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人道、人权——刑法之“三原色”

刑法学是以犯罪为研究对象的,犯罪是一种恶,即刑法学是一门研究恶的学问。正因为刑法学研究恶,才要求我们的研究者有一种善的冲动,让人们才能更向往善。而人性、人道、人权是支持刑法学善的背后精神力量。人性是刑法的理论的哲学基础,人道是刑法的人文关怀的体现,人权则是由"人"而展开的刑法的终极价值追求,而追求刑法上的人性、人道、人权,就像色光三原色,三种等量的组合可以得到白色,才能最终实现刑法上的公平正义。     

刑法中善意原则之检讨——以人本思想为视角

人性人道人权应在善意的引领下成为法律的核心价值内涵.法律对人行为的定性是一种价值评价,而这种评价的标准必须是一种善良的标准.人本思想应内化于刑法,人性本善应成为立法者的内心确信,人道的教育刑理论应作为刑罚支撑,而在人权保障方面应注重人主体的差异性与主观方面的道义性.在立法上主张善意的应然法思想,司法上主张法官的善意解释原则,刑法只有在善意原则的指引下,才能实现保障人权的法律追求,成为人类良知的法律保障.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确立于现代社会，为我国刑法的修改提供了新动力，它的落实要求在刑法的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做到“以人为本”。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从人性、人道和人权多个方面体现了人文精神，立法者和司法者应通过对其内容的研究，促使刑法同人文精神更好地结合，使得我国刑法更趋合理和文明。     

浅析宽容思想对刑事政策的影响

从严刑峻法到人性、人道、人权思想,刑法的进步体现出国家在制定和运用刑法中的一种宽容态度。从宽容的角度,从人性、人道、人权思想出发,如果人人都以一颗宽容的心看待刑法中的问题,在刑事政策中体现宽容思想,那么,刑法将达到一个至高的境界。     

论刑法的宽容性——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在治理社会确实发挥其他法律手段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刑法在严打中会不可避免侵犯罪犯的基本人权,是建立法治国家的绊脚石.因此,需要理性反思重刑带来的弊端,逐渐贯彻宽容、人道、科学的现代刑罚理念,使我国的刑罚观念上的方向从重刑主义向轻缓化和人道化发展.     

突破人权禁区的最初阶段

在“左”的年代，人道、人性、人权被彻底否定，不断遭到批判。有关人道、人性、人权问题的探讨，自然成了科学研究的禁区。在拨乱反正中，这些禁区逐步被打破。《法学》杂志 2000年第 5期刊文《人权禁区是怎样被突破的》，介绍突破人权禁区的情况，而仅从 1991年说起。其实，突破人权禁区是从 1979年开始的。现将我所经历和知道的情况叙述如下，作为对该文的补充。 　　1979年初，在拨乱反正中，一些人提出“要人权”的口号，甚至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邓小平同志严肃批判了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     

论刑法的道德理念

刑法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最大的基本法之一 ,在实现其惩罚犯罪、保护社会功能的同时 ,不应该淡化它对公平、人道和宽容的价值追求。公平和公开的 ,宽容和人道的刑法规范及其适用 ,构成了刑法道德理念的核心内涵和伦理基础 ,也是刑法得以贯彻实施和一体遵行的保障     

关于非受害防卫人不应作为特殊防卫主体的法理分析

关于特殊防卫权的主体问题,刑法相关条文并未作明确规定。依据通说,特殊防卫主体应为一般主体,包括受害防卫人和非受害防卫人。如果从法理的角度予以分析,将非受害防卫人作为特殊防卫主体有违刑法的正义性、谦抑性、人道性,同时,也不利于刑法人权保障功能的发挥。     

论刑法修正案（八）的两点遗憾

刚刚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可以说是我国刑法史上一次跨越式进步,其条文涉及死刑罪名削减、刑罚结构调整和民生保护等内容,整体而言该修正案充满了人性、人道、人文基调,但是还有两点遗憾等待弥补和调整：一是被害人过错尚未法定化,二是老年人犯罪从宽年龄限定在75周岁尚需探讨。     

行政刑法的基本立场——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统一为视角

从对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理念的梳理来看,二者对行政刑法责任具有相当影响,但行政刑法责任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有机统一的观点具有表面性和形式化。行政刑法产生于市民刑法的背景使得行政刑法的责任必须在市民刑法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厘清行政刑法责任之限制权力和人权保障、刑罚均衡和人道之基本立场。在市民刑法成为我国刑法应有转向的背景下,行政刑法应构成刑法的主体,刑法的转向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转向行政刑法的过程。我国经济犯罪形式的行政刑法之完善亦应在市民刑法理念下进行。     

刑罚轻缓化本体研究

刑罚轻缓化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其含义、价值及理论根据。刑罚轻缓化的含义是指在刑事立法上建立轻刑化的刑罚结构,刑事司法上尽可能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措施的刑罚改革趋势。刑罚轻缓化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获得较大的刑法效益以及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和再社会化,达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双重目的。其理论根据包括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和有限性。     

