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历史编纂成就的时代特色北大核心CSSCISSCI

梁启超在历史编纂上突出地体现了勇于革新创造和自觉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二者的紧密结合,这正是20世纪初期处于民族危机关头和中西文化交流迅速发展时代的鲜明特色。他在历史编纂中的主要成就表现为:在当代史撰述上将纪事本末体创造性地改造发展,撰成《戊戌政变记》这部影响深远之作;在撰著《中国通史》的实践中,将探索"新综合体"这一宏大工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为当时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所设计的方案,既继承了易代修史的传统,又符合近代史著再现历史演进趋势、显示因果关系、总结兴亡教训的时代要求。梁氏在历史编纂学领域所取得的卓越建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和思想营养。     

中西史学结合的典范——《通史新义》述评

《通史新义》是民国时期新史学影响近代中国史学的代表性作品。该书是何炳松先生在结合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基础上完成的作品,从纯学术角度对近代中国史学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史学研究体系,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晚清典志体史学名著的时代特色——兼论晚清史学的历史地位

中国史学发展到晚清,新的时代需要推动历史编纂的发展,一批见识卓越的史家均重视对典志体的改造。这一现象实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典志体史书有两大特点:一是内容包涵宏富,适于记载典章制度和社会各方面情状;二是篇目设立极具灵活性,可根据需要增减、扩充,储备新知识,发表新见解。晚清民族危机深重,改造了的典志体正能符合呼唤御侮图强和倡导了解外国、学习外国的迫切需要,因而大放异彩。魏源、徐继畲、黄遵宪等爱国史家先后撰成的名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日本国志》,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宝贵的创新价值,并对探求救国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体例精当匠心运用 ——中国历史编纂学优良传统之一

史书体例的恰当运用是历史编纂学的重要问题,我们应当认真地总结、表彰古代史家如何匠心运用,做到史书内部组织结构和叙事方法的严密、协调.体例的制定和运用是为史书内容服务的,出色的史家苦心经营,运用体例达到严密、精当,从《左传》《史记》以下形成了优良的传统,显示出中华民族历史意识的发达.经过初步梳理,通过对百卷巨著如何锤炼成有机整体、复杂的篇章何以写得层次分明、众多人物传记如何合理编次、纷繁的纪年如何恰当处理、学术史著作如何达到完善等五个方面的分析总结,彰显中国史家在体例运用上的优良传统.     

陈垣与弟子柴德赓

陈垣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宗教史研究上成就空前,在元史研究上超越前人,有继往开来之功,而且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卓有建树,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诸多领域发前人所未发,取得了开创性成就,饮誉海内外,被称为＂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毛泽东曾称他为＂国宝＂。     

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倾向与人文性失却——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及其争议为中心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是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的标志。作为史料学派宣言的《旨趣》,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探求事实的真相以"求真"。史观学派致力探索历史规律或法则以"求用",对《旨趣》加以批评。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多注重"求真"和"求用",而忽视"求善"和"求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得以强化,却致使人文性失却。因此,历史研究在注重科学性的基础上应加强人文性的研究。     

简论晚明“西洋哲学”之输入

《记法》专门探讨"记忆"问题,是一部介绍西洋"认识论"或"知识论"的专著。《童幼教育》是教育学及伦理学专著,属哲学之一支,既是介绍"西洋法学"、"西洋医学"入中国之最早文献之一,亦是引介"西洋神学"及"西洋大学"之最早文献之一,可说"太西总学之大略"已赖此书输入中国。《西学凡》介绍了哲学学科四年之课程(第一年逻辑学,第二年物理学,第三年形而上学,第四年数学与伦理学),已经把当时"西洋哲学"之全部内容包含完了。《灵言蠡勺》分四篇,一论灵魂之体,二论灵魂之能,三论灵魂之尊,四论灵魂所向美好之情,是晚明一部专门介绍西洋"灵魂"学说之哲学典籍。这些书在中国之刻印,正值"西洋近代哲学"之发源期,它们没有把"西洋近代哲学"介绍到中国来,但却把"西洋近代哲学"之前的"西洋哲学"介绍到中国来了。近代以前"西洋哲学"之完整框架,已经在弗.培根活动的那时节,出现在晚明中国学术界。     

进化史观的传播与史书编纂的创新

历史观的变革是史学发展的根本变革,必然导致史学的深层次变化。西方进化论的传播,深刻地冲击着传统史书编纂的模式。中国的新史学思潮时期,史家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对史书编纂进行了具有成效的改造,出现了具有近代色彩的章节体历史教科书和崭新的通史、学术史、地方志编纂方式。     

进化史观传播与史书编票的创新

历史观的变革是史学发展的根本变革,必然导致史学的深层次变化.西方进化论的传播,深刻地冲击着传统史书编纂的模式.中国的新史学思潮时期,史家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对史书编纂进行了具有成效的改造,出现了具有近代色彩的章节体历史教科书和崭新的通史、学术史、地方志编纂方式.     

