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证属实:严格证明法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规范表述

严格证明法则之确立与贯彻是当前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重点。但是,当前对严格证明法则存在诸多误解,而严格证明法则之中国化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可以将查证属实作为严格证明法则的中国化表述,并对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条款进行合理解释,以此来实现严格证明法则之中国化。     

浅议刑事诉讼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之适用范围

刑事证明规则的核心内容是对证明对象进行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两种不同证明方法的适用,是证据法领域中程序正义和诉讼效率的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区分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方法的适用范围则是关键。各国关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立法规定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理论争论也多集中于此。一般来说,由于定罪事实涉及案件实体处理结果及被告之重大权益,对其应采用严格证明的方法,而对量刑事实则可自由证明;对程序性事实应该根据其自身不同的法律属性而分别采用不同的证明方法。     

构建刑事诉讼中的严格证明规则——以证据方法为主要视角

严格证明作为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在司法实务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这一概念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普遍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构建严格证明规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对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适用对象的划分上,而基于严格证明的概念本身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研究并不多见。笔者尝试将严格证明这一概念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以促进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最大限度实现判决结果的正当化。     

量刑事实证明问题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量刑事实和量刑证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量刑事实的证明成为量刑程序的核心问题,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规则才能适应量刑程序改革的需要。量刑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与定罪证据有所不同,具有盖然性的关联性的材料即可成为量刑证据。对量刑事实中的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应进行严格证明,而非犯罪事实则适用自由证明法则。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非犯罪事实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宽严相济政策在涉台毒品死刑案件中的应用

近年来,福建沿海一带成了毒品犯罪分子将毒品走私出境到台湾的首选通道.鉴于涉台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当前世界刑罚的轻缓化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司法实践存在宽严相济应用之不足等情况,亟待我们在应用宽严相济政策时做到:严中有宽:全面考量案件情节,区别对待惩处毒品犯罪分子;宽中有严:严格把握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宽严有度:慎重处理犯罪分子的立功问题;宽严审时:完善立法,坚持少杀、慎杀.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若干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证明负担分配扩大化,并与实体法的规定不一致、对司法认知法则、自认法则、推定法则、举证妨碍法则的规定有矛盾等,应在民事证据法立法中加以解决。     

论刑事证据申请之裁判——以裁判标准之合目的性为视角

证据申请的概念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体系中阙如,但这并不代表我国相对应的诉讼制度缺失。当证据申请达到合法性标准时,法官原则上应当准予证据申请。法官仅能于所有被提出之证据被调查后,始能为证据评价,不能将其他证据的调查结果作为判断该证据之价值的依据而预判驳回证据申请,这即是证明预断禁止原则的要求。证据申请之裁判必须依循法官案情澄清义务与控辩平等对抗之双重维护的目的指向。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的两步裁判法则为证据申请之裁判找到了相对客观的裁判标准,以防止法官预断,造成对诉讼权利的不适当剥夺、对案件真实义务的违背以及庭审的形式化。     

论传闻法则的局限性

传闻法则是证据法学中的热点问题,但传闻法则并非普世性的证据原则,贯彻传闻法则与庭审实质化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性。我国学者在讨论引入英美法的传闻法则时,忽视了传闻法则诞生的背景及赖以运行的独特的诉讼机制。在现阶段我国贯彻传闻法则的可行性不足,将来刑诉法再修改时不宜过于迷信传闻法则和强调证人出庭,要实现我国的庭审实质化目标,应当对现行的司法体制和诉讼机制进行全面改造。     

审判仪式化的克服——起诉状一本主义与严格证明法则双管齐下

我国审判仪式化问题不仅来源于案卷移送制度造成的法官预断或后断,而且源于法庭对案卷笔录的不规范采纳上。因此,若要还原审判的实质功能,让当庭审判成为形成裁判结论的真正途径,一方面要建立有庭前准备程序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制度,形式上克服法官对案件的预断,另一方面要在刑事证据问题上采行严格证明法则,克服法官对案卷笔录证据能力的天然推定和证明力的优先接受。     