女童性权利保护之刑法价值研究

我国宪法法律保障男女平等,男女平等是人权的天然内涵。刑法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屏障,这是刑法价值的应有之意。刑法从其价值的多个层面涵盖着保护女童性权利。刑法的价值既包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外在层面,这是刑法的形式价值;又包括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的内在层面,这是刑法的实质价值。刑法的秩序价值明确包含保护女童性权利,打击性侵女童犯罪是刑法秩序价值的重要使命。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的核心,保障和完善女童性权利及其安全是现代法治与人权理念的重要提倡。     

刑罚人道主义与我国死刑废止

死刑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所共同关注的刑法问题之一,而其受到诘难的重要理由在于其反人道性。本文以“人道主义”为基线和评判标准,从刑罚人道主义、死刑的一般预防目的、刑罚的人道关怀三个方面对死刑进行逐一考察并得出基本结论:死刑是残酷的、不人道的以及蔑视人权的首要刑罚手段,是违背刑罚人道主义的;死刑的适用超过了罪与刑的相当性,一般预防不应成为我国刑罚的目的,更不应成为我国适用死刑的理由;减少乃至废止死刑的适用是刑罚人道关怀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死刑有逐出刑罚体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当代中国的刑法理念

刑法理念在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应当遵循三个刑法理念：人权保障理念重在强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的权利;刑法谦抑理念要求节制刑罚的适用;形式理性理念强调对刑法的形式解释方法。这三个理念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和规定性,应当准确把握。     

罪之谦抑理念的提倡

为了摆脱犯罪标签带来的困境,体现刑法人道性和宽容性,通过实质理性矫正形式理性,追求刑法效益价值,保持社会活力,缩小犯罪圈,增加出罪机会,摘除犯罪标签,应该提倡罪之谦抑,有意识地在特定阶段和场合加以实行。不过,提倡罪之谦抑应有宽和自由的社会环境。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理念的改变、市民社会的形成、人权保障观念的确立,提倡罪之谦抑的社会环境已相应形成。     

“矜老恤幼”:刑法宽容须有度——兼评《刑法》修正案(八)

我国古代矜老恤幼刑法制度具有严刑本质,同时也蕴涵着人道价值,但并非现代刑法中的人道主义。人道能够作为刑事法治的重要价值理念,但不是刑罚本身的价值要素,对矜老恤幼刑法制度应正确看待其人道价值功能。矜老恤幼的刑法宽容思想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相契合,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对矜老恤幼制度进行完善,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宽容有度、以宽济严,以实现刑法的人道主义价值理念。     

质疑与反思: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刑的设置与死刑废除的关系探析

尽管《刑法修正案(九)》首次确立的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具有相当程度的威慑力,对之亦不宜扩大适用,更不应成为我国死刑废除的替代刑罚。这是因为:一方面,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刑发挥其威慑力是以摧残人性的方式实现的。基于对人性的尊重,对人类所享有的平等人权的保护,即便是在废除死刑制度之后,也不应采取带有鲜明泯灭人性、摧残人权特征的刑罚。另一方面,我国现行刑罚结构已经包含了剥夺犯罪人人身自由期限较长的自由刑,其处罚足以达到抗制犯罪人重新犯罪的强度。因此,设置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刑并非替代死刑的良方,对之应审慎适用。     

质疑与反思: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刑的设置与死刑废除的关系探析

尽管《刑法修正案(九)》首次确立的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具有相当程度的威慑力,对之亦不宜扩大适用,更不应成为我国死刑废除的替代刑罚。这是因为:一方面,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刑发挥其威慑力是以摧残人性的方式实现的。基于对人性的尊重,对人类所享有的平等人权的保护,即便是在废除死刑制度之后,也不应采取带有鲜明泯灭人性、摧残人权特征的刑罚。另一方面,我国现行刑罚结构已经包含了剥夺犯罪人人身自由期限较长的自由刑,其处罚足以达到抗制犯罪人重新犯罪的强度。因此,设置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刑并非替代死刑的良方,对之应审慎适用。     

论澳门刑法中的刑罚人道主义

1996年开始实施《澳门刑法典》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刑法的人道主义原则,但整部法典却贯穿着宽容及人道精神:废除死刑和无期徒刑、自由刑单一化、保安处分法定化、刑罚目的人道化、刑罚种类的道义性、刑罚适用的宽缓性等都充分体现其人道主义。这种立法思想和刑法价值观念有助于构建和推进内地刑法的进一步人道化。     

风险社会中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之危机

人权保障机能是近代刑法的生命所在。随着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社会对刑法的安全需求日益强烈。从而造成刑法危害原则、罪责原则的时代演进。然而，这种演进历程却隐伏着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丧失危机，安全刑法与敌人刑法思想的倡导更加剧了这种危机。因此，我们主张一种可责性与需罚性并和论的归责思路，以求更好地维护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