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医学杂志》关于投稿要求提供伦理委员会批准文件及受试对象知情同意书等的说明

正为贯彻落实医学科研和实验的伦理规则要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刊对相关论文投稿提出如下伦理要求:(1)当论文的主体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试验时,作者应该在文章中说明研究是否符合负责项目伦理审查的伦理委员会(单位性的、地区性的或国家性的)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及遵循程度,是否符合国家健康委发布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对受试者知情同意书伦理审查中的法律视角

作为研究者向受试者提供的研究实验信息告知文件,知情同意书既是受试者权益保护的核心内容,也是伦理审查委员会的重点审查对象。文章基于法律视角,对知情同意书中受试者的意思表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受试者保护、事故赔付、隐私保护、解除研究实验合同权利五个法律要素审查做了简要阐释。     

我国伦理委员会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伦理审查的实效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公民健康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有效保护。通过对目前我国伦理审查委员会监管方面存在的立法不完善、监管主体缺失、伦理委员会自身法律地位不明确等问题,提出切实有效的完善对策,以提高伦理委员会审查质量进而达到保护受试者权益之目的。     

法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审查建设

法医学研究伦理审查既是法医学研究管理工作的内容,也是法医学研究的对象,本文针对法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审查问题,论述开展伦理审查的必要性,并对法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建设指导原则进行探讨,呼吁开展伦理审查建设。     

从法律视野看我国区域伦理委员会的构建

2018年11月26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震惊全世界，引发了轩然大波。基因编辑婴儿试验未通过合法的伦理审查就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伦理委员会并未起到其应有的审查作用。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未经备案就为贺建奎团队出具审查意见，说明伦理委员会的设置和工作存在一定的漏洞。造成这样漏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伦理委员会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因此赋予伦理委员会独立的法律地位乃当务之急。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区域伦理委员会的构建则刚好满足伦理委员会发展的迫切需求，是我国伦理委员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法律实证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以刑事法为视角

在刑事法律实证研究中,由于被研究者多为极易受到研究伤害的弱势群体,研究过程及结果又往往涉及司法改革和司法公正等重大问题,因而研究伦理亟需规范。实证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生产知识的方法,对刑事法律实证研究的伦理规范主要是对研究权力的规范,目的是防止知识、权力与资本的“共谋”。应当遵循自律、纪律和法律的总体思路,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依据尊重、保护、公正、全面的原则,规范我国的刑事法律实证研究。在规范的同时还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以解决实践中法律实证研究难以开展的不利局面。     

非法器官移植：医院不能再做帮凶

5月1日，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人刑。司法实践中．由于对“组织”一词的理解存有差异．执法机关和相关专家对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充满期待，但认为其中一个难题是．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走过场。     

专利授权伦理审查的制度重构——从“科技向善”到“专利向善”的法律安排

伦理审查是专利授权审查的重要环节，旨在克服技术伦理问题向专利审查活动延伸并由专利授权而向市场乃至社会范围扩展的现实挑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使大量饱含伦理争议的技术成果进入专利授权审查流程，因而强化专利申请伦理审查的实践诉求也随之日益凸显。但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利益驱动下，却出现了与之相反的“伦理最小化”思潮，使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日渐式微，甚至流于形式，不仅专利授权的公序良俗要求不被重视，专利授权的伦理例外规则也被一再突破。对此，应立足现实需要，结合社会公众的意见反馈，并通过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机制的精细化设计与规范化运作予以化解，既要在内容层面上推进伦理原则的具体化和例外标准的动态化，还要在程序层面上实现伦理审查顺位的明确化、标准的体系化与机构的专门化。     

药物临床试验中知情同意的法律问题分析

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保护受试者权益、安全、健康必须高于对科学和社会利益的考虑,必须对受试者权益给予充分保障。知情同意是人体生物医学研究的主要伦理要求之一,知情同意书是保护受试者权益的主要措施之一。本文对知情同意审查及获取的法律问题加以分析,倡导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充分尊重和保护受试者权益。     

法医学鉴定实践中的伦理考量

法医学鉴定的对象是人及与人相关材料,因此在法医学检案实践中需要考虑伦理问题。基于法医学鉴定中的公平正义、尊重、真相告知三大基本原则,进一步衍生出法医学检案实践活动的具体伦理要求,即法医学鉴定的称职性、对鉴定涉及案件及其当事人伦理考虑、如何处理案件检材。然而当前法医学鉴定却存在部分法医鉴定人不称职、重技术轻程序、鉴定机构选择出现争议、利益输送与利益冲突等问题。笔者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并重点讨论三大矛盾,保证法医学鉴定称职性。     

法官的职业伦理对行政官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行政官的职业伦理具有泛政治化、大众化的特点。行政官的职业伦理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不相符 ,必将影响行政法治的实现。在行政法治秩序建构方面 ,“人”———行政官的主观因素相当重要。通过对法官 (兼及法律家其它成员 )与行政官职业伦理的比较 ,为行政官伦理的发展与完善 ,提供可资借鉴的模式。法官的职业伦理虽然与行政官存在差别 ,但两者根本的理念应是一致的 ,即法治的精神是法官与行政官共同的伦理基础。     

