境——对侦查学的范式考察

在库恩“范式”理论的视阈中，我们发现目前侦查学的研究范式一一认识论范式对侦查活动本质属性的把握和解释无法回应侦查实践的客观发展，其驾驭力、涵盖力、整合力、体现力已相对不足，无法将“证明”、“事实”、“实践”、“建构”、“目的”、“技术”、“科学”、“价值”、“具体”、“整合”等侦查活动的重要范畴纳入到自己的范式体系之中予以解答，形成了十面“反常”、“危机”四伏的局面．这预示着“学科革命”的到来，新范式的孕育和诞生．     

现代侦查模式图

侦查模式,是指征侦查过程中,根据侦查活动的一般规律和案件自身特点,侦查机关采用侦查方法的概括和抽象。侦查模式可以分为“从案到人”、“从人到案”和预谋案件等专案侦查模式。传统的“从案到人”是一种“被动回应型”侦查模式。即发现案件后,侦查部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组织侦查人员展开侦查破案,一般情况下,有现场的案件,如杀人、强奸、爆炸、     

服务办案科学应用推进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化建设

加强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化建设是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重要任务。建立一套完整的、纵横交叉的、立体协同的一体化职务犯罪侦查指挥系统，可以实现对职务犯罪信息的收集，案件线索网上录入、评估与流转，涉案信息的快速查询，以及网上办公、办案、监控、指挥等多项工作，为职务犯罪的侦查节省时间、提高办案效率、提升办案水平。一、职务犯罪侦查指挥系统建立在整体网络架构之上以检察专线网为依托，将“情报信息查询分析系统”、“检察办公办案系统”、“侦查指挥中心”、“同步录音录像审（讯）问系统”相连接，并通过侦查指挥车和手机定位系统实现远程信息接入，建立一体化的信息协同共享平台。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完成案件线索录入、分析评估和办理结果的跟踪反馈，提高线索流转速度和利用效能，提升线索规范化管理水平，加强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实现涉案信息的快速查询。     

论主动性侦查的程序规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犯罪亦日趋复杂化。一些具有高度隐蔽性、组织性的犯罪，已经对传统的“回应型侦查”侦查行为提出了挑战。为更有效的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与之相时应的“主动性侦查”措施越来越被侦查机关广泛的采取。但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住宅权、名誉权等重要公民基本权利，遏制非法的搜查、诱发犯罪等活动，必须对主动性侦查的程序进行严格的规制。     

历史视野下的侦查“不立案”研究——以侦查启动的禁止性要件为分析中心

在我国现代侦查领域中，立案程序扮演着侦查启动的重要角色。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侦查领域中也存在着“立案”，但它只是启动刑讯的手续。封建社会侦查领域也存在着类似于现行立案程序的过滤机制，通过设立管辖、主体、客体、形式等方面的禁止性要件，使得侦查无从启动，从而达到“不立案”的客观效果。     

论视频侦查三要素

通过“天网工程”“平安城市”等工程的建设，利用视频图像为侦查工作服务已经成为现实，视频侦查技术也已经成为继刑事技术、行动技术、网侦技术之后的又一项重要支撑技术。视频侦查工作的发展历经十余载，涌现出了大量技战法和相关理论。对视频侦查内部要素进行分析并总结其规律，能促进视频侦查更好地发展。视频侦查发展主要有规模、思维、技术三要素，并且三要素交替驱动发展侦查工作。在初期，主要通过大规模建设视频监控基础设施来推动发展，当规模接近上限，主要依托思维和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新技术规模化应用以及侦查人员对新技术的掌握应用，又将促进视频侦查工作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