隐名股东的身份认定及其显名路径——基于最高人民法院76 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证明对象海量化以及证据与罪量的证明关系发生变化，使得在打击网络黑灰产犯罪时，对其罪量的司法证明问题成为当前的最大难题。现有罪量司法证明应对方案没有给予中国司法实践中的经验事实以足够关注。在对现有方案检讨的基础上，通过对有关两高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刑事审判参考》及相关典型案例的系统梳理发现，对于网络黑灰产犯罪罪量的司法证明，我国司法机关业已形成了一套证明方法，其分为三个环节：公诉方基于综合认定得出推定数量；辩护方针对推定数量承担证明责任；公诉方对反驳进一步承担证明责任。     

浅析民事诉讼中行为保全的若干问题

行为保全是人民法院在诉讼前或诉讼中采取的一种民事强制措施,行为保全专注于债务人的行为,其范围适用于避免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案件和损害情形有可能扩大的案件,财产保全制度中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方式在行为保全中也可适用。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功能考察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以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热情,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其政党功能的发挥过程可以说是在＂创势＂。对于挫折的反思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顺应农民意愿的改革,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顺势＂。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更由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引势＂。     

边境地区警民沟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做好我国边境地区的警民沟通工作,有利于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强化民警自身能力建设、激发群众参与边境治安工作的积极性。可当前边防民警与群众的沟通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树立宗旨意识和典型示范,掌握警民沟通技巧,提高执法能力,消除警民沟通障碍,共同做好新时期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工作。     

新世纪宁夏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考

本文就新世纪以来宁夏少数民族和民族经济发展的态势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对当前宁夏民族和民族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社会转型期人权法在高等学校法学体系中的缺失

法学应当把科学地认识人权、认真对待人权、切实保障人权、持续发展人权作为终极关怀和研究重心。在社会转型时期,时代特点决定了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理论上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持和法治理念,实践中以培养了解国情的高素质法律人才为目的。为了实现这一教学目标,必须弹性整合知识结构,将人权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纳入法学体系是本文的理性思考。     

关于美国制宪时期民主观的思考

就代议制民主的建构过程来看,制宪者通过对民主制和代议制的改造弱化了民众对政府的参与和控制;就复合共和制的确立路径而言,麦迪逊对纯粹共和与反联邦党人共和观的否定就是对大众参政、多数统治等民主核心理念的抛弃.制宪者成功实现了构建现代国家的伟大任务,从而为美国后来的民主化进程奠定了制度框架.民主的刽子手同时充当了民主理想的奠基人.     

中国刑事立法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述评

刑事被害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类群,一般处于弱势。现行的中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被害人得以全面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其合法权益在诉讼中得到了较为充分、有效的保护。     

自招危险情形下的紧急避险问题研究

自招危险者是否享有紧急避险的权利?理论界存在否定说、肯定说、二分说以及相当说四种观点。破解这一理论难题的关键在于实现权利保有和责任追究之间的平衡。一方面,应当允许自招危险者实施紧急避险,因为这体现了法律宽容谦抑的品格和法益保护的思想,符合刑法关于紧急避险和中止犯的规定,在具有可操作性的同时又与社会一般观念相吻合。另一方面,行为人也必须为自己招致危难的过错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或民事责任。     

论宪法上的税

税收立宪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亟待补强的领域,也是中国法治实践的必然要求。中国宪法必须明确规定税收法治的基本原则,并合理安排保障公民税收基本权益的制度。与此相对应要具体研究有关的宪法解释、宪法修改技术问题。     

论新时期我国监狱类型的设置

国外监狱主要依据年龄、性别、罪犯自身特征、行政管辖、警戒度、行刑社会化程度、所有制形式以及特殊功用和目的将监狱划分为不同种类型.结合我国监狱发展现状,在对关押对象进行科学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将我国监狱设置为收押分类中心、未成年犯管教所、女犯监狱、男犯监狱、老年犯监狱、医疗监狱和过渡性质监狱,并根据不同种监狱类型划分警戒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