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下乡”模式探析——基于典型地区农村警务实践

"警察下乡"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是"服务型"政府的具体实践,也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必然要求。围绕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做强基层、做实基础"的要求,近年来各地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对"警察下乡"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较为典型的有河南的"一村(格)一警"、甘肃的"治安户长制"和四川自贡的"全民见警"模式。通过分析典型地区的实践经验,针对目前"警察下乡"存在的不足,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旨在以"警察下乡"为契机,从公安基层基础出发,进一步推动实现警力下沉,警务前移,服务前置,提升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大局的能力。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治安治理模式变迁与经验探析

农村治安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新时代农村治安改革的基本方略与目标指向。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我国农村治安治理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自治型治理模式阶段、管理型治理模式阶段以及管理型治理模式向协作型治理模式转变与探索阶段。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是构建"强国家—强社会"模式的农村治安治理体系,即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农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     

新时代警察执法队伍建设的逻辑遵循

警察执法队伍建设是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警察执法队伍建设的逻辑遵循应当以角色、品格和实践为基本指向。从属者、服务者和执法者三重角色共融构成警察执法队伍建设的角色遵循;忠诚、为民、公正构成警察执法队伍建设的品格遵循;组织依托、技术支撑和纪律保障构成警察执法队伍建设的实践遵循。三重角色与三种品格依次对应,并在组织、技术和纪律的综合保障下实践着新时代警察执法队伍的担当和使命。     

新时代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的逻辑、困境与路径

治理下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乡村社会的延伸拓展和普及覆盖,是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作出的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时期和贫困治理新阶段,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清晰的理论逻辑、必要的出场逻辑和创新的再造逻辑等多重逻辑支撑。推动建立反贫减贫的长效机制,亟需打破制约贫困治理的传统困境、战略困境、转型困境和实践困境。有效实现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要以多元主体归位激活精准扶贫的内源动力,以治理思维革新推进精准扶贫的理念转变,以治理体系重构优化精准扶贫的靶场生态,以治理技术迭代推动精准扶贫的智慧治理,实现治理与扶贫的耦合发展,以治理下乡推进扶贫事业迈向新征程。     

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基于秭归县的案例分析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公共参与是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特征,参与主体的多元度以及参与机制的韧性决定了公共参与的成效。通过研究发现,典型地区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注重拓展参与主体范围,因地制宜创新参与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参与主体和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参与主体的多元度影响参与机制的韧性,韧性化的参与机制也能够为构建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提供保障。在新时代,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需要以党组织引领的聚合型主体结构为核心,以责任、利益为核心的共识价值体系为纽带,以黏连多元主体、发挥不同主体作用的参与机制为保障,真正强化主体间合作,使多元主体各尽其能,推动公共参与向跨地域性、去中心化方向转型。以此,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小岗精神与乡村振兴“融”机制的建构

发轫于安徽小岗村的中国农村改革经过了激荡磅礴的四十年,既孕育和铸就了"小岗精神",又谱写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华彩篇章。"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农村改革的总纲领和新目标,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要义。新时代,农村改革再出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弘扬小岗精神,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任务要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着重从经济融通、生态融和、人文融洽、治理融同、社会融合、制度融接、时空融进等七个方面构建乡村振兴"融"机制,有效有序有力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再创辉煌。     

论中国土地经营模式变迁与农村治理转型

土地经营模式作为时代和制度的产物,一经形成便深刻影响着农村的生产与生活形态,也形塑着农村的治理生态。中国土地经营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租佃模式到土改模式、人民公社模式、家庭联产承包模式的变迁。不同土地经营模式在孕生不同农民、农村与国家关系的同时,也催生了与之相匹配的农村治理方式。在土地延包和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不断完善的土地"后承包时代",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仍然是农村土地经营的必然要求,农村治理也仍会延续国家权力逐步撤出、多元治理不断增强的态势。但国家权力撤出并非意味着国家放任农村治理发展。基于土地经营模式变迁契机,国家通过顶层设计的助推,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主体多元、参与自主、内容丰富、方式民主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治理体系与格局,是新时代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涉黑犯罪问题——以征地拆迁涉黑为例

新时代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和治安形势深刻变动,农村出现原子化现象,很多农村地区失去了传统的自我组织能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车轮不断滚动,矿产、建筑、拆迁等领域具有前所未有的利益空间和灰色链条,扩大了农村黑恶势力的生存空间。其异化路径已经深深腐蚀基层政权,通过城乡犯罪对比,发展路径,以及生成原因的基础之上,摸索出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下针对农村地区的预防、治理重点指向和优化路径。     

美国高校校园安全的实现:治理结构与组织保障——兼论对我国高校校园安全治理的启示

美国高校校园安全责任主体是校园警察。在校园安全治理方面,美国高校有较高的自主权,各个高校能根据自身需求灵活设计本校校园安全治理结构和校园警察组织结构,使校园安全治理结构和校园警察组织结构设计能够较好地契合本校实际需要。美国校园警察在维护其高校校园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体效果良好。比较借鉴来看,进一步加强完善我国校园安全立法,更新安全治理理念并加强校园安保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高校安全善治的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崭新命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来促进“三农”的全面现代化。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意蕴,构建适合于乡村社会发展的现代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形成多元参与和政社良好互动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夯实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处理好技术化治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由此,使农村社区最终达到治理有效的目标。     

