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量要素初探——以罪名限缩适用为视角

定量要素是指刑法规定中反映危害行为对法益造成损害的量的要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经济犯罪的典型罪名,其社会危害性必须达到一定量的程度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本罪的定量要素包括犯罪数额、犯罪数量、犯罪行为特征等。行为构成犯罪需同时满足法律规定的数额条件和对象数量条件;集资行为给存款人造成的损失数额不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但可作为量刑因素予以考虑;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利诱性、社会性必须进行程度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认定行为构成要件的符合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量要素初探--以罪名限缩适用为视角

定量要素是指刑法规定中反映危害行为对法益造成损害的量的要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经济犯罪的典型罪名,其社会危害性必须达到一定量的程度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本罪的定量要素包括犯罪数额、犯罪数量、犯罪行为特征等。行为构成犯罪需同时满足法律规定的数额条件和对象数量条件;集资行为给存款人造成的损失数额不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但可作为量刑因素予以考虑;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利诱性、社会性必须进行程度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认定行为构成要件的符合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限缩适用的双重路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存在法律条文表述简单、犯罪客体认定混乱、客观行为特征非法性规定笼统、利诱性认定有失准确、公开性认定虚化以及社会性外延模糊等状况,导致司法认定范围不断扩张,致使正常民间借贷融资活动存在刑法规制的风险。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应限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扩张适用,该罪犯罪客体应限定为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公众资金安全,对客观行为要件特征要进行形式上和实质上的认定,以此保证刑法惩罚犯罪与保障权利之间的平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适用

近年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成为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规制的“常客”,显然,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扩大化地适用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扩大适用正是其自身缺陷的产物,而这一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经济生活的进行.因此,应当从“以从事非法的货币、资本经营为目的”的角度认定犯罪,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限缩适用.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限缩路径探析

民营经济的现实融资困境与民间资本增值渠道不畅通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市场金融制度不完善的一大重要体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近年来的井喷式增长则是这对矛盾激化后的直观反映。从该现象发生的原因、刑法的干预限度以及刑罚的实际效果可以看出,限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范围实属必要。提升民众投资理性,以类型化的行为方式实现该罪的刑法理性,具有方向上的正确性和实践操作上的可行性。     

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经侦工作中的限缩适用

我国《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历了从行政法规到单行刑法,最终吸收进刑法典并发布司法解释的立法过程。该罪在一定时期内对保护我国经济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现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其违背刑法公平性,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适用效果背离立法期待。限缩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利于建立先民事诉讼,再行政处罚,最后刑法规制的分层递进的非法集资治理体系;能够降低案件数量,提升办案质量;改变公安机关兜底包揽的状况;限制公安机关选择性办理非法集资案件。     

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若干问题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不包括金融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本罪主观故意的认定应当根据客观行为的表现进行考量。根据刑法条文规定，本罪的成立必须扰乱金融秩序。构成本罪不以行为人向公众宣传、介绍为必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应累计计算。实施数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并不构成数罪。犯本罪的单位和本单位的人员不构成共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理解与适用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法定犯罪,具有与传统犯罪不同的法益结构。在保护层和背后层观念的提示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益是双重法益,一是指投融资秩序法益,二是指投资本金(本物)的返还请求权法益。两个法益具有前后结构。在双重法益、前后结构的分析框架下,需要结合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罪与非罪、犯罪形态、犯罪数额、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别等司法适用问题展开具体分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数额认定及退赃退赔疑难问题探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数额和退赃退赔责任认定是司法实务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对常见的如重复投资和吸收本人资金是否计入犯罪数额、退出违法所得和退赔责任如何区分、能否以本人投资抵扣违法所得和罚金等疑难问题,通过梳理法律、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对重复投资应以是否有资金再次投入情况确定是否计入犯罪数额,吸收本人资金应计入犯罪数额,对退赃退赔应以主从犯为主、犯罪层级为辅确定责任,对投资抵扣问题,在涉案资产分配是国家权力决定背景下,行为人本人投资不能直接抵扣违法所得和罚金,但主动放弃资金清退可以获得从轻处罚。     

