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依法治警”之探讨

依法治警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行政法治原则在公安行政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是指警察权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法律规定行使。警察权的性质是行政权 ,而非司法权。对警察权的控制 ,应在治安行政领域适当分解其行政职能 ,贯彻司法控制原则 ,并保证警察权的独立行使 ;在刑事侦查领域 ,实行检警一体化和司法控制     

警察权的法律规制与司法控制

警察权的正负效应告诉我们,既要积极发挥警察权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保证公共安全的预期效果;又必须对警察权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约束。对警察权进行控制应遵循法律规制原则、比例原则和司法控制原则。     

警察权行政程序规制

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警察权兼具刑事司法权和行政执法权的二元属性。但在法律实践中,我国警察权更多的是体现在行政执法权这一侧面。当下,以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和保障私权利的享有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警察权行政程序规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客观需要。对我国警察权进行行政程序规制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确立《警察行政程序法》原则、设计《警察行政程序法》规则以及设立专门的行政程序规制机构是警察权行政程序规制的主要内容,这将有助于构建有限型警察,进而能够防止警察权的不当行使。     

警察权的配置原则及其控制——基于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诉讼的视角

以治安管理和刑事侦查权为代表的警察权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权的范畴,因此对警察权的配置一方面必须符合行政权的有效、及时原则,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对行政权的依法控制原则。对警察权的控制方式最典型的是警察权比例原则和司法控制原则。     

公安行政调解权的警察权属性探析

公安行政调解权是警察权，理由是：从基本功能上分析，公安行政调解具有警察权的积极行政作用；从法律特征上分析，公安行政调解具有警察权的强制性、执行性特点；从权力来源上分析，公安行政调解是警察权向民事领域的延伸。     

我国警察权的扩张与控制问题探讨

我国警察权是以行政属性为主,行政性和司法性二元融合的一种行政权。有权力必有救济,权力必须置于制度的笼中;但一味的分权、限权、控权是盲目的,会把本可以发挥良效的警察权视为恶魔。我国警察权运行目前处于扩张的状态,应对其进行必要的控制。很多警察职权都包含了行政、司法双重属性,所以对警察权扩张的控制也应该是多元的、多举措的。通过权力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警察机关自身的控制,并针对警察职权的内容、职权所含权力性质的偏向加以控制,能够有效的明确我国警察权力的界限和内容,并更好的实现或补救公民权利,从而形成警察权和公民权两者和谐共处的关系。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警察权控制

构建警察权的控制体系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可以考虑按照比例原则、司法控制原则和程序正义原则,在建立系统的内部机制,加强司法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强化公民的权利保护和树立程序正义理念等几个方面对警察权进行控制。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警察权控制

构建警察权的控制体系是由警察权的性质决定的,也是法治和保护人权的要求。和谐社会视野下警察权的控制以比例原则、司法控制和程序公正作为基本原则,从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通过建立系统的内部制约机制、加强司法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强化公民的权利保护、树立程序公正理念等途径,把规范和控制警察权纳入法制轨道中,从而对警察权进行科学有效地控制和约束。     

美国法上的警察权规制及其启示——以《权利法案》为中心

警察权兼具权利保障机能与人权戕害之风险。在权利法案中,通过民权确认——以规定公民持枪、正当法律程序等立法与令状主义、宪法性侵权诉讼等司法的形式塑造了对警察权的整体性提防与控制格局。反观域内,警察权外在约束与权利救济的阙如,并由此引发的滥权实害持续触动着各方神经。基于警察权的地方性,域外做法对中国警察权的规制并不具备绝对的移植价值,但在比较二者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域外警察权的法定化、司法化性格却值得吸收,也是实现中国警察权驯服的理性进路。     

法治警政建设中的警察权配置——以《人民警察法》修改为视角

法治警政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是警察权的配置。警察权应当是行政权。正在进行的《人民警察法》修改,必须首先从本源上澄清警察权的法律属性,防止在感性主义指引下以警察权的辅助司法功能混淆行政属性从而出现不恰当的警察扩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警察权制度应当合理体现警察权的阶级属性、国家属性、民主属性和社会属性。警察权制度的重构应当重点解决国家警察与地方警察的合理分权、公共警察与"私人警察"的合理分权、普通警察与专业警察的合理分权、警察权适度扩张与限制收缩相结合四个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