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矫正视域下的认知行为疗法

在开展循证矫正实践活动中,寻找和确立最佳证据成为该活动的基础性工作。作为行为治疗和认知治疗融合而成的认知行为疗法在罪犯矫正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最佳证据确立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疗法,探讨其矫正机制,了解其在国外罪犯矫正中一些应用项目,对推动我国罪犯矫正工作将有重要作用。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社区循证矫正初探--以湖南长沙市雨花区岳麓区为例

循证矫正即遵循证据的矫正,是“Evidence—based corrections”(“以证据为本的矫正”)融入了中国文化元素后的意译词。其源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20世纪末该理念进入矫正领域并在美、加等国得到广泛研究与应用。2012年9月,我国司法界正式引入这一理念。在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我国的社区矫正起步晚且存在着社区矫正管理的粗放性、矫治方法的主观化、矫正工作者的本位化、监狱与社区的错位性等诸多不足。借鉴西方的循证矫正理论,对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循证矫正的理论依据、基本原则、实践模式,完善社区循证矫正这一新的司法改革模式,意义重大。     

罪犯循证矫正的核心:证据

证据是循证实践之魂。循证实践是以证据为本的实践,循证矫正的过程就是在实践中寻求利用并循环利用最好证据矫正罪犯的操作模式和具体方法。循证矫正证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理念上的以证据为本的实证属性和科学工作模式,而且在于其本身即是循证矫正实践框架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     

论循证矫正方案的科学设计

在我国开展循证矫正的理论与实践中,矫正方案的设计是最为关键的环节。设计更有效的循证矫正方案需要遵循风险—需求—反应原则,对矫正效果的评估需要使用有针对性的、具有良好信效度的评估工具,实现矫正方案在矫正实践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而实现矫正效益的最大化。     

中国循证矫正的对象、问题与解决方案

中国监狱开展循证矫正,应当依据高危险性、高价值性、高匹配性三原则和多种方法确定对象,运用测试、观察、访谈等多种方法评估矫正对象犯因性缺陷等问题,善于寻找、鉴定和精选最佳证据,在此基础上,结合矫正对象的特点和意愿制定矫正方案,才能确保循证矫正取得良好效果。     

循证矫正的方法论探讨

循证矫正实质上是一种矫正方法论,基于这种方法论指导下所形成的罪犯矫正的一整套运作体系,我们可以称其循证矫正模式。从方法论角度,循证矫正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的基本内涵。     

循证矫正运行流程的构建与解析

循证矫正是一种科学性、精确性矫正,要求循证矫正的运行流程必须做到科学化、规范化。按照矫正工作的原理,借鉴循证医学、心理学的运行流程,一个完整的规范的循证矫正的运行流程应该由提出问题、检索评价证据、决策应用、效果评价、循证矫正总结、撰写循证矫正案例报告等六个先后环节组成。     

质性研究在循证矫正本土化中的价值

循证矫正本土化需要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多元化。质性研究作为有效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异于量性研究的价值趋向。质性研究是挖掘本土化矫正证据的有效方法,其成果有助于循证矫正本土化证据与矫正实践的衔接,有利于培育本土化循证矫正土壤。重视质性研究在循证矫正本土化中的价值,能够推动循证矫正本土化的快速发展。     

论循证矫正技术在个案矫正中的应用

当前发表的很多个案矫正案例显示,在个案矫正中没有充分运用循证矫正技术,导致难以在现有的矫正个案里累积循证矫正的证据资料,不利于个案矫正和循证矫正互促发展。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研究如何将循证矫正的技术融入到个案矫正的实践中。一方面,要论证个案矫正和循证矫正在理论层面上是互通的,是可以借鉴融合的;另一方面,要探讨在矫正个案中应用循证矫正的适用操作技术。     

涉农领域共同职务犯罪定性研究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骗取公共财产提供帮助,如果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则是典型的渎职行为。具体罪名适用涉及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如何定性的问题。基于共犯的本质在于行为共同而非犯罪共同的立场,可以适用不同的罪名。而有无特定身份则需要根据行为人是否参与到具体行为情境中去判断。同时,对涉农领域的共同职务犯罪,在事实维度上仔细区分不同的事实情状,对于厘清行为人的行为身份进而确定适用不同的罪名具有重要意义。     