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犯罪构成特征与防范策略——以西安市公安局侦破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为对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犯罪构成特征是: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现实案件中多表现为"单位+自然人"的形式;犯罪主观方面只能为故意,且大部分为间接故意;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其现实客体是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可能客体则是投资人的财产权利,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客观方面,统而言之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现实中更多的是非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打击防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要重点加强经济主体的市场监管和信息透明度建设,改进公安工作思路,从就案破案的被动型向无案防案的主动型工作模式转变,加大该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我国网络监管制度初探

对网络的监管 ,是一个在新领域内发生的新问题。近年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网络监管的相应制度 ,对于规范网络的使用和经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看 ,目前的网络监管制度还没有脱离传统行政手段和行政意识的桎梏 ,存在着许多缺陷 ,必须尽快加以调整     

论信息化时代的网络舆论监督

网络舆论监督的形成是依赖互联网的各种功能而实现的,其相较于传统舆论监督具有监督范围更广、监督效率更高、监督方式更加灵活等特点。我国网络舆论监督的力量开始形成并逐步增强,但其监控力度还不足。鉴于网络的双面性作用。应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积极引导网络舆论,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     

论网络舆论监督

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包括政治生活方式。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家事务,广泛、充分地交流和发表意见、建议,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行政等活动进行褒贬与评价,是现代社会民主化发展进程的必然,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应当对网络舆论监督有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并且不断地进行规范和正确引导,使其规范和完善,建立起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与途径,使“互联网”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政治文明的最佳手段。     

试论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工作机制的完善

刑事诉讼监督权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的核心,包括侦查监督权、刑事审判监督权、刑罚执行监督权,其中,侦查监督权包含刑事立案监督权.诉讼监督机制是实现诉讼监督权,达到诉讼监督效果的途径.为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应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刑事诉讼监督机制予以完善与创新.     

论周恩来的民主监督思想

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的一项基本职能。周恩来对民主监督的基本内涵、必要性、条件等的精辟阐释,对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职能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危机下公务员的网络监督体制

笔者从经济危机的背景特点以及公务员职能发挥网络化、信息化，权责地位至关重要的因素影响等条件出发，通过与传统网络监督体制的比较分析，结合网络背景下的监督特点，提出建设和完善公务员的网络监督体制建议。     

试论我国行政执法监督机制

在国家权力中，行政权既是国家权力中最动态、最有力的一种权力，也是对政治、经济、社会和公民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影响最直接、最关键的一种权力。行政权也最容易对公民权利和利益造成损害，最容易被滥用和产生腐败。要使行政执法达到预期的目标，预防和制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监督便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     

浅议新形势下互联网信息三级巡控体系的建设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互联网信息在给人们生活工作带来便利快捷的同时,也对互联网管理部门的管理提出了系列问题与挑战。为应对挑战必须有效开展互联网信息的三级巡控,这对于管理部门加强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管理部门对于推行互联网信息三级巡控的应对不足,存在诸多问题,急需从理念、机制、管理、制度、措施、保障等多方面去系统科学地建立健全互联网信息的三级巡控体系。     

我国地方政府债发行的法律监督机制研究

我国法律目前尚且没有公开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但实践中已经允许部分地方政府进行试点。从我国目前地方政府债发行的情况来看,缺乏必要和完备的法律监督机制,立法的滞后性非常明显。通过对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三国的地方政府债发行情况及其监督机制进行比较,本文提出了修改立法、建立健全信息披露机制,完善法律监督机制等建议,通过构建有序的政府债券发行与监督机制采有效规制地方政府的发债行为。     

论我国恐怖犯罪

恐怖犯罪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我国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面临着恐怖犯罪潜在和现实的威胁, 分析和研究我国恐怖犯罪的现状、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趋势,对我国制订恐怖犯罪预防和打击措施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