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实证研究——基于168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二审判决书的分析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以互联网为媒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问题日益严峻.通过对168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二审案件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正面临着保护法益界定不清、法律适用偏差、量刑不适当等诸多问题.未来应从事前预防入手,明确法益保护立场,规范该罪的定罪量刑活动,优化刑罚适用,实现法律条文与司法实践的有效...     

论大数据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告知同意原则

大数据时代,告知同意原则是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最重要的合法性原则之一,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言,同意原则亦是不法阻却事由。由于信息科技的发展,告知效果的虚化、同意之"理性人"基础受到冲击、同意原则与大数据技术模式功能相抵牾,告知同意原则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受到质疑。然而,告知同意原则的理论基础不可放弃,告知虚化问题亦可解决,因此只需对其进行适度改造即可。对个人信息按蕴含的利益进行类型化区分,即分为与人格尊严直接相关的个人信息(敏感信息)和与人格尊严没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一般个人信息),以对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进行有梯度的保护。灵活运用不同的同意模式、采用多视角解释方法以及注重多种利益衡量,对大数据技术对数据二次利用及组合利用、同意或离开二选一情境下同意的任意性等问题进行类型化分析,进而判定同意是否有效、是否可以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不法阻却事由。告知同意原则不是万能的,欲实现个人信息的保护与流通的平衡,也应注意使用其他合法性事由。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研究

信息社会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刑事立法顺应了惩治此类犯罪的社会需求,将该类行为入刑,但相关规定还应加以细化、完善。刑罚预防应当与犯罪预防相结合,只有做到事发前预防、事发后严惩才能真正遏制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事件的频发,从而真正做到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严密保护。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事立法初探——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

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判断影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其在法典中所处位置、入罪条件、犯罪性质、责任主体与主观方面的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的规定尽管在立法上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威及认定

构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必须同时具备四大要件：一、犯罪客体是公民个人信息的隐秘权;二、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三、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四、主观方面是故意的,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在司法实践中,还应严格把握罪与非罪以及与他罪的界限。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侦查研究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常见手段有利用非法QQ群、假借公司名义、利用职务便利非法窃取、收集和交易个人信息。其作案流程是"上家"非法获取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中间人"联系"上家"和"下家",促成交易,"下家"收到公民个人信息后进行各类非法活动。其案件特点有作案团伙化趋势明显,作案手段逐步智能化;衍生犯罪多,社会危害性大;犯罪成本低,犯罪收益大。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侦查应致力于分析下游犯罪,寻找泄露源头;切断利益链条,断绝资金流动;加强打击力度,建立监控体系。     

“互联网+”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防控路径

"互联网+"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呈现出:个人信息涵盖范围广、被侵害数量大、被用于谋利等违法犯罪活动、单位"内鬼"成为行为主体之一、被害人群体化、共同犯罪趋势较为明显与刑罚轻缓化等特征,形成了复杂的犯罪链条。而部分网络行为主体自身道德伦理缺失,监管制度不到位,个人信息利益化以及网络群体特殊心理是导致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重要诱因。为此,在宏观上,要构建"互联网+"的伦理道德,净化网络空间;中观上,要加强多部门的联动治理,落实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微观上,不断提升公民尊重个人信息的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须设立《个人信息保护法》,健全个人信息法律规范体系,构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综合治理体系,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信息。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刍议

当人们正在为信息社会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之时,信息技术以及信息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个人信息滥用等不利因素直接或间接导致新的价值危机和利益损害,造成新的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公民个人信息利益被侵害是众多社会因素反方向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其进行治理也应该考虑运用综合手段,其中立法是最基础、最根本和最有效的措施。     

基于网站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电子数据取证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形式多样,其中典型的一种是基于网站非法收集售卖公民个人信息,此类案件的电子数据取证需要还原犯罪现场,提取分析公民个人信息来源与数量、非法获利等数据。介绍一起此类案件的电子数据取证工作情况,并对相关信息描述和取证工作进行思考与总结。     

论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

随着网络的发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即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且其危害性随着网络的进步日益增大。网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因网络这一载体的作用在犯罪构成特征上表现出与传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不同之处。     

侵犯商业秘密罪中侵犯他人技术信息之司法认定

商业技术秘密的构成须同时具备秘密性、经济实用性和保密性三个条件。判断秘密性的标准是新颖性、非公知性和获取信息的难易度。本文同时对侵犯商业技术秘密的证明和损失数额的计算提出了意见。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体系性建构——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分析范本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再次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纳入修改的范围,此次修改扩大了惩治范畴,进一步规范了立法用语,但在解决部分争议、完善法条设计的同时衍生出多个问题。《草案》第16条第一款与第三款间的设置不合理,《草案》第16条第二款依第一款规定进行处罚将导致罪刑设置上的失衡,出售属于提供的同义反复及犯罪行为规定不够全面等。因此,有必要对《刑法》第253条之一进行重新建构,以建立全面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体系。     

论犯罪现场的构成

犯罪现场构成 ,是指在动态过程和静态结构上组成犯罪现场的实质性内容要素和形式性外在要素的总和。犯罪现场构成与犯罪案件构成 ,是明显不同的两个事物 ,但它们之间有双重联系。犯罪现场的动态构成 ,是指犯罪现场随犯罪活动的发展和勘查活动的进展 ,而在不同阶段上呈现出的不同样态的总和 ;犯罪现场的静态构成 ,是指构成特定状态下的犯罪现场的实质性内容要素和形式性外在要素的总和。     

略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域都离不开计算机,以计算机系统为对象或手段进行犯罪的案件也日益增多。这些案件虽然多以侵入或者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为表现形式,但往往动机不同、目的不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后果也不同,因此,在定罪量刑上应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同时提出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立法完善的一些建议,有利于进一步防范、控制和打击此类犯罪。     

不利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

不利个人信息是指对公民人格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的个人信息,如犯罪纪录、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纪录等.这类信息是否属于个人隐私,应否受到法律保护以及如何保护在理论上存有争议.探讨这一问题对于保护特定群体的人格利益和建立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解读与司法纠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立法的新罪名,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存在争议,值得探讨。我国《刑法》中不存在直接规定帮助行为的条款,第25条第1款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涵盖了对帮助行为的处罚。《刑法》分则将帮助行为实行化符合国际立法潮流与国内犯罪治理需要,阐明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帮助型犯罪”的行为本质。为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提供帮助之行为的存在是认定此罪的逻辑起点,但不是此罪成立的全部条件,司法实践中仍需认定帮助者的认识内容以及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有无通谋,确定其帮助故意。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者不应被定位于相应犯罪的从犯,而应赋予其独立的量刑空间,因其可能在多人犯罪中发挥主要作用。     

现场勘验信息系统的应用与存在的问题

《全国公安机关现场勘验信息系统》已成为公安部刑事技术专业考核的重要指标,但在使用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如录入案件数量较少、已录入案件的信息质量不高、暂存的案件信息质量不完整、"十类案件"勘验信息未全部录入系统、不重视案件串并工作等问题。公安机关应该提高对"现勘系统"的重视程度,加强信息质量监管,同时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录入人员素质,规范"现勘系统"的录入程序以及进一步提高"现勘系统"的功能,简化操作过程,以此提高现场勘验信息系统的使用效率,进而提高破案率。     

《民法典》时代信息收集阶段的个人信息保护

随着《民法典人格权编》的颁布与实施,对个人信息予以私法保护的必要性渐被认可,个人信息主体的意思表示对于收集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通过信息特性划分个人信息类型的基础上,分别设定相应的授权方式,采取公法与私法并重的综合性保护模式,对实现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