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数量，是指与定罪量刑有着密切关系的犯罪数额和作案次数，而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就是指犯罪数额与作案次数的认定规则。系统地研究、制定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是统一司法标准、提高司法水平、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需求。一、犯罪数额认定规则我国刑法中有相当一部分犯罪是以一定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在这些以犯罪数额作为定罪量刑事实依据的案件中，犯罪数额是衡量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重要标准。但是，我国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犯罪数额的认定规则，以至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认定犯罪数额混乱的情况，影响…     

行政行为的刑法机能研究——入罪视角下的分析

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大量的行政行为在定罪、量刑、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等方面的条文，凸显了行政行为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影响。行政确认行为体现了对同一个行为之主观心态认定的行政认定和刑事认定产生的悖论，这要求刑事司法认定不能以行政确认为前提。行政处罚作为犯罪成立之前提更有准严格责任适用之意味，这会导致取消该罪本身成立的既有刑法标准。在量刑上，行政处罚作为刑罚从重处罚的依据是时无关之已受处罚的行政违法行为不当评价的结果。基于常识，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行政处罚作为刑事司法的证明事实也是没有必要的，作为刑罚替代措施的行政处理是违法司法解释的产物。基于此，对入罪和量刑之行政行为必须建立一般司法审查机制，这是控制大肆扩张之行政行为以及罪刑法定和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     

论刑事司法的合情理性

“情理”是指“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无特定内容及表现形式，具有潜在行为规范作用。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因刑事立法、司法过程的民主性、刑事司法者情理推断能力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其与情理间客观存在着紧张关系。我国刑事司法应合乎情理。合乎情理的刑事司法在最大限度地弥补刑事法律规范固有缺陷的同时能获取司法认同。为降低执业风险，刑事司法者在加强刑事司法过程情理色彩的同时应综合法律规范和情理来推定犯罪主观方面、认定犯罪客观方面，并在法律适用时兼顾情理。     

鉴定结论司法运用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鉴定结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较为广泛，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行政责任认定结论而不是鉴定结论；同一事项存在多个不同鉴定结论时，不能简单地以鉴定机构的级别来取舍，而应结合其它证据来综合判断；运用鉴定结论前应当审查其合法性等。鉴定结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通过以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起到联结其它证据的作用、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认定案件事实、直接证明案件事实。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刑事疑案初探

刑事疑案是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在犯罪事实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被罪界定以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上存在疑难的案件。刑事疑案是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一种十分复杂的法律现象，有立法上、司法上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形成，它在全部案件中虽所占比例不大，但直接影响案件的公正合法处理和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对公正执法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刑事疑案是否提起公诉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是对检察机关是否公正执法的严峻考验。检察机关的起诉部门在审查起诉时如何办理刑事疑案，我们认为应特别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认真审查认定涉嫌犯罪…     

刑事司法裁量的边际均衡——从枪支认定标准与赵春华案切入

立足于真实的社会生活实践而不是想象的概念语词,能更好地厘清涉枪案件刑事司法面临的困境。经由枪支认定标准,刑事司法权力突兀地介入普通民众的正常社会生活,打破司法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基本边际均衡,造成了刑事司法裁量的尴尬。刑法意义上的具有高度危险性的枪支,不应该与普通民众生产、经营、游艺所使用玩具枪、仿真枪的正常活动发生关联。刑事司法不侵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这是刑事司法权力与公民社会利益的基本边际均衡。以一个侵扰公民正常社会生活的枪支认定标准为基础对涉枪案件进行“综合考量”,只会增加刑事司法的内部复杂性,进而造成刑事司法正当性的严重削弱。只有直面真实的社会生活实践,摒弃迷恋语词的法律形式主义思维,看重刑事司法的系统性后果,确定适宜的枪支认定标准,维护刑事司法裁量的基本边际均衡,才能有效化解涉枪犯罪司法治理的困境。     

指纹鉴定在认定犯罪事实中的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指纹鉴定这种证据形式在刑事司法中得到广泛应用，对犯罪事实的认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只有指纹证据材料而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认的情况下，能否认定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审查逮捕工作中又如何看待这种证据，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尽相同。     

刑事罪名的不确定性及其公诉价值

在刑事诉讼中,罪名的产生要经过认定法律事实、选定法律规则、法律规则与法律事实的耦合三个环节。由于在这些环节中事实认定的不确定性、法律适用的可选择性和司法主体间的角色差异,导致了刑事司法中罪名的不确定性。公诉工作要充分利用刑事罪名不确定性所留下的合理空间,实现公诉的价值目     

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刑事推定

司法实践中,“主观目的”的判定一直是目的犯认定的难点和疑点之一。目前对于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引入刑事推定证明方法来破解诈骗案件中行为人主观目的认定难的问题,弥补我国相关案件认定方法的缺失,也能避免直接认定带来的不利后果。在使用刑事推定方法时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明确案件所涵盖的基础事实以及刑事推定的步骤;检察机关还应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以确保刑事推定结论的合理性。     