论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的意义——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

科学历史观指的是人们在认识、研究和改造人类历史发展及历史事件过程中所持的唯物的、辩证的根本观点和方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其教学实践中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应有之义;其次,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最后,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是树立爱国主义的客观需要。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对话

20世纪中国史学名家辈出,成就巨大,今天对其发展道路认真地反思、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应当树立动态发展的眼光,从宏观上做出“新史学流派”的新概括,研究它如何由“思潮”发展到“流派”,研究这一群体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一群体学者的共性和各自的学术个性;并进而形成20世纪史学“三大干流”（新史学流派、新历史考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平行发展和相互影响的总体研究思路,取代以往“两大干流”的认识。其次,应进一步探究新历史考证学如何继承了乾嘉考证学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因获得进化史观等新的理论指导而成为一门近代学术;至1949年以后,又因为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而推进到新的境界。再次,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如实地总结它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深刻反思其经历过的曲折;要开掘出“传统思想的精华如何通向唯物史观”一类的新课题;对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应抓住“两种对立的学风”这一关键做观察、分析,既认真总结教条主义一度盛行的深刻教训,又恰如其分地总结正直学者发扬优良学风而取得的巨大成绩,以此坚定我们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用以指导史学研究的信心。     

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正确评价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成就

认真辨析和总结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成就,不仅关系到正确认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道路,澄清人们存在的严重误解,而且关系到认清当前史学发展的方向。本文试从通史、断代史、专史研究的成就,对重大历史问题认识的推进,整理出版大型历史文献的巨大成绩,学科建设取得的显著进展等四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总结。     

数十载融会贯通 曾几番启路辟航——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

从探讨魏收之史学、崔浩国史案,至20世纪80年代对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特点的把握、南北朝史学异同的分析,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经历了由个案式向全面考察的融会贯通历程,体现了他立足史料、实事求是,视野开阔、气度恢宏,条理清晰、论证严密和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治学特点;其相关成果多有突破前人之处,反映了他循风气之先的卓越史识,有启迪后学、开辟蹊径之功。     

陈垣先生学术成就的时代意蕴

考察陈垣先生何以能够取得卓越学术成就的一个新维度,就是深入分析他如何在时代推动下吸收新的智慧,不断开拓奋进。我们从其青年时期如何勤奋学习和矢志追求,从其既善于继承传统,又勇于超越,从其在抗战时期如何提倡并实践“有意义之史学”等方面,都能发掘出丰富的内涵,从而大大推进我们对这位史学大师何以成功地为新历史考证学创辟新境的认识。通过梳理和剖析陈垣先生学术风范的时代蕴涵,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其留给后人的宝贵思想遗产——严谨求真精神、开拓创新精神和使命担当精神,从而激励我们奋发努力,不断把学术工作向前推进。     

文明自信的中国理念及其世界历史意义——论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

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风险与希望、挑战与愿景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内在张力与外在表现,深刻揭示人类文明的本质及其互动与发展特征,成为当下必须直面的具有根本性、战略性、紧迫性的重大时代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立足于中国道路实现史诗般崛起的现实成就与文明品质,习近平深刻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以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展开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地阐发了“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本质论、“交流、互鉴、共存”的文明关系论和“共商、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论,从而为在21世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历史进步与和平发展,提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自信理念。     

我国行政学界腐败研究的现状分析

腐败造成对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巨大腐蚀与破坏,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研究腐败的成因、现状、对策等问题,提出遏制腐败的对策,是历史和社会提出的重要课题。国内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有大批学术成果面世。为推动腐败研究的深入进行,通过对发表于国内行政学界主要期刊上的近一百多篇学术论文的实证分析,总结与综述现阶段腐败研究现状的若干特征和理论观点,并由此分析得出相关的研究结论。     

论王船山的知行统一观对毛泽东实践论的影响

王船山的知行统一观是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对中国近代知行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探讨其对毛泽东实践论的理论建构的影响以及其在中国革命实践和建设中的具体运用的影响,这对于弘扬传统文化,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得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与正确党史观的确立和发展

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正确党史观就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而得出正确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在百年奋斗进程中形成了三个历史决议,一以贯之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中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守正创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三个历史决议确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正确党史观。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哲学基础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作为传统治国之道的重要部分,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就其哲学基础而言,民本思想是传统社会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人性论是传统社会官德修养的理论依据,义利之辨影响着古代官吏的行为模式,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世界观塑造着古代官员的社会责任感。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哲学基础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传统的治国智慧,汲取历史经验,拓宽理论视野,更好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促使社会变得更加清明和公正。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新贡献

从法学角度看,恩格斯晚年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巩固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恩格斯系统阐发了国家和法的起源与演进理论,批判了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历史观和黑格尔唯心主义法哲学,进一步阐发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辩证法;根据欧洲的新形势,恩格斯主张工人阶级要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结合巴黎公社经验,他阐述了无产阶级新型国家和法制的基本原理,反对国家崇拜;在一系列通信中,他深入阐发了法和国家对经济关系的积极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理论,批驳了社会发展的“唯经济论”。恩格斯一系列法哲学新观点,对于当今时代深入理解法与经济的关系、法的历史发展规律、法的本质及功能、法律意识形态等问题,都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