认同与开放:民法精神对提升警察网络素养的启示

在网络文化朝向文明发展进程中,警察群体不仅是网络文化的参与主体,也是网络空间的治理主体。警察对网络文化的治理效能虽然与多种要素相关,但是警察网络素养是不可忽视的前提与关键。推进网络文化文明进程需要提升警察群体的网络素养。民法典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创新典范,其精神原则不仅关乎法治文明的高度,而且可以作为提升警察网络素养的基本遵循。警察网络素养提升可以从民法精神中寻求启示,借助主体间性参与、权利认同性参与、主体开放性场域与培育网络主体的公民意识等路径来实现。     

“治理”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理解

新时代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动力,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构建多元互动、上下贯通的治理格局从而全面推动深化改革。采取对比研究的方式:一是从"统治—管理—治理"的纵向历史维度以及"国家—政府""国家—社会"的横向空间维度出发,以权力配置为线索,分析与阐述了治理的概念及其理论产生与发展的脉络与原因;二遵循由一般到特殊的研究路径,坚持党的领导,从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方式和治理逻辑出发着重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治理概念及其理论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农村生活治理的困境和优化路径——基于对赣州、平谷两地的村庄调研

农村治理内容发生的生活化转向对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对赣州、平谷两地的村庄调研发现,环境恶化、生活失序是农村生活治理要解决的主要内容;政府主导型的农村生活治理面临合法性不足、治理绩效不佳、治理成本过大三重困境;经验证明,党员、妇女和老年人是农村生活治理的关键主体,他们分别扮演着政治转换器、家庭载体和文化建设主体的角色;"政府倡导—党员带头—农民参与"的治理架构、集中整治和常规治理并重的治理方法共同组成农村生活治理的有效机制。     

村级治理行政化：实践样态、发生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皖南K村的田野调查

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转型中的明显趋势。通过对皖南K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资源下乡、制度下乡以及农村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下,村级治理行政化体现为村级治理主体的职业化、村级组织体系的科层化和村级治理事务的行政化等实践样态。村级治理行政化中存在空间挤压、关系失衡和主体缺位等内在困境,应通过迈向简约治理、形塑关键少数和再造期望主体等方式优化村级治理路径。     

警察枪支使用裁量权的治理

警察枪支使用裁量权是警察裁量权研究的一个独立领域,应厘清现阶段警察用枪规则治理、调查审查、不作为及组织裁量等治理争议和疑难,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治理路径、工具、技术和具体方案。警察枪支使用裁量权的治理应当以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和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作为分析工具,整合警察用枪裁量权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以之作为甄选治理方案的突破口。在此基础上,强化公安机关自我规制、调查监督、司法审查连结而成的传统权力治理体系。并从协商规制的视角,充分关注警察用枪规范、政策、惯例、数据、规律、衡量因素及方法等信息的公开和说明,以此作为传统治理技术的补强。     

农村社区“共治”模式的人才支撑状况调查与研究——以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三元乡为例

农村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在农村社区推行"共治"模式必须要有一定的人才支撑。我国推进城市化以来,农村社区人才变动,特别是农村社区精英的流失给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带来了冲击和危机,因此要从农村精英培育、乡村干部素质提升、社会组织发展引导、大社区建设等方面突破农村社区"共治"模式的人才缺乏的困境。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坐标与时代贡献

在60年的社会变迁中,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领导与依靠人民相结合,在正确的方向上凝聚强大的治理力量;坚持传统优秀治理资源与现代新型治理方式相结合,在“守正创新”中应对时代新问题;坚持发展地域特色与复制推广应用相结合,在互动交流中相互借鉴、共促发展。在宏大的历史坐标中,新时代“枫桥经验”为中国地方性治理乃至发展中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国家—社会—人民”有机统一的新结构、一种“三治融合”协商民主的新经验和一条“科技赋能”共治共享的新路径。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智慧、新模式和新方案。     

新时代绿色治理观:形成、内涵与价值

新时代绿色治理观的形成有着其现实动因、历史传承和理论依据,是新时代中国绿色治理的实践诉求,受到中国传统绿色治理智慧的丰厚滋养,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绿色治理思想。新时代绿色治理观主要包括价值目标论、系统治理论、制度保证论和科技支持论等丰富内涵。新时代绿色治理观,从政治发展高度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推进绿色治理体系和绿色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指导思想、为中国绿色治理指明了方向;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推进全球绿色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     

“新乡贤”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日益推进,农村社会成长出一批有知识、有资财、有道德、有情怀的"新乡贤",并成为当代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离不开当代"新乡贤"的广泛参与。为此,必须着力培育新时代乡贤文化,完善工作机制,建强"新乡贤"队伍,多措并举,大力促进"新乡贤"有效参与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进程。     

我国警察职权规定的演变、问题与出路

警察职权不仅是实现警察目的、从根本上落实和实现警察任务的基本举措,还是联系警察组织法和警察作用法的枢纽环节。在职权目的、主体和表达方式等问题上,我国警察职权立法都有自身特点,但困于警察权概念上的模糊认识,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基于对警察职权与相关概念的比较认识,应当通过将警察权力锚定在"一种特殊的行政权"这一逻辑上,在综合立法模式下,来修订现有警察职权规定并确定其具体内容。但着眼未来,要采纳组织法和作用法分立模式,制定"人民警察组织法"和"警察职权行使法",才能在整体上逐步走出在立法上仰赖组织法,新时代警务需要作用法来撑持的当代警察职权规定的实践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