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浅探

法治与德治的功能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古代中国德治与法治的文化、思想渊源,自然哲学的观点来分析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用结果倒推的方式来分析德治与法治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他们之间的联系,究其区别。     

德法相济:提高政法队伍道德素质的必由之路

德法相济(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是江泽民总书记“以德治国”重要思想区别于传统“德治”思想的最显著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治国新方略的精髓。全面体认“以德治国”思想,加快提升政法队伍的道德素质,必须坚持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坚持“德治”与“法治”并举。 从人性善恶的矛盾来分析,只有德法相济才能实现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人性是善与恶的矛盾统一,道     

法治与德治整合的理性思考

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两种治国方式。要在推进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的过程中促进二者整合，必须明确法治与德治整合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渊源，强调法治与德治应理性地统一在宪政原则之下，增强法治的道德品性，培育德治的法律秉性，进而开启治国模式的新路径。     

论德治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对德治教育、法治教育的内涵分析,深入探讨德治教育和法治教育的关系。即德治教育是法冶教育的基础,法治教育是德治教育的保障,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人治、法治、德治：治理社会的三种基本方式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治理社会的基本方式大体有三种：一种是人治，一种是法治，一种是德治。而且，治理社会的基本途径必然是由原始社会最低层次的德治，发展到阶级社会中间层次的德治与人治、法治并用，再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层次的德治。     

法治与德治

在市场经济中,法治和德治都各自有自己的功能优势和局限,如何寻求法治与德治的契合点?这就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抑制。     

道德态势与社会控制模式需求定律——我国接受西方法治思想与模式原因的新解读

道德的“自我”单位变量与法律控制的需要量是成反比的,即道德的“自我”单位越小,法律控制的需要量就越大。人性中固有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需要更多的法律控制。某一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影响该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大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德治控制模式;西方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法治控制模式。中国传统社会所选择的德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反,并高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德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差;西方社会所选择的法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一致,并等于或低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法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发生反向渐变,因而社会从对德治模式的选择逐渐转向对法治模式的追求。     

法治、德治与宪政

法治与德治是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两种治国方式 ,两者的理性统一构成了宪政。离开了德治 ,法治就失去了道德基础 ,并成为不可实现的空想 ;离开了法治 ,德治也将流于空谈 ,并最终走向专制与人治。宪政是法治的最高形式 ,同时也为整个法律体系提供了必要的道德根基。作为法治与德治的理性统一 ,宪政是任何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浅谈法与道德关系的现代价值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社会具备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双重保障.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是法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今时代的呼唤.法治和德治应当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本文首先分析了法与道德的共同性与区别,然后围绕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法治与德治的差别,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性、法治与德治的协调性灯几方面加以论述,明确了二者的关系,期待对二者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法律的人性假设基础

生活中常有人对中国的法治状况产生这样那样的议论和思考,有给与积极肯定的,但也有相当大比例的人群在与西方国家法治状况的对比中对中国法律的制定和运行感到悲观,那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本文将从一个案例出发就东西方法律的人性假设基础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     

心本管理——管理学前沿的新方向

管理者心灵的自我管理和修炼是管理的基础。本文从对心本管理的科学界定入手,指出了其人性假设,构建了基本要素(心理契约、管理伦理、企业文化和管理环境)。     

寻求宪法原则下的德治

依法治国已经入宪,德治应当与法治这一宪法原则相容。我国古代有丰富的德治资源可资利用。早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创建周王朝的初期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内容包括德政、统治者的私德、以德化民等,其核心是德政,传统德治与作为宪法原则的法治并不相容,它在政治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依据、治理目标、治理方式等6个方面存在冲突,必须对传统德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之与法治相容,这包括赋德政以新的时代内容、对德的内容进行限制与改造、在法律安定的前提下发挥德的纠偏作用、对道德教化作民主转换等等。德治当从正官德始,并使之法律化。     

论“法德并进“的社会治理模式：理论基础、经验与展望——以杭州探索为例

法治是我国既定的治国方略，也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前提和路径；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德治传统的社会中．法治的实现必须立足于对德治资源的整理与统合。杭州市“法德并进”的社会治理模式是“法治”与“德治”在社会管理领域的有机整合．在理念、组织和制度等多层面统摄了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是对当前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回应．是落实和实践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表现。“法德并进”社会治理模式的目的是形成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

本文认为当我们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的时候 ,不能片面地认为法律本身是万能的 ,也要注意加强德治建设 ,以达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目标。     

论当代中国的德治心态──兼析官本位在中国的法律基础

中国传统的法律观主要有两家，即法家和儒家，把这两家的观点用法治与德治来概括是不准确的。法治是近代以后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法律观念，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中国法家有着木质不同。传统中国法治和西方法治不是法治之间的区别，而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废除官本位的根本在于法治建设。文章认为有必要将中国的传统法治改称为刑治，以区别于近代以来的西方法治，而德治只不过是别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德治的灵魂是官本位。民水位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正象官本位是封建法律的灵魂一样。     

论法律的道德化

在我们大力提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道德的教化作用。在国家、社会的管理中,应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     

浅析人性及其与法律的关系

人性是关于人的本质与本性,具有三个基本属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历史上,关于人性的学说枚不胜举,均是对人性的一种理论假设,现实的人性是一致的。人性作为一个社会概念,与法律存在着不可磨灭的关系:法律具有人性基础,并以一定的人性为基础,人性与法律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追求自由、正义、公平等。本文指出在我国现代法治建设过程中更要注重法律与人性的关系,和谐处理好二者关系。     

以法治为基 以德治为本——德法并举是中国治国模式的新探索

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本文从德治与法治的哲学基础、历史渊源着手,积极探索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途径,构建德法并举的治国模式。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两者缺一不可。法治是他律,德治是自律,不同的功能和特性决定了法治与德治互补的内在关系。本文指出我们要在理论和实践中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法国"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推进社会的和谐全面发展。     

略论法治的人性内涵

法治建构在一定的人性基础之上 ,具有人性内涵。法治应该在人的本性中寻找法的牢固支点。有人性基础的法治 ,是合乎人道的。法治不仅能矫正人性 ,而且还能改良、张扬人性 ,促进人性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