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混混”——以湘北H镇为例

乡村“混混”与城市“混混”的弱势边缘地位完全相反,他们在乡村社会中横行霸道,欺压村民,攫取非法利益,并称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结构性组成力量,而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对其压制与控制却显得较为软弱无力。因此,探究乡村“混混”在乡村社会秩序中坐大的原因,就必须回归乡村内部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所经历的转型中找寻“混混”成长的逻辑。     

社会工作专业干预下的同伴教育——以上海市P镇“女性戒毒沙龙”为例

作为一种健康教育模式，同伴教育已被广泛应用于吸烟劝阻、酗酒干预、艾滋病和犯罪预防等诸多领域，上海市P镇的禁毒社工也尝试通过“女性戒毒沙龙”活动将同伴教育模式运用于社区戒毒康复工作。较之于国内其它省份的实践形式而言，社会工作专业的干预是上海戒毒同伴教育模式的最大亮点，但上海的这一模式目前也面临着同伴教育形式化、骨干组员能力提升不够、操作细则有待完善等发展瓶颈。     

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解释逻辑——以具体案例为视角的考察

“违反国家规定”是确定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条件,但并非唯一条件,除此之外,还需要考察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第225条规定的四项行为方式。行为即便“违反国家规定”,符合《刑法》第225条规定的行为方式,也不一定构成非法经营罪,还需考虑是否存在出罪事由。依据司法解释追究被告人非法经营罪的刑事责任,前提条件是涉案行为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叙事的三重构建——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策略性叙事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塑造共同意义的手段,是中国主导国际辩论、增加国际认同、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和完善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在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实践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全球与地区秩序变革”体系叙事、“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身份叙事和“印尼与世界互联互通”政策叙事的三重叙事内容,三者共同构建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宏大叙事。经过对“一带一路”叙事本体论范畴上的叙事效果评估和分析,中国的“一带一路”叙事具有清晰的使命目标、可期的成功前景和连贯一致的叙事情节。同时,大量反叙事的存在使得如何策略性地构建叙事,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有力反击反叙事成为中国当前对外叙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对基层普法宣传影响研究——以某民办高校普法实践队为例

“三下乡”实践活动是高校大学生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渠道,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基层社会的治理与发展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与研究。本文以某民办高校实践队暑期“三下乡”普法实践活动为例,探索高校“三下乡”普法实践活动对乡村基层法治建设的作用与影响,助力乡村法治思想的普及与宣传,共建法治乡村。     

从框架理论分析“中共建党百年”图像——以台湾《自由时报》与《中时电子报》为例

本研究议题以中共庆祝建党百年为中心,运用新闻传播学框架理论与框架分析法,选取台湾地区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代表性报刊《自由时报》和《中时电子报》相关报导为样本,同时采用高层次框架视角进行量化与质化分析,探讨两大报刊在中共庆祝建党百年大会举办前夕体现立场的态度变化,力图具体剖析来消弭过往纯粹主观性二分台湾媒体片面认知模式。     

融合发展视角下“两制”台湾方案的三个基本问题——以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起点

融合发展在多元功能主体、动力运行机制和预期目标设置上展现出不同于和平发展的底层逻辑,为新时代推进两岸民主协商、精准校正“两制”台湾方案的理论定位提供了绝佳的观察视角。在本体论上,“两制”台湾方案是制度耦合机制和协同共治制度。在方法论上,“两制”台湾方案优化利益分配和规范权利保障。在价值论上,“两制”台湾方案追求完全统一、持续安全和共享发展。融合发展、和平统一与“两制”台湾方案之间存在相对的理论和政策边界。当下,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例深入推进三者的实践互动,对于加快和平统一进程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质启动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教学中信息素养与专业素养“双提升”模式的构建——以《著作权法》教学改革为例

信息素养是指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的信息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与技能。在信息化时代,将信息素养教育融入法学教育能有效提升学生获取法律信息资源、有目的筛选评估资源及进一步分析利用资源的能力,对促进我国法学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著作权法》教学实践出发,围绕信息素养的四个维度,采用典型案例教学法,引导学生利用中英文数据库、图书期刊等检索案例,采用网络下载工具、网盘、办公软件、数据分析软件等开展案例研讨,利用钉钉、雨课堂等线上教学平台分享案例、提交案例报告,在各个学习任务中提升信息检索、识别、归纳、运用的能力,实现信息素养和专业素养的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