刑事推定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刑事推定是一种证明方法,即在刑事诉讼之中,裁判者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在反驳不成立的情况下,由基础事实认定推定事实的一种事实认定方式。目前我国解决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时,在使用刑事推定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标准不一,容易出现错误认定,造成错案,不利于准确打击犯罪和保护社会法益,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刑事推定的立法规范极其必要,并且应该尽快研究确立刑事推定所遵循的原则和适用规则。     

司法人员办理刑事错案的心理误区

无论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对刑事错案的标准、认定程序等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一般认为，所谓刑事错案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对案件的事实、证据认定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从而造成定罪量刑错误的案件。造成刑事错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办案人员的心理误区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在这些错误心理误导下，极可能导致错案出现。     

行政认定不应作为行政犯认定的前置程序

要求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出具行政认定意见,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新出现的现象,它关系到对行政犯的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理解。行政认定的实质是行政违法性认定,虽可由行政主体出具,但评价其能否作为犯罪构成要素的是司法机关。司法机关既可采信,也可按照开放的犯罪构成要求,依据刑法条款及其指示的行政法律法规,直接进行实质的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判断,而不简单地迷信于非议颇多的行政认定。在行政犯的刑事违法性判断中,行政认定可以缺位,行政违法性判断必不可缺。以行政认定作为刑事认定前置程序的弊端明显。     

取保候审后外逃又主动投案的性质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刑事审判阶段，对自首的认定往往持一种较为宽松的态度，即只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鼓励犯罪分子投案争取宽大处理和降低司法成本的价值就可以认定为自首。本文以为此种做法欠妥，要正确认定自首，从形式上必须严格遵循其法定构成要件的要求，在内容上必须回归到自首的本质上，同时还要考虑其适用的法律效果。     

域外鉴定种类：情状鉴定的经验及启示——基于日本的实践考察

犯罪嫌疑人主观状态的认定一直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情状鉴定作为一种特殊的鉴定种类，主要关注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状态和环境调查，可以作为一种辅助认定犯罪嫌疑人主观状态的方法使用，在查明犯因、审查起诉、精准量刑、社区矫正等方面作用凸显，而我国对于该鉴定方法关注相对较少。结合日本的实践经验和我国国情，可以合理借鉴情状鉴定相关制度和方法，整合现有检验方法，科学认定主观状态；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精准辅助案件量刑；借助科技聚焦精准，量化检验减少误差，逐步实现科学认定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状态，推动我国刑事司法进程的发展。     

行政法规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由于行政法和刑法之间的交叉融合，行政法规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法规范，可以成为认定犯罪的前提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围绕行政法规在刑事司法中如何适用却存在着不小的意见分歧，而分歧背后反映了违法一元论与违法相对性的理论争议。我们应当立足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从行政犯的双重违法性、行政法规中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行政法规的修改等三方面在刑事司法中准确适用行政法规。     

微罪的概念补正与现实批判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为了有效发挥刑法治理社会的工具价值，积极主义刑法观应运而生。积极刑法观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重要表现就是增设微罪。微罪是指法定最高刑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罪名，应当坚持“形式标准划分说”认定微罪，从而在实体和程序上实现犯罪分层的意义。微罪入刑现象对于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刑事立法上积极增设新罪，刑事司法活动中扩张适用微罪。微罪入刑这一现象存在现实弊病：错估了刑法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作用；误导了我国刑法结构的发展方向；无视犯罪标签带来的严重后果；加剧了紧张的司法资源。当下，我国刑事立法活动应当谨慎增设和适用微罪，在社会治理和保障公民自由之间寻求平衡。     

对共同侵害人正当防卫的解读

从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着手，通过实践中的疑难案例，基于对刑法规定的解读，在刑事立法精神的指导下，深入分析对共同侵害人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在分析案情的基础上解析对共同侵害人正当防卫的认定。     

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的合法性及其效力

目前司法实践在对跨境网络犯罪的侦查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传统刑事司法协助以外的非正式电子取证手段,但学界对此却一直存在着认为非正式电子取证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以及其所获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也存在疑问的攻诘。传统的正式刑事司法协作难以应对新型跨境网络犯罪,数据主权与打击犯罪的利益衡平与我国证据立法的空间表明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应当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之上,对跨境非正式电子取证所获电子证据的效力认定,应当遵从证据能力到证明力的阶层化思路,在证据能力认定中重点考察是否存在《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从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证明力认定中重视境外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与证据补强来弥补最佳证据规则和瑕疵证据规则。     

"违法所得"探析

"违法所得"这一法律术语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等事实、情节的认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违法所得"内涵的理解直接决定着司法实践中案件的处理。在刑法中,应当将"违法所得"解释为违法行为获利数,不仅符合立法文字原意,而且实践操作可行,不影响经济法、行政法与刑法对非法利益认定处理的合理有效衔接,并且刑事司法实践也逐渐认可了这一点。     

论新庭审方式下法官的认证活动——兼谈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几点思考

从新刑诉法所确立的控辩式庭审方式的特点谈起,剖析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司法实践对证据制度运行层面问题进行剖析。明确要围绕控辩式庭审这个核心，来构造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并提出方案以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为切入点，来明确法官职责、证明标准、证明责任、认证的实质．解决影响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人证言和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准确性问题．规定相关的证据开示制度和法官认定事实的活动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