试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伦理困境与法律对策——以法定医疗伦理损害责任为背景

在医疗伦理损害责任背景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具体履行医疗告知义务时、患者(特定情况下其近亲属)知情不同意时、以及面临具体法之局限性时,常常陷于对患者的知情权、生命健康权、自主决定权、乃至自身的法律责任风险进行个人抉择的伦理困境。尽管导致伦理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法律视角来看,制定明确、规范的医疗伦理行为指引,建立解决医疗伦理困境的常设机构,健全医疗风险规避、医疗社会保障和医疗伦理督察制度,应是现实可行的应对之策。     

从“开颅戒毒”谈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管理的立法

“开颅戒毒”成为近期社会一个争论热点,卫生部对这一颅脑手术用于戒毒叫停,也引起了各方的不同反应。国际上对试验性医疗行为,往往都是由医疗机构下设的医学伦理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实施或终止的,而在我国却是一个立法空白。透过现象看本质,笔者谨希望通过本文为我国关于医学伦理委员会的立法工作做些探索。     

医疗过失鉴定需遵循的原则

医疗纠纷解决中的核心问题是医疗过失的技术鉴定问题,在鉴定实务中,确立判定医疗过失的原则,则是此核心中的核心。本文旨在探讨医疗过失评判的基本原则,以期规范和指导相关鉴定工作。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应包括:(1)遵循专业性判断的原则;(2)以注意义务作为医疗过失判断基准的原则;(3)以是否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为审查原则;(4)对医疗紧急处置行为的宽泛性原则;(5)告知-知情-同意的原则;(6)并发症的审查原则;(7)医疗意外的免责原则等。     

许文庆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第三人邢鹏万宣告发明专利权无效决定纠纷案

(一)对请求人关于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在审查时,应当给予程序中的当事人就相关的具体事实、理由和证据等进行解释和申述理由的适当机会,尤其是在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之前。否则,即违反专利复审的听证原则,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3目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二)判断专利权利要求书是否以说明书为依据,主要应当考察权利要求书中每一项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是否能够为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从说明书公开的内容中直接获得或者概括得出,以及权利要求的范围是否超出说明书记载的内容。     

录像资料的初审方法

录像资料是视听资料证据中的一种。对录像资料的审查重点是其客观性、连续性、合法性，也就是说要审查录像资料取得的程序是否合法；录像资料中的声音、图像是否为客观事实，有无伪造夸大或篡改；录像资料所记录的事件前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剪接痕迹。笔者根据工作经验，将录像资料的初审方法和基本程序初步总结为“一审，六看，一检验”。“一审”“一审”，指审查录像资料的收集是否合法。录像资料的来源只有两个渠道：一是知情人、当事人提供；二是侦查人员拍摄。对于第一种情况要审查司法机关是否按法定程序调取。对于第二种情…     

自然界是对象性的人——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再思考

在目前的生态伦理学研究中,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围绕着“人与自然之间是否存在伦理关系”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的一个误区是无不将自然理解为自然物,结果造成了生态伦理的形而上学危机。自然或自然界并不仅仅是自然物,它还是对象性的人,是人本身。据此,人与自然之间必然存在直接的伦理关系。此伦理关系表现为:人自身的异化必然导致人对自然恶和自然对人恶;扬弃自我异化,人与自然界完成本质统一,自然界便成为人的自然界,人亦成为自然界的守护神。     

新婚姻法的伦理基础构架思路探讨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8月12日公布的《婚姻法解释(三)》,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婚姻法作为身份法,它的调整对象主要是亲属身份关系,而亲属身份关系是人伦关系,即婚姻法以伦理性为本质特征。本文就新婚姻法的伦理基础构架思路进行了探讨,这对于构建家庭伦理关系和推进社会和谐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个人信息保护进路的伦理审视

当前的个人信息保护进路可以归为两类:分享优先与控制优先.整体而言,这两种保护进路的共识多于分歧,都力求兼顾各方利益,反对极端主张.在实践中普遍应用的场景主义规制决定了是分享优先还是控制优先的进路之争会在各个场景出现,最终导致具体规则的随机、多元甚至矛盾.为了形成稳固、统一的价值逻辑以及为构建合理的新秩序提供正当性支持,需要从伦理层面审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进路:首先对两种进路予以底线伦理审查,判定两者是否有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其次考察两种进路对信息主体、信息共有人、非信息共有人这3类群体以及对人的发展、经济发展、环境和谐、文化繁荣这4项社会发展目标的影响,从而选择在伦理上更具正当性的保护进路.     

论法官伦理的建构——以国家伦理为基点

通过对法官伦理的必要性分析，确立以国家伦理为基点考察法官伦理的建构。国家伦理是指一个国家作为主体所具有的道德性，对其全体国民及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伦理关怀。国家伦理为法官伦理提供逻辑前提和正当性来源，法官伦理为国家伦理的实现提供现实的转化途径。由此展开，法官伦理的核心内容包括司法公正、恪守良知、信守法律、中立超然、勤勉敬业和清正廉洁等具体伦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