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统一战线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问题研究

新形势下,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而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社区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社区各治理主体的多元联合。统一战线具有团结、联合、监督的优势,对新形势下社区治理主体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具有的团结协调作用更大,统战工作的大团结大联合本质恰恰契合了社区治理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团结的需求。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研究统一战线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推进社区治理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粉丝社区网络暴力的问题探析及治理思考

网络暴力事件频发,侵害个人权利、冲击网络秩序、影响社会和谐,是网络生活时代的突出问题之一,对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粉丝社区危害犹大,应予以足够关注和研究。网络空间的匿名性、网民从众心理、网络信息的不确定性、大众对粉丝群体的刻板印象与粉丝群体的年龄特征,是粉丝社区网络暴力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应积极采取综合治理措施予以治理,以维护网络文明秩序,减少网络暴力事件发生,净化青少年网络使用的空间,降低不良网络信息对青少年身心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     

社区文化建设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

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对于“共享社区”的构建、社会文化的创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当前,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着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价值认同感不高、对社区归属感不强、公共事务参与度不够等现实困境。需要从深化社区文化内涵、塑造独特文化符号和构建多重文化空间入手,以提高社区居民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为中介,使之成为积极有效的“治理主体”,从而助力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技术治理的情境要素分析及治理优化

技术自主性、社会政治后果和治理效果是评价技术治理的焦点问题。现实中的技术治理处于不同情境中,技术自身的特质和技术治理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是其主要的情境要素。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技术治理中的焦点问题。技术治理需要基于这些情境要素,以法律规范应对技术新难题,以“公共价值管理”应对技术治理棘手问题,从而有效回应技术自身特质,同时通过凸显政治价值的引领功能、“以人民为中心”释放技术治理潜能、促进各主体参与技术治理而改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实现技术治理的优化。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党的二十大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最突出反映在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效能上。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社区治理能力提升是最重要的着力点之一。在此视角下，本文阐释了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重大意义，分析了当前社区治理能力提升面临的挑战，并据此提出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推进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以三明市梅列区圳尾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三明市梅列区圳尾社区在加强社区建设,提供社区服务,强化社区管理的过程中,对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初步的经验和成效。由于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鲜事物,因而在探索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因此,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从各地实际出发,遵循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律、原则和原理,针对困难和问题入手做好相应的推进工作。     

贵阳市新型社区治理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统筹解决新常态下贵阳市新型社区建设、发展中出现的系列问题,需要摒弃以往单纯强调政府主导地位,或单纯强调社会力量的思维,在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过程中,通过权力模式、运转模式和政府模式的重建,推进社区治理目标的实现。     

开放式社区治理：社区治理的演化趋势——基于四个社区治理案例的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指出,社区治理正向着开放式社区治理的模式演化,即大量外部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带动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开放式治理是一种不同的治理理念、一种崭新的治理模式,是社区治理制度演化、变迁并日臻完善的结果,是一种高水平的社区治理形态.笔者进一步对开放式治理的概念、制度基础、特征、演化过程、意义和可能带来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误区与正道:有关证人“不必要”出庭的解释标准探讨

实践中,人民法院依据一套自有的解释标准对证人出庭的不必要性进行了各种解释,这些解释显现出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即在于这些解释完全脱离了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证人出庭要件,难以充分证成证人出庭之不必要。事实上,人民法院就证人出庭缺乏必要性所作的解释,应在一定程度上论证控辩双方无异议(关键证人),或对定罪量刑没有重大影响,或兼论二者,而不能明显超出其范畴,更不能绝然脱离于此。     

警察应否出庭作证问题的探讨

民警出庭作证可以确立法院“最终裁判”的地位,抑制屡禁不止的非法取证行为,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对于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让证人走向法庭——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

证人出庭作证是审查证人证言的需要，是司法礼仪的需要，是被诉方行使质证权的需要。但在我国由于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相关法律规范有缺漏，司法人员能动性和积极性发挥不足，刑事证人不出庭成为常态，出庭率极低。因此，必须对法律作出一系列修改，使证人的权利义务趋于平衡，为证人出庭创造良好的条件，最终让证人走向法庭。     

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司法实践

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是司法鉴定活动的继续和延伸,是法庭质证、认证以及当事人双方行使质证权的必然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司法实践内容包括程序的启动、通知出庭、接受通知,准备出庭、出庭、法庭质证、签名和退庭等。     

证人伪证的民事责任问题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作伪证直接侵害了当事人“接受公正裁判的权利”,并由此损害了当事人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因而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证人伪证的民事责任是一种特殊的责任,有自己的特质,值得关注。     

浅谈故意犯罪认定中违法性认识无必要

随着学界对外国刑法学的研究,对犯罪构成的认识逐渐有了新的突破。犯罪构成中责任的认识在近几年更是学界的宠儿,违法性认识也开始进入法学家的视野,对于违法性认识本身的必要性更是学说纷纭。我国一直坚持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司法实践也一直没有承认违法性认识的必要性,其存在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坚持这一立场并进行必要的完善是我国学者的一个明智的选择。     

贩卖、运输毒品罪既遂标准探讨

在界定“贩卖”一词的既遂标准之时,要从厘清“贩卖”一词的语义出发,了解其构词特点,寻求其核心语义,并以此来作为“行为完成程度”的参照,从而在理论上确立贩卖行为达到既遂的标准;运输毒品罪属于行为犯,行为犯以行为实施到一定程度作为既遂标准,运输毒品罪应以运输毒品的“合理位移”作为犯罪既遂的临界点,而“合理位移”的标准需在个案中根据相关因素加以认定。     

试论侦查思维中的误区及其矫正

当前的刑事犯罪正朝着智能化、团伙化的方向发展,犯罪手段越来越狡猾,新型犯罪样式不断涌现。面对这一形势,侦查主体的思维误区将给刑事案件的侦破增加难度,并且直接导致破案率低下,影响了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能力。加强侦查人员的侦查思维培养,探索矫正措施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执政能力建设必须警惕的历史误区：儒家道德自律型政治

道德自律型政治抹煞了伦理与政治的界限和各自适用的领域,使得伦理与政治问题的解决都未得其法;企图以道德自律来治国平天下,忽视政治体制和制度的变革,使制度文明严重滞后;迷信道德至上、教化万能,把“内圣”的养成与外化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外王”的根本的、唯一的途径,结果事倍而无功;德治、礼治、王道、仁政所造就的贤人政治,使中国长久走不出人治的泥潭,始终跳不出盛衰兴亡历史周期律的支配,难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陷入“人性善”的认识误区,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政治成为腐败政治。因此,把传统的道德自律型政治转变为现代的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他律型政治,是当今执政党能力建设和国家政治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