老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

步入21世纪的我国社会正呈现结构老龄化趋势,社会的老龄化带来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其中老年人的违法犯罪不容忽视。作为社会中需要特别照顾的特殊群体,如何看待老年人的违法犯罪问题,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征地拆迁职务犯罪刍议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征地拆迁成为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一个高发领域。文章以征地拆迁职务犯罪的实例为视角,深入分析了当前征地拆迁中存在的骗取补偿款的＂四假＂行为和拆迁监管＂三缺＂现象,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的对策。     

论共同犯罪中的转化犯

共同犯罪中的转化犯是转化犯在共同犯罪中的特殊表现形态,有独特的特征,不能将其与另外两种共同犯罪形态即共同犯罪中的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中的过限犯相混淆。共同犯罪中的转化犯长期以来一直被纳入共同犯罪中的过限犯作为同一范畴来讨论而未加以明确分开,刑法对于转化犯专门规定已经使得原有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形态的划分发生了一定的缺漏,如果不加以区别,那么势必在定罪量刑上就会产生混乱、发生争议。在其定罪与量刑上,要考虑共同犯罪和转化犯两方面的特点,同时鉴于共同犯罪中转化犯和共同犯罪中过限犯有较多相似之处,可以借鉴共同犯罪中过限犯在定罪量刑上的理论对共同犯罪中转化犯进行定罪量刑。     

渎职罪中的"结果犯"存在未遂

我国刑法渎职罪罪状叙述里规定的结果要素或情节要素,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应属于构成要件,是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而非区分既遂未遂的标准.但特定情形下:排除刑法第13条"但书"情形、具备一般未遂犯的条件、具有追求较大危害结果的确定性故意,行为人以法定结果发生为追求目标,即使最终未实现该法定结果,也可以成立犯罪未遂.     

论共同犯罪人刑罚的从属性与独立性

共同犯罪相对于单独犯罪而言,是一种复杂的犯罪。从形式上说,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犯罪人刑罚的从属性与独立性理论,是从共犯从属说与独立说中化解出来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共犯"。从属说和独立说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共犯的犯罪性问题,即共犯的犯罪性来自自身还是正犯,但事实上,对于回答异质行为是否应该科处刑罚以及如何科处刑罚,才是独立说与从属说之终极体现。可以说,在刑罚领域的独立性与从属性解决的是共同犯罪人的刑罚是否存在"参照"或"依照"其他共同犯罪人刑罚的问题。     

共同犯罪的过失过限

在共同犯罪中，部分共同犯罪人因其过失而实施超出共同犯罪范围的行为，应构成共犯过限。基于犯罪过失的性质，这种过限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对过失过限的认定，应当考虑罪数形态的概念和共同犯罪的要求加以具体分析。     

职务犯罪初查中适用强制到案措施的思考

从职务犯罪初查工作的实践出发,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十分必要,但是相关法律条文却对此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检察机关解决实践需求与法律禁止之间冲突的路径皆行不通,根本原因在于职务犯罪“客观立案条件”思想的存在衍生了职务犯罪初查无法克服的缺陷。检察机关应树立正确的“主观立案条件”思想,将职务犯罪初查定位为立案之后的初步侦查,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可以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应立足于职务犯罪侦查的法律监督属性,针对职务犯罪的现实危害性,树立“职务犯罪侦查权威观”,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对证人也可以采取强制到案措施。     

职务犯罪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转换标志研究

现有四种主要学说,不能准确阐释职务犯罪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的转换标志,应更进一步研究。结合权力重新配置对犯罪调查内涵之更新、监察立案具备刑事立案之实效、监察法相关规定暗含监察调查启动司法程序之旨意三方面,以监察立案调查作为程序转换标志具备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具体来看,程序转换以监察机关出具立案决定书之时为原则,以第一次采取强制调查措施之时为例外。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的二分并不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不同程序阶段上的排他性适用,二者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都对职务犯罪案件具有规范